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上，有過這樣一些官吏：他們執法嚴明，不講情面，不受賄賂，不怕權貴，廉潔奉公，但他們的執政手段卻非常狠毒殘酷，充滿血腥和恐怖；他們受命於危難之中，治世於混亂之處，但他們所到之處，總是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使亂域安定，秩序井然；他們大都出身卑微，而且有著放蕩不羈的被正統思想視為另類的成長經歷，但他們沒有一個不是靠實幹發跡於仕途而盛極一時，然而，他們大都沒有得到好下場。
大史學家司馬遷在著《史記》時，把這類官吏打進了《酷吏列傳》，予以鞭撻。而司馬遷的名氣效應和中國文人習慣於順應前賢觀點的學風，又使往後的史學家紛紛仿照司馬遷的做法。於是，這類官吏便被繼《史記》後的各類歷史書扣上了一頂不光彩的“酷吏”帽子，壓制在歷史沉重的貶斥之中，得不到應有的歷史的評價。由此也極大地束縛了後世官員的嚴厲施政，生怕自己沾上“酷吏”這個惡名而為人不齒。
誠然，重視歷史經驗的借鑑和運用，不僅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怎樣來借鑑和運用，我們卻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史學家的觀點。 縱觀我國的歷史著作，自孔子著《春秋》，首開褒貶之筆法著史起，後世史學家便一直沿用這一春秋筆法著史。這樣一來，歷史著作實際上給人們提供的是兩種東西。這就是歷史“故事”的本然義和所敘“故事”的認知義。通俗地講，歷史著作是在告訴人們歷史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而所謂以史為鑑，則是要從歷史中吸取營養，以此“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提高來者的自身素質和處世與執政水平。這也是史學家著史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和對自己作品的最大期望。
史學家總是殫精竭慮地力求給後人提供的這個歷史的認知義或曰歷史方法論，也是史學家歷史認識論的反映論，總是會要打上史學家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史學家本身所處的階級立場、自身經歷及價值取向等方面的烙印。同時，史學家也是社會的人，他們總是要主動或被動地服務於他們所處的社會，否則，他們的著作便難以傳世，甚至本人也會遭來殺身之禍。正因如此，史學家對歷史的評價也就難免偏頗。
就《史記》來看，全書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個部分。“本紀”講帝王興衰，“世家”記侯王成敗，而所謂的“酷吏”，無論其地位曾有多高，那也只能記載在“列傳”中的《酷吏列傳》裡。這種分類，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等級觀念。不僅如此，充滿全書的“英雄史觀”、“天人感應論”和“歷史迴圈論”等唯心主義觀點，也都反映出作者封建地主階級代表的認識侷限。事實上，各個時代的史學家都從來沒有擺脫過他們所處的歷史時期的歷史侷限。這些都是我們在學史究史過程中應該注意的。
雖然如此，但並不意味著歷史的鑑戒作用的喪失。因為歷史活動的本身便具有借鑑的功能，更何況歷史所具有的繼承性和連續性特點，使很多問題表現出一脈相承和一貫相通的性質，並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以驚人的相似反覆出現，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學史明理的理由。由此也就更加要求我們必須對歷史進行深刻的分辯與剖析，不能簡單地以歷史是非而是非，這樣才能較好地實現“古為今用”。過去的是或許恰恰是今日之非，而往昔之非也可能正是今日應該倡導的是。
這裡，我們可以舉一個人們較為熟悉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三綱五常”是維持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的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下，君對臣，大對小，上對下，父對子，夫對妻的約束才是正綱天理。否則，便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這個理論體系對穩定社會，促成中央集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導致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發展遲緩和各種社會時弊的產生。我們看到了這一點，因此，在今天的反腐敗鬥爭中，就廣開檢舉揭發之門，提倡群眾監督和民主監督，對權力進行立體約束。由此。我們也取得了反腐敗鬥爭的巨大勝利這便是正確運用歷史的一個範例。可見，不被史學家的觀點所束縛，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從而正確地運用歷史，對解決社會問題，迎接新時期挑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何等的重要！
有了以上的認識之後，那麼，讓我們再回到本文的主題上來，看看長久被歷史學家捆綁在歷史恥辱柱上的酷吏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官吏，從而對他們的歷史功過是非，慎思明辯，或揚或抑，或法或戒，決定行止。因為，正確地認識和運用歷史的各個部分，都能對我們解決現實問題予以啟迪和智慧。
班固《漢書》裡《酷吏傳》中的義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質的著名的酷吏。 義縱年輕的時候幹過打家劫舍的勾當。他有一個姐姐是醫生，因為跟漢武帝的母親看病而跟皇室拉上了關係，博得了王太后的好感。太后心腸一熱，便叫兒子漢武帝封義縱做了箇中郎官，擔任上黨郡中令的職務。沒想到，這個漫不經心的封賞，競使義縱顯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義縱上任後，辦事敢作敢為，乾脆利落，把管區治理得井井有條，被評為第一。很快，義縱被升為長陵和長安令。他執法嚴明，太后的外孫犯了法，也照樣逮捕法辦。當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正著手懲治權力腐敗，大刀闊斧地剷除社會時弊，而這種偉大的改革，正需要義縱之樣的敢於吃螃蟹的人來充當開路先鋒。義縱又被提升為河內都尉。義縱到河內，便把當地的土豪——穰氏家族全部殺掉，河內的治安一下好了起來。往後，哪裡難治理，朝廷便派義縱到哪裡去。 當時，南陽負責守關的都尉，叫寧成，是一個假公濟私、腐敗透頂、無惡不作、兇殘成性、沒人敢惹的惡霸。當地人說：“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哺乳時的老虎是何等兇殘，而寧成較之則更甚。南陽簡直成了惡人的天下。老百姓受盡敲詐勒索之苦，而又只有忍辱偷生的份兒。於是，義縱又被委任為南陽太守。義縱上任時來到關口，寧成這個比老虎還兇的惡霸，嚇得只敢側著身子走，恭恭敬敬地迎送。義縱早就知道他的德行，很生氣，睬都不睬他。一到郡裡，義縱便把寧成抓起來問罪，抄了他的全家。郡裡還有兩家大土豪，一見這勢頭，也敢快逃到外地去了。 後來，因為定襄郡法紀廢弛，治安混亂。義縱又被委任為定襄太守。義縱一到定襄，就先鎮壓監獄裡二百多重犯，並且把私自進監獄裡探望這些罪犯的賓客親友，也有二百多人，統統抓了起來，一天之內就把這四百多人全部殺掉。這樣一來，極大地震懾了犯罪，荒廢的法紀迅速得到了整肅，連那些平時常幹不法勾當的人也因害怕而幫助官府維持起治安來了。
史書上所謂的酷吏，其經歷和作為也大都和義縱相似。拋開著史者對這些官吏的評價，今天的人們肯怕沒有人會說他們不是好官。可就是這樣一些好官，史學家們硬是給其扣上了一頂足可以把一個人打進十八層地獄的“酷吏”帽子，這不是一種目光狹小的極不公正的偏執麼？
首先，這些所謂的酷吏的歷史功績可圈可點。可以這麼說，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次偉大的社會變革程序中，他們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種作用，用今天的話來講，那就是強有力地懲治了腐敗，維護了合法政府的權威，促進了社會的安定與繁榮。 漢武帝劉徹統治的五十年，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然而，漢武帝繼位之初，當時的西漢王朝卻是權力分散，法紀混亂，腐敗滋生，經濟蕭條，政治黑暗。很多諸候仍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權傾天下。這種情況下，隨時都有再次暴發“七國之亂”的危險。地方惡霸也是宗族強大，武斷鄉曲，既欺凌農民，也破壞封建法度。削弱諸候權力，打擊地方勢力，保證中央集權，是漢武帝改革成敗的關鍵。這項艱鉅的任務是誰來完成的呢？是義縱他們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吏。沒有這些官吏，就沒有漢武帝的改革成功，也就沒有西漢時期中華民族的巨大發展。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委任“酷吏”最多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我們不難想象，當歷史把一個女人推上了皇帝寶座的時候，這對當時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是一種怎樣的震動！這個帝位，將要受到多大的威脅！然而，武則天卻不是一般的女人，除了她是女兒身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就是狄龍傑這樣的大才也看到了這一點，甘願終生輔佐，為女皇效力。面對來至各方面的威脅，武則天當然知道，不把那些威脅王權的勢力消滅，便是自己的不幸。而處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武則天的不幸將是整個國家的不幸。必將引起國內混亂，外敵入侵，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而武則天之所以能夠把皇權牢牢地鞏固下來，保證國家的穩定，正是史書上的所謂酷吏起了關鍵而巨大的作用。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都曾出現過所謂的酷吏，這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特定歷史時期下，社會的厚望與呼喚，需要他們出來義無反顧撥亂反正。他們全身心地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染就了最高統治者頭頂上那頂明君的桂冠。而當社會由亂到治的時候，在封建帝王眼裡，他們的作用也就隨之蕩然無存了，他們的生命也就到了盡頭。等待他們的命運便是“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封建社會就是這樣。但他們的歷史功績卻是抹殺不掉的。恰恰相反，他們悲慘的人生，更加襯托出了他們不滅的形象。
其次，透過這些歷史人物不同尋常的人生作為，不但不能說明他們是人性湮滅的酷吏，相反，卻充分展示出了一種嫉惡如仇的浩然正氣和大膽潑辣、表裡如一的人格魅力。他們是一幅大無畏的氣衝牛斗的壯士圖，與那種明哲保身、首鼠兩端、口是心非、隔岸觀火的官宦嘴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幅壯士圖面前，一切能夠明辨是非的人都會久久沉醉在那種除惡務盡的酣暢淋漓的快感之中。 是他們把那些比老虎還兇的土豪劣紳、貪官汙吏繩之以法，受盡欺凌的老百姓才真正出了一口惡氣，才在重重的黑幕下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而這，正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和真動力。就此而論，他們對惡勢力進行的毫不留情的血腥鎮壓，掃除的是社會發展的障礙，解救的是廣大被壓制的善良的人性。這是一種壯舉，它把嫉惡如仇的人性的光輝張揚到了極致。
歷史和現實也都一度告訴我們，什麼樣的官辦什麼樣的事，立身與從政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的整體。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對此進行了高度的概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還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其正身矣，於從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個人的自身素質是幹任何事情的基礎，你要想修明政治，首先就要自身過硬。真是一語中的。由此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那種橫掃邪惡如卷席，斬盡兇狂如破竹的歷史官吏，不正是他們自身具備一身正氣、不懼邪惡和敢擔大任、勇往直前的素質體現麼？一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的人生也就凝成了琥珀，在歲月的風霜雪雨中變得越來越璀璨奪目，晶瑩剔透。不管後人能否發現，都是珍奇。
在俺看來，歷史上的所謂酷吏，其實是名副其實的大英雄！
史學家之所以反把他們斥之為酷吏大加撻伐，說到底，不外乎是指責他們入仕前的出身卑微與“不安份”和從政後殺人太多，肯定了這些就不“仁義道德”了。史學家之所以這樣做，除了本文前面論述的跳不出封建社會的倫理常綱外，他們還忽視了歷史的因果關係。在惡人當道，腐敗成風的社會里，一個無權無勢，並對那種社會現象深惡痛絕而又不甘受欺壓的人，除了“不安份”地報復之外，還能做什麼呢？這種報復性的反叛，絲毫不損他們的形象。相反，恰恰說明了他們對惡勢力的刻骨仇恨和來自自身的對社會底層的老百姓苦難的真切瞭解，這也是他們除惡務盡的執政作風形成之重要原因。他們從政過程中，確實殺人不少，但他們殺的是土豪劣紳、貪官汙吏、惡霸兇徒及其附庸。儘管有的罪不致死，但留在世上肯怕也幹不出什麼好事來。在那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要剷除社會毒瘤，除了除惡務盡，斬草除根，哪還有什麼其它妙招。可見，這些被史學家斥為酷吏的人物，實則是歷史上一面高高飄揚的驅雲逐霧的大旗。在這面旗幟上，我們同樣看到了岳飛那赤裸脊背般的精誠。
岳飛等民族英雄，他們一生只幹了一件事，這就是捨命衛國；義縱等歷史“酷吏”，他們一生也只幹了一件事，這件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鐵拳反腐。國家需要捨命衛國的英雄，國家同樣需要鐵拳反腐的英雄。他們都應該受到讚揚。
嗚呼！斯人已逝，何以為懷？感古思今，聯想到今天反腐敗鬥爭的嚴峻形勢，其精神尤為使人懷想。如果能湧現出一大批類似於這些歷史英雄的人才於當世，像他們那樣執法如山、敢於碰硬、生死無懼，嚴懲腐敗分子及其爪牙，真是國家與民族之福矣。 毋須更多的贅言，腐敗不除，關係黨和國家生死攸關的改革大業便難以成功，中華民族便難以復興，這已經是一目瞭然的事實。
找準問題產生的原因，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腐敗的死灰復燃，並在社會上大範圍的瀰漫，衍變成當今社會的巨大毒瘤，根本原因在哪裡呢？俺認為，這個根本原因，既不是我們的教育不力，也不是我們的法律不行，更不是因改革開放導致資產階級思想跑進來作的俑。而是我們缺乏一支強有力的反腐隊伍，沒有對腐敗進行毀滅性打擊的力量，不能對腐敗產生足夠的震懾。使腐敗分子在利益與風險之間，利慾薰心，不擇手段，並不為風險所懼。越是反腐力量薄弱的地方，腐敗越是生生不息，越演越烈。致使這些地方，法律的力量十分蒼白。腐敗分子不僅膽大妄為，窮兇極惡，並且還羅織了準黑社會性質的惡勢力，民權民生和政府的合法權威受到嚴重威脅。有的腐敗分子，侵吞了鉅額的國家財產，搞垮了企業，坑苦了群眾，竟還敢公然鼓吹私有化，妄圖把他們的非法所得合法化。如此等等。這些十惡不赦的腐敗分子，已經猖獗到了何等程度！跟歷史上那些土豪劣紳、貪官汙吏、凶神惡煞又有什麼兩樣？真是有過這而無不及！
我們不能指望對腐敗分子進行一番正面教育，就能使他們悔過自新，棄惡從善；也不能指望制訂一套法律，貼在牆上，就能使他們金盆洗手，從此做個好人。越是這樣，腐敗分子越是無所畏懼。且看哪個腐敗分子，不是參加教育比誰都積極，法律問題，比誰都清楚。善心改變不了惡魔，只會適得其反。菩薩皇帝——梁武帝蕭衍就是生動的一例。他在位期間，採取勸世從善的佛教理論治理國家。不但大建寺廟，全國尊佛，而且自己也是身體力行，虔心事佛，不忍殺生。就是朝廷要處理一些重犯，他也會好幾天不高興。他的國家，從早到晚，佛號聲聲，梵音嫋嫋。然而，佛祖卻沒有使惡人放下屠刀，而是給惡人提供了一個作惡的安全環境。到頭來，菩薩皇帝不但毀掉了他的國家，自己也餓死臺城。這個歷史教訓是多麼深刻！由此警示我們，對待腐敗，決不能心慈手軟。不是我在，就是彼亡！
有著優秀民族精神的中華民族，從來就不乏憂國憂民之士。今天，我們進行的反腐敗鬥爭，不但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也一定有一大批這方面的人才。關鍵是我們怎樣去發掘和重用他們，給予他們正確評價和政治地位。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可能要從正確評價歷史“酷吏”開始，肅清其歷史負面影響，還原其英雄本色，肯定他們的歷史地位，謳歌他們的歷史貢獻。這樣，不是更能給我們的反腐人士壯膽，袪除思想顧慮，擔負起反腐重任麼？這樣，不是更能培養和壯大抓鐵留痕， 踏石留印的反腐和治腐的人才隊伍麼？這樣一來，就算腐敗分子不能徹底剷除，也會把那些殘留的腐敗分子嚇個半死，哪還敢再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