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團體在發展中都會遇到“自立門戶”，從團體中剝離的事情，這也是一個很棘手的難題。一般而言，當一個團體沒有成氣候時，如果不能正確確立內部分配機制，優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門戶。

如果屬於一般人員“出走”，當然不會對事業乃至團體構成危害，但如果屬於決策層、核心層，其隱患就不能掉以輕心，要予以堅決的打擊。

王金是曾國藩非常賞識的一名將領，他治軍、用兵都很有一套，曾國藩說他有“名將之風”。曾國藩初創湘軍時，在很多地方都得益於王金的經驗。

對於王金，曾國藩也一直準倍加以重用。但是，王金有一個缺點，就是性格傲慢，自視甚高。曾國藩移駐衡陽編練湘軍後，授命王金回湘鄉募勇。王金回到湘鄉後，十分張揚，出入都要敲鑼打鼓，鄉人都為之側目，曾國藩聽說後，對王金的張揚非常不滿。

王在湘鄉招募了3000人，曾國藩向來主張招一人即收一人之效，採取精兵厚餉的政策，以區別於綠營，因而聽說後趕緊去信制止，說新招之勇，最多不要超過三營，不然，恐怕回到衡州後連糧餉都發不下來。

令曾國藩氣憤的是，王金帶著這3000勇丁回到長沙後，竟與駱秉章 來往密切，並漸漸流露出自成一軍、不再聽曾國藩指揮的傾向。

曾國藩於是斷然要求王金除了原帶一營外，新招者只留二營或三營；營官由曾國藩處任命，並按統一營制編練，但駱秉章 卻不令裁撤，命其加緊操練，駐省聽調。

原來，在軍隊的調遣問題上，曾國藩與駱秉章 早已有了矛盾，發生了多次衝突。田家鎮戰役失敗後，太平軍西上，駱秉章 便以巡撫的名義，命令駐瀏陽的湘軍鄒壽璋營移防嶽州。

對於駱秉章 插手湘軍的調遣，曾國藩自然不能容忍，便下令鄒壽璋不能移動，而是原地防守，這實際上是剝奪了駱秉章 對湘軍的指揮權。

與曾國藩產生矛盾後，駱秉章 也非常想直接掌握一支部隊，以便在軍事上不完全依靠曾國藩。所以當王金到了長沙以後，駱秉章 即拼命加以拉攏，使王金感恩不已，完全投向了駱秉章 一邊。

對於王金的不聽命令，曾國藩十分惱火。王金的新勇糧餉都來自駱秉章 的供應，所以不得不聽從湖南大吏的排程，而成為官勇了。這與曾國藩所設想的練成一支完全由他控制的、獨立的湘軍的基本思路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因此，為了鞏固湘軍的團結，使湘軍只能唯他一人之命是聽，曾國藩開始認真地考慮，是繼續與王金共事，還是將他清除出湘軍。

在做出決定之前，曾國藩先給王金寫了一封長信，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希望王金能夠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而回心轉意。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到處寫信給朋友，一來是希望取得朋友們的支援，二來也希望朋友們幫忙做王金的工作。然而，這些都沒有起多大作用。

曾國藩在關係到自己以及湘軍的前途命運的大事時，每次都不妥協，這次也不例外。於是，在咸豐三年十二月，他終於與王金攤牌，就兩人間的關係做一個了結。曾國藩給王金寫了一封密信，要王金必須在遵守湘軍的營伍制度與脫離曾國藩的湘軍系統之間做出一個明確的選擇。信中說：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條，聽足下自為屈伸者三條。能如吾之約，則一一照辦，破釜沉舟，以圖一舉；若必不肯從吾之約，則足下自成一軍，今後吾將不與足下事，吾並將另募數營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國藩所強調的不可更改的五條之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求王金只能統帶其中的一營，其他各營需要由曾國藩另行委派營官統帶，各營勇丁的數量也必須遵守湘軍統一的營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營後，必須經過至少兩個月的訓練，才能開赴戰場打仗。

一句話，王金必須聽從他的指揮，否則，他就不承認王金繼續做他的部下。然而，王金此時已經去意已決，他以為自己追隨湖南巡撫駱秉璋比跟著曾國藩走更有前途，便對曾國藩的警告不予理睬。

駱秉璋也趁機拉攏王金，表示他所統帶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並繼續駐守在省城長沙，聽候調遣。這樣，王金就更加拒不聽命了，從而導致曾國藩和王金的徹底決裂。

王金從此自定營制，自派營官，在組織上、制度上獨立於曾國藩之外，自成一軍。人們以後也習慣地稱之為“老湘軍”，以別於曾國藩統轄的湘軍。

曾國藩看到局勢已無可挽回，便忍痛與王金一刀兩斷，將他逐出教門。曾國藩在給駱秉章 的信中說如果湘軍再多出幾個王金，羽翼一豐就遠走高飛，那麼，練再多再好的軍隊，也不過是替別人做嫁衣而已，這是曾國藩所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果斷地將王金清除出去，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