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漢武大帝》劇照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據溫公《通鑑考異》，時間放在了建元元年（前140年）。也就是武帝改元后的第一年，可知是武帝甫一即位的一件大事。

細讀董仲舒“對策”的內容，如《漢書·董仲舒傳》所云者“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固然沒有問題，但這個長篇對策還有幾個可注意的點，實際上更關係當時的朝政和現實。

第一，名實不副的問題非常嚴重。如所謂“誅名而不察實”、“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餚，未得其真”等，反映了漢承周（戰國）秦之弊，風俗上講虛名而不顧事實；現實裡，開國近七十年正在形成一種資歷重於賢能的現象。

第二，必須實行、實幹，而非靠口號和虛辭。如所謂“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這與名實不副的問題一脈相承。董仲舒的願望，不僅是讓名實匹配，實事求是，還在於真幹事、幹實事，力行與意願結合起來“知行合一”。

這一點，可以與後來由武帝新任御史大夫趙綰推薦的申公所說參考——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而彼時的武帝則好文詞，對申公此說不太用心。

更與竇太后的責難有關。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這正是武帝初年“文學獲罪”一大公案的直接原因。而董仲舒的對策、申公的提醒，正是針對彼時社會風俗、政治現實及高層（竇太后）意願而發，只是剛剛十七歲的武帝對此不以為然。

第三，必須更化，另立新局，要新朝有新氣象，進入“改革深水區”。按道理講，武帝即位，乃承繼高祖、孝惠及高後、文帝、景帝，六十多年之間，基本上政治清明，休養生息。到景帝末年，社會元氣都已恢復，甚至是一片繁榮和富足，如所謂：

“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但這樣的“盛世”在董仲舒眼裡，則是所謂“亂世”。

其“對策”中說，“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今陛下並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奸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云云，簡直到了抨擊現實的地步。

實際上，董仲舒並非無視高祖以來直到“文景之治”的偉大成就，但他所著眼的是：精神和文化，從春秋戰國到嬴秦持續數百年的風俗破壞，至於武帝即位時仍沒有根本改觀。所以他總是用“漢繼大亂”來闡述武帝之前的政治成果。

他敢這麼說，也說明，在漢到了武帝即位之時，高層和知識分子階層已經形成了某種共識，有了新塑漢文明，比肩三代聖治的野心，而不以周（東周）秦為然也。

武帝此時的興趣並不在此。他認可一部分董仲舒“對策”中提到的問題，如教化、薦賢、辦學校、推儒術，甚至是社會中“名實不副”及其連帶的“吏宦資歷勝過能力”的問題，所以他“善其對”。

其實與董仲舒同時參與對策的有上百人，而且武帝親自試策，這都說明了這件事情的嚴肅性和高層次。在如此眾多的對策中，單單隻有董仲舒的對策內容流傳久遠、廣為人知，且載入史冊，說明武帝的“善其對”所給予的肯定和認可其實是十分高度的認可。

武帝既然如此肯定董仲舒所提到的問題，為何卻沒有按照這一對策，如解決“名實”問題，擼起袖子實幹苦幹，迅速開展深化改革等等？

原因在於彼時的武帝還未形成如董仲舒一般的這套理論，他僅僅十七歲，“好文詞”“雅尚儒術”，還是一個文藝青年，心中有不少詩和遠方的情懷。他肯定不滿於已有的朝政和格局，但也尚未形成直接三代、重塑文化，為大漢在歷史中建立不可磨滅地位的宏偉理想。因此，他只是把董仲舒放到了“江都相”的位置——從一個博士的知識分子角色轉到諸侯相的實際政治職位，也算一種提拔了。

同時間，另一位參加對策的嚴助（即莊助），雖然不清楚他的對策內容是什麼，但結果似乎比董仲舒更好。

嚴助直接留在了中央擔任“中大夫”，雖然工資收入比不了江都相，卻在天子身邊，幾乎是近身秘書的角色，顯然是個前途光明的“美差”（武帝后來將中大夫改稱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頂級公務員水平）。

若論文章水平和“對策”內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算得上自漢以來兩千年間都數得著的大手筆。嚴助縱然擅長文學，其“對策”內容恐怕也不能高過“天人三策”。那麼，他能留在中央、武帝的身邊，而董仲舒卻被派遣輔佐諸侯王（江都易王，景帝之子，武帝之兄），其中理由恐怕是武帝主觀上更喜歡嚴助。

同樣的道理，趙綰推薦自己的老師、八十多歲的老先生申公，武帝因問治亂之事，得到的答覆和已為江都相的董仲舒有一比：“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多言，正是文學的擅長；力行，正是董仲舒所說的比肩堯舜三代的必經之路。年輕的武帝當然知道董仲舒和申公所說都不錯，但他似乎還不甘心這樣的解決方案，甚至有點後悔召見申公，於是安排老先生做一些虛頭巴腦的文化禮儀工作。

而武帝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組建了一個既可以變革他所不滿的舊朝局，又能暫時隔離開苦幹實幹比肩三代宏大事業，文藝範兒十足的領導班子。不論是竇嬰、田蚡、王臧、趙綰，還是尊重淮南王劉安，大力提拔嚴助，都是這一新朝局的表現。董仲舒和申公未能說服的武帝，終於還是在更為強大的人強勢教育下，經歷了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