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劇《清平樂》描繪了一位在古代頗有名聲，今天卻知名度不太顯著的宋仁宗，在封建社會中，漢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這些所謂愛民的仁君是備受推崇的，而秦皇漢武等開疆拓土的君王是備受責罰的，被斥之為“暴君民賊”。
宋仁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相信看過劇的人都很瞭解，這是一個性情溫柔、寬厚的人，從小受帝師教育，一生恪守儒家的價值觀，儒家的核心價值觀是“仁，他一生也是這麼做的，去世之後也得到了“仁宗”的廟號，歷史上一共有6位皇帝去世後得到了仁宗的廟號，宋仁宗是第一位，也是最名副其實的一位。劇中他對太監懷吉都很溫柔，說百姓自傷身體，便是朝廷還不夠好。
不管從劇中看，還是從真實的歷史來看，宋仁宗似乎都是一個難得的好皇帝，他時刻以儒家的“仁”來要求自己，對身邊的人仁義、對大臣仁義，更對百姓仁義，劇中表現出來的，宋仁宗頒旨，放開了坊市的限制，允許私人酒家釀酒，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宋仁宗時代也是文化最繁榮的時期，晏殊、歐陽修、范仲淹、柳永、宋祁、文彥博、包拯、司馬光，以及後面宋神宗朝的王安石和蘇軾，整個大宋文脈皆在宋仁宗朝，整個中華文化，幾乎一半在此朝。讓我們忍受全文背誦的痛苦，最多的便是此朝了，這是全體文人創造的盛世。
同樣的，宋仁宗不輕易動用戰爭，他知道，打仗就必須要花錢、要死人，所以他去世之後，連遼朝皇帝也為他哀悼，說幸而有他，40多年沒有遇到過刀兵了。所以當時的百姓生活得很幸福，沒有任何戰爭的壓力，經濟的繁榮自然促進科技的繁榮，後來的活字印刷術和紙幣的發明，火藥的應用便是例子。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應該每個人都想生活在宋仁宗時期吧。
然而，明清之際，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卻對宋仁宗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王夫之在《宋論》中認為趙禎“無定志”，說他性格優柔寡斷，為政更是軟弱多變，認為他親政的30多年時間中（除去早年劉太后垂簾聽政的十年），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朝令夕改，難以有長期延續的政策，導致什麼事也辦不成，當時的蔡襄就評價宋仁宗，說他“寬仁少斷”，雖然很多人認為宋仁宗善於納諫，可是對於決策者來說，決斷也很重要，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齡和杜如晦就號稱“房謀杜斷”，只有“房謀”沒有“杜斷”，也是不行的，宋仁宗恰恰是這類沒有決斷的人。
事實上，宋仁宗軟弱得不像個皇帝樣，導致了很多隱患的爆發，宋仁宗朝對整個宋朝最大的隱患就是西夏的建國。
西夏的建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党項人的先祖拓跋思恭在晚唐參加了對黃巢起義的平叛工作，被封於夏州，並被賜姓唐朝國姓“李”，被封為夏國公。夏州即今天的陝西靖邊縣，這裡曾經是十六國時期匈奴大王赫連勃勃建築統萬城的地方，赫連勃勃大王的國家就叫做“夏”，此地叫做夏州，果不其然，這裡後來又誕生了一個西夏國。
李元昊的先祖被封在夏州，後來當了定難軍節度使，這一支武裝力量，保羅了夏州、銀州等四個州的土地，大約等於今天的陝北和內蒙古西部等地區，是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五代時期西北的定難軍
轉眼間，五代十國煙雲已散，來到了宋朝，可是和雄才大略的宋太祖相比，宋太宗顯得遜色多了，正好遇到了李繼捧繼任節度使之位，當時的李繼捧已經準備向宋朝獻上定難軍的土地了，恰逢宋太宗正準備削藩，一舉剷除這一支党項人的力量，把這些李氏親族一鍋端到京城，命令幾百党項宗族立即搬到汴京居住，那些党項人不願意離開世代居住的土地，都哭了起來，李繼捧的弟弟李繼遷，說大丈夫怎麼能做別人的奴隸，帶領幾十個人逃到了附近的毛烏素沙漠去，而軟弱的李繼捧則繼續留在汴京，但不久宋太宗把他免官，同時因為他的弟弟逃跑了，還給他封了一個宥罪侯，意思是有罪的王侯，如此屈辱的待遇讓很多黨項人憤懣不平，不久，李繼捧在軟禁中死去。
因為宋朝的苛刻對待，越來越多的党項人跟隨著李繼遷，他返回來攻打夏州，就此開始了和宋朝分庭抗禮的道路。
可以說，宋朝的刻薄寡恩讓自己平白無故多了一個敵人，假如是漢唐，說不定讓李繼遷守土，他便不會自立，唐朝充分信任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就願意為唐朝出生入死。而宋朝猜忌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自然要為自己的生死而抗爭。
歷經三代，定難軍已經成為了非常大的力量，在宋真宗時期，有人就說李繼遷的兒子李德明要反抗，但宋真宗採取綏靖政策，沒有理睬，這才到了本文主人公宋仁宗時期，宋仁宗的優柔寡斷與軟弱，和父親宋真宗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宋真宗就很軟弱，當初遼國南侵，宋軍在前線作戰，差一點就京城失守了，宰相寇準請宋真宗去前線鼓舞士氣，宋真宗都嚇得不敢去，後來好不容易去了，宋軍打贏簽訂了“澶淵之盟”，宋真宗又覺得是自己的功勞，甚至還去泰山封禪，成為笑柄。
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從小就有帝王之相，不甘於位居人臣，劇中的曹皇后的叔叔曹瑋駐守陝西，就聽說過李元昊，派人暗中偷畫了李元昊的圖影，曹瑋見其狀貌不由驚歎：“真英雄也！”，預言他日後必成心腹大患。如果當時的皇帝是賞罰分明的李世民，或許李元昊能服氣，甘願稱臣。可是當時面對的是宋朝君主，接連幾位都是背信棄義且優柔寡斷之人，李元昊心裡只有鄙視。
當時宋朝派人去冊封李元昊的時候，他堅決不肯跪拜，他跟下人說，我的先王真是大錯，這種國家，我們居然還要臣服於他，真是屈辱。可以說，宋太宗的背信棄義和宋真宗的軟弱無能，讓宋朝的信譽掃地，更讓無數的李元昊們蠢蠢欲動。
如果宋仁宗真是一位中興之主，他應該立即富國強兵，顯示大國威嚴，狠狠震懾李元昊，但是他沒有，他一直採取的是軟弱的綏靖政策，面對著李元昊多次刁難挑釁，一再忍讓。無數的大臣跟他說，要儘快面對西邊強敵，將它於萌芽狀態扼殺，可是他卻說，儘量不要打仗，打仗是費錢的，是要死人的，還是採取和平手段吧。當時的大臣還說，這顯示了皇帝的“仁”，問題是“仁”是要對親友的，對敵人怎麼能仁慈，對敵人的仁慈恰恰就是對自己的殘忍，難怪敵人也喜歡他。
果然，李元昊稱帝了，自己創立了西夏文字，剃去了頭髮，正式成帝，劇中也表現出了溫文爾雅的宋仁宗第一次發了火，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初在出現苗頭的時候就應該強硬點。最終，宋朝當然不會承認李元昊，剝奪了賜予他的官職，雙方立即開戰。
李元昊和宋仁宗都明白，宋朝一直冗官、冗兵，為了怕軍人造反，且宋太祖是造反起家的，宋太祖定下的軍制讓宋朝的軍事機構極其臃腫低效，劇中虛構了宋仁宗想御駕親征的情節，然而，這也是沒用的，充其量只是土木堡之變提前300年罷了。
知道面對的是這樣的軍隊，李元昊信心滿滿，他和宋軍交戰，假裝失敗，誘使宋軍進入埋伏圈，因為宋朝軍事機構極其低效，負責參謀的人遠在千里之外，不懂地形和變通，當時各軍之間也沒有很好的溝通。第二天，宋軍主帥任福來到了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正暈頭轉向的時候，發現了幾個盒子，開啟來，數百隻信鴿飛了出來，這正是給夏軍發出合擊訊號，靈活機動的夏軍趕來，全殲宋軍，宋軍死亡10300人，主將任福戰死。
宋仁宗所謂的仁慈，讓李元昊做大，最終殺死了1萬名宋軍，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百姓需要的是這樣的仁宗嗎？所謂的仁慈換來了1萬多個家庭的妻離子散？
這便是宋夏第一次交鋒的好水川之戰，劇中的宋仁宗為任福的死去而哭泣，可他有沒有想過，他本可以把西夏的這一切遏止在搖籃裡，可他一味地綏靖才是真正殺死任福的兇手。
之後，宋夏又接連大戰，第二次的三川口之戰，主將劉平輕敵冒進，再次深入西夏軍隊核心，這一次西夏軍也是吃了苦頭，但在自己地盤作戰，有主場優勢。而宋軍後軍都監黃德和貪生怕死，一溜煙跑了，擾亂了軍心，宋軍紛紛逃散，最終還是失敗，劉平被俘虜。
而第三次的決戰則是在定川寨，這一次，宋軍又是輕度冒進，被斷了水源和糧草，全軍覆沒，16位大將被殺，9400名宋軍全軍覆沒。
三次大戰，雖然都是主將的責任，可是也有宋仁宗用人不察的問題。問題是宋軍之所以屢戰屢敗，最應該改革的就是老朽的軍事機構，可是他除了慶曆年間用范仲淹等人稍微改革就作罷外，再也沒有任何的改革，只能等死，魄力還不如孫子輩的、任用王安石大刀闊斧改革的宋神宗，可是宋神宗的時候，改革的時機已經錯過了。
最終，長時期戰爭也讓西夏吃力，西夏和宋議和了，宋朝得到了面子，西夏向宋稱臣了，可是宋朝每年給西夏歲幣絹15萬匹、7萬兩銀和3萬斤茶葉，和給遼朝進貢一樣，只是改名為“賜”，這種屈辱的和平，宋仁宗居然很滿，他可曾想到，那些所謂的賜予的錢幣，全是民脂民膏，全是從人民身上剝削來，進貢給他的李元昊的。
因此所謂的仁宗盛世、千古仁君，都是文人吹噓出來的，宋朝經濟的繁榮不假，可是沒有強大的國防支援，金人鐵騎南下，一下子就化為烏有。所謂的仁義愛民，不忍心發動戰爭，可是李元昊三次戰爭便殺死了宋軍三萬多人，三萬個家庭的離散，這難道不是人間的悲劇嗎？不由想起了一首詩歌：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
這是奴隸！”
相比較之下，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乾隆帝時期，雖然都有窮兵黷武的議論，可是他們能很好地保護國民，至少他們手下，不會有這三萬多人被集體屠殺的慘劇，不會向邊陲小國進貢那麼多民脂民膏，還美其名曰“賜予”。宋仁宗可憐太監因為家庭生活困難、自傷身體入宮，那麼，誰來可憐那三萬戰死的宋軍？宋朝統治下的人民，過著所謂富裕的生活，一場靖康之變便化為烏有，這還不是奴隸嗎？因此，我們今天也絕不能回到宋仁宗時代，雖然好戰必亡，但是忘戰必危，面對著國家核心利益的挑戰，必須敢於亮劍。
當初，宋仁宗提出了“六國論”的題目，很多人都是寫秦如何得暴虐，只有老練的蘇洵，寫了千古名篇《六國論》，開篇就說：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蘇洵說，六國之所以滅亡，完全是活該，因為自身軟弱無能，不懂得改革自強，只懂得割地求和，這種無能的國家活該滅亡。
最後說，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苟以天下之大，假如有著偌大的天下，還效仿著六國，真是比六國還要低下了。
宋仁宗，你聽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