自古以來，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在大自然面前，無論人的地位有多麼顯赫，身份又如何高貴，終究難免一死。於是聰明之人，往往在生前就會為自己留下遺囑，將自己生前的心願和死後事宜用文字的形式提前交代清楚，做個生前明白、死後清楚的鬼。既然帝王也是人不是神，因此也是無法逃脫大自然的法則，只不過他們寫的遺囑被稱為“遺詔”。

在我國封建社會，大多數皇帝在臨死前是要寫遺詔的，在遺詔中，不但總結自己一生的功過，安排後事，還要確定皇位的繼承人，規定喪葬禮儀等。皇帝駕崩後，頒佈至全國各地以及中國附屬國。遺詔一般由皇帝口授，由皇帝指定的心腹重臣代筆。實際上，當皇帝病危時再寫遺詔，往往其本人或已口不能言，或神志不清，或昏迷不醒，或猝然死去，在這些情況下，只能由文臣代寫遺詔。然而也正因此，這種遺詔往往不能真實地表達出先帝的意願，甚至被反對派利用，起到宣傳反對派觀點、歪曲先帝真實思想的作用。如順治帝的遺詔，一些清史專家至今都認為那是在孝莊文皇后的授意下改寫的，以致使順治帝的遺詔成了他的罪己詔。

鑑於歷史教訓，康熙帝不以死為忌，決心趁自己清醒之際，採取漢族文化中子孫成家立業、分家產提前寫遺囑的形式，自己提前寫遺詔，並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開始，他就在思想上進行了準備，平時的生活和朝政等點點滴滴，自己認真總結，隨時筆記，精心收藏，十年之間，從不間斷。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康熙帝臥病在床，此時遺詔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他決定在自己清醒之時，把已寫好的遺詔基本內容公之於世，讓海內臣民能瞭解自己的真實思想，避免將來一旦猝死，別人矯詔篡改。當月二十一日，康熙帝把眾皇子、滿漢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大臣召進乾清宮東暖閣，當眾宣佈了他準備了10年之久的遺詔。

首先，他介紹了自己最近的身體健康情況：

朕少時，天稟甚壯，從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頭暈，漸覺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圍，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顏貌加豐，每日騎射亦不覺疲倦。回京之後，因皇太后違和，心神憂瘁，頭暈頻發。

接著，康熙帝闡述了清朝入主中原最是天經地義、名正言順的，稱其原因是“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耳”。雖然當皇帝五十餘年，卻全是“實賴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自古至今，在有年號的211位帝王中，他當皇帝時間最長。然而他在位雖久，卻“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

康熙帝講完自己用心治理天下的苦心未必能為天下世人知之後，話鋒一轉，開始講述自己提前寫遺詔的原因：

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並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欲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

接著，他講述自己當政五十七年中日理萬機，用人行政，兢兢業業，“殫心竭力，有如一日”，“勞苦”治理國家，可他並沒有因此“旁諉”帝王所應擔負的責任。講到他的日常生活起居，自幼強健，巡狩節儉，戒酒色，防小人，因一次大病身體欠佳，未死之前不吐不快，為之旁徵博引，評古論今。並講明他不信祥瑞，只求實政。洋洋數千言，盡皆肺腑之語。最後他這樣說道：

願爾等大小臣工，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叮嚀反覆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

並強調這些言語已經存在心裡十年，如果日後他死了，要說的話也就是這些了，“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

康熙帝的這篇感人肺腑的遺詔主要包括了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位久、高壽；二是勤於政事，鞠躬盡瘁；三是注重騎射，用武力統一和保衛國家；四是力戒奢華，崇尚節儉；五是不信祥瑞，講求實政。康熙帝的自我總結和評價，基本符合實際，並無誇大和吹噓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