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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部分內容之前有寫,這次是前文的補充完善

隨著《大秦賦》的熱播,很多古戰愛好者開始對秦軍甲冑形制津津樂道起來。有人發現,電視劇中秦軍的軍服以紅黑色為主色調的軍服,但不是說好了“秦國是水德,水德尚黑”嗎?之前的一些著名影視作品比如《英雄》,也以黑色作為秦國的主色調的。那麼真實歷史上的秦軍遠遠望去,真的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黑壓壓一片?其他諸侯國的服色是什麼樣的呢?

雖然《史記》中的確有秦始皇時代“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的記載,這種印象還被很多影視劇所強化,讓人誤以為秦人和秦軍一直偏好黑色,但真實情況絕非如此:黑色從來都沒有為秦人壟斷;東周時代的諸侯國們並沒有一以貫之的統一服色,統一顏色的戎服在那個年代也不存在。

1.東周時代還沒有系統的德性-服色理論

雖然秦屬水德,水德尚黑的說法深入人心;五德相生相剋的理論,也發源於戰國時代,但系統性地將政權服色和王朝德性作對應,則是秦漢大一統之後的事情了。

披紅甲的周朝戰車兵

在此之前,五行和服色的對應關係雖有萌芽,但是大都不成體系,而且頗有事後諸葛亮的感覺,比如戰國中期的鄒衍是這樣解釋周朝尚赤的: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而此時距離周朝建立已經有數百年了,這種對上古歷史的解釋可信度並不高。所以,以秦始皇時代的服色風尚反推東周時代的秦軍服色並不合理。

2.東周列國怎麼穿?每時每地都不同!

既然在東周時代還沒有系統性的服色-德性理論,所以在東周時代,每個諸侯國從上到下、在數百年間一以貫之的統一服色並不存在。歷史記載顯示,當時有的,僅是盛行於一時一地的服色風潮。而這些流行元素,往往受如下原因的影響:

1.通用的喜好:比如周人用赤,以赤為徽號,這一風俗無疑對周人分封的各個諸侯國都有影響。

當然,黑色在周禮體系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比如《周禮·春官宗伯·司服》:凡冕服皆玄衣臔裳;《周禮·天官冢宰·司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大裘就是黑羔裘);《《周禮·春官宗伯·司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論語·鄉黨》:羔裘玄冠不以吊(黑衣是吉利的服飾,不能用於弔唁場合)。而且根據西周青銅器銘文的記載,玄衣等級最高,這與傳世文獻是吻合的。

而秦國是周人分封的諸侯,佔據關中後又收編了周遺民,接受周人的部分傳統。所以秦國的“上黑”,也是來自於西周的古老傳統+通用喜好,並不具有絕對的特殊性。要說東周時代的秦國壟斷了黑色作為國家服色,那就是搞笑。

2.地域和宗教:南方的楚人認為自己是日神後裔,火神之嗣,所以即使和周朝分庭抗禮,他們也對赤色服飾,有非比尋常的熱愛,比如楚莊王的服飾就是“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現在出土的大量楚系文物,也有鮮明的赤色裝飾。

楚人以日和鳳為圖騰,崇拜紅色

考古發掘出土的楚系皮胎漆盾也以紅-黑為主要色調

3.貴族的喜好:列國王公都有一時的喜好,這些喜好也會形成具有影響力的風潮:比如“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一些歷史類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將齊國的服色設定為紫色的出處,可能就是這裡。但是這樣的風潮和楚靈王好細腰類似,波及面很可能只涉及到宮廷和社會上層,社會底層受的影響不大。

“好紫服”的齊桓公

4.實用的需要:列國不同的制度或者實際需要,也會催生不同顏色的軍服,比如戰國策-趙策一記載的趙國王宮禁衛軍被稱為黑衣;越國的王宮衛士的衣甲也是黑色,將精銳部隊區別於其他的部隊。

曾侯乙墓出土的后羿射日圖

如火如荼

理論上曾國是姬姓後裔,又受楚國影響,整體服色應是紅色才對;但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記載:陪葬的部分楚甲和吳甲疑似白色:“二真楚甲,索(素)”,“一吳甲,索(素)”;著名的成語“如火如荼”出自《吳越春秋》,記載的是吳軍不同陣型部分戰士的衣甲顏色不同。

最後,上述風潮主要適用於各國的宮廷或者精銳部隊,各國社會底層,往往和上流社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風貌。比如文獻記載秦國有上黑和上尚白(祭祀白帝)的傳統,但是在具體的社會分工上,我們又能發現“城旦春,衣赤衣”的記錄。

3.秦軍士兵怎麼穿?各種戎服色繽紛

睡虎地秦軍士兵家書

那麼戰國時代的秦軍究竟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呢?他們應該穿的是顏色鮮豔的各色戎服。

睡虎地的秦兵在寫家書的場面;護甲細節和戎服配色有參考秦俑等材料,復原圖出自“大塗鴉國”。

經常被引用的《睡虎地秦軍士兵家書》顯示,在秦楚戰爭間隙:“與從軍,與黑夫居,皆毋恙也。……錢衣,願母幸遣錢五、六百,布謹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秦軍士兵提到希望母親給他送錢和布匹來,如果母親所在地的布匹貴,那麼就讓她送錢來,他自己去買布做衣服。也就是在戰事非常緊急的時候,士兵需要自己買布做戎服。這樣一來,一旦戰事曠日持久,那麼一線的戰鬥部隊遠遠望去,就是花花綠綠的。

兵馬俑出土時是帶顏色的

剛出土不久的秦俑

而《睡虎地秦軍士兵家書》透露的資訊,也和秦兵馬俑剛剛出土時的狀態相吻合:有人穿全套的黑色衣甲,但在數量上不佔絕對優勢;其實大多數普通秦兵的護甲是赭色的,用紅色繩索綴連,護甲的包邊和繩帶則是黃,黑,白等各種顏色;至於護甲下面的戎服,綠色,粉色,藍色,硃紅,粉紅,粉紫等顏色其實都有。而一箇中級軍吏俑的護甲下,則有紅色長褲和綠色長襦。

所以軍服呈現雜色,才是東周時代一線部隊的視覺觀感常態。在歷史環境中,真實的秦軍戎服無法做到影視劇中那般整齊。

此外,隨著考古發現的深入,秦咸陽宮殿遺址發現的彩色壁畫殘存、秦兵馬俑武器上的彩繪花紋、殘存的彩色秦盾漆皮、秦陵銅車馬上的紋飾車輿部件在不斷地證明:秦人對顏色的喜好也是豐富多彩的:

2010年發現的兩件彩繪鼓面殘跡,直徑均為60釐米,材質為皮革,色彩鮮豔:

秦咸陽宮壁畫的圖案,也並非是全黑色;

除了秦咸陽宮壁畫上的彩繪車馬圖案之外,2010年出土的秦代彩繪皮盾殘跡,上面也有彩繪的紋路。

4.兩軍如何識敵我?口音髮型和負章

如果說兩軍在服色上沒有明顯的區別,那麼他們是如何識別敵我的呢?

高階軍人可以透過頭盔來識別,所謂的“甲首”一般都是軍官或貴族:

燕下都鐵盔

燕下都鐵盔

曾侯乙墓皮甲的頭盔樣式

秦石胄

對於廣大沒有頭盔計程車兵而言,類似於兵牌的“章”也是區分敵我的手段。《戰國策·齊策》記齊、秦交戰,齊將章子命齊軍“變其徽章以雜秦軍”,以便讓己方士兵混入敵軍之中。這些章大都是方形的,背在戰士背後,相當於古代軍銜或士兵名牌,上面有軍人的姓名,身份,籍貫,所屬建制等資訊,也用於防止敵軍混入己方的陣營之中。

戰士的章

《尉繚子·兵教篇》說:“將異其旗,卒異其章”“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周禮·司常》鄭玄注:“徽識之書則雲: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一旦該士兵陣亡,那麼他的戰友可以根據資訊將他還給家屬,送歸故里。正是因為士兵背後的“章”十分重要,所以《尉繚子·經卒令》中說:“亡章者有誅。”一旦喪失了自己的銘牌,那麼友軍就很難識別這是不是自己的同僚了。

除了野戰場合之外,在攻城和守城作戰中,將士們也要配戴章來區分身份:《墨子·旗幟篇》說:“吏卒民男女,皆辨異衣裳徽識”,在守城作戰中,將士們要將章戴好,來識別彼此的身份。

在佩戴部位上,戰士們一般是將章背在背上:“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胸。”

這種小巧的構件,非常類似於二戰時期美國士兵的兵牌。

除了章之外,方言和口音也是古代戰鬥中區別敵我的重要手段。秦漢時代的文獻中,有很多關於列國方言差異的記載。比如“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孟子說的“南蠻鴃舌之人”,還有先秦典籍中不時出現的楚語詞彙:“於菟”。漢代揚雄在《方言》裡,也談到了這一點,比如“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

由於各地方言差異巨大,而且那個年代不存在現在普及度如此高的共同語,所以“四面楚歌”才對項羽有巨大的震撼力。因此語言是重要的識別手段。雖然上層貴族之間有“夏言”或“雅言”進行會盟,賦詩等活動,但是普通人就需要用各國方言溝通了。

根據《國語-齊語》的記載,同一建制來自同鄉的齊國軍人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

類似的操作還發生在公元前7世紀的鄭國和楚國的戰鬥中:公元前666年,楚國司馬子元在伐鄭的過程中,發現鄭人城門洞開,等待楚人冒進深入,最後甕中捉鱉;但是在司馬子元發現了敵人的預謀,於是用楚地方言“楚語”下令楚軍有序撤退,這就避免了軍事口令被敵軍識破。

最後,髮型在古代也是識別敵我士兵的重要手段,比如秦兵馬俑的髮型就有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存在。特別是不同文化圈的族群開戰時,髮型是很重要的識別依據。比如在齊國和吳國開戰之前,齊國大夫公孫揮下令士兵準備好繩索,捆綁短髮的吳國人的人頭,表示志在必得,因為吳越人在當年有著斷髮文身的習俗。

而先秦時代大家豐富的髮型,也得到了出土文物的證明:

春秋早期吳越的伎樂銅屋:

青銅鳩杖上斷髮文身的吳越之人:

此外,其他地方的居民也有各自的特色髮型:

洛陽金村周王室成員墓葬出土的馴鳥女子,其顴骨和髮辮有典型的北方民族特徵,其原型可能是進入周王室領地的戎狄使者或者俘虜;

洛陽金村出土的疑似北方女子青銅燈;

洛陽金村出土的東周銀質人物立像,人物原型可能是在宮殿內部服務的侍從;

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齊墓中出土的齊女樂人俑和髮型:

包山楚墓中的髮辮楚俑:

馬山1號楚墓木俑:

曾侯乙編鐘架上的青銅武士像:

中山國銀首人傭銅燈上的中山人形象:

而大眾對黑衣黑甲的秦軍的接受度很高,則可能是在威權主義的環境下,大眾對於集權體制的mass game有天然的崇拜;黑衣黑甲象徵的壓抑和肅穆,則在無意中迎合了當代人對於威權體制的畏懼和想象。經過電影等強有力的大眾傳媒傳播之後,這種印象就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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