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王劉濞起事以反為名，太子謂其兵難以借人 （總第四十九）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以“清君側”的名義，吳王劉濞聯絡趙楚等諸侯共七國向中央政權發難。

劉濞剛發兵時，他的一個臣子叫田祿伯，時為大將軍。田祿伯獻計:"軍隊都結集在一起開往西邊，若沒有其他特殊路線，是很難成功的。我願意帶五萬人，另外順著長江、淮水往西走，收下淮南、長沙二王的軍隊，然後進入武關同大王會合。”吳太子劉駒聞訊勸諫劉濞，說:"父王是以造反為名，這時候，軍隊是難以假託給別人的。如果假託之人又起來造大王的反，那怎麼辦?而且，讓他專自帶兵，又另走一條路，今後會有許多其他的禍害難以預料，對大王只有害而無益。"於是，劉濞沒有采信大將田祿伯的計策。

吳王劉濞的大將田祿伯提出，另出一兵，收下淮南王和長沙王的軍隊。

這段史實涉及到對“名”和“義”的理解問題。大思想家王夫之發議論說：“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為針鋩劍刃以刺人於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為，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大意是：“名”和“義”，對一個人的事業而言太重要了！兩者都產自於人的內心，若把“名”和“義”分別視作是針尖和劍刃，兩者都可以刺傷人心於不知不覺之中。因此而說：名，要符合客觀實際；義，不能只注重外部表象。違背了這個道理去為人處世，就會對身邊之人都起疑心；幹任何事情，就會先在自己的心裡爭鬥起來。如此，想要有所作為，而身邊就會沒有可信之人；如果是興兵起事，一定會有危險；即使，明明自己身邊就有可信之人，也會不敢堅定地給予信任。這種人舉事，必敗。

吳國太子劉駒不知何為“名”，何為“義”，名，不能結合實際，義，不知其內涵，一知半解諫阻吳王而說：“大王以反叛為名，兵權難以假手別人，因為，他也可以反叛你。”而其父劉濞也同樣把握不了名和義的辯證性，於是聽了太子劉駒的話後，對願帶五萬兵配合主力，打算分兵合擊淮南、長沙，直抵武關的部將田祿伯生出疑忌，從而阻止他帶部隊循著長江或者淮河南下，最終，自己不得不因此付出代價，困守“下邑”。因為不能信任田祿伯而慘遭失敗，應該由太子來承擔這個過失，用今天的話來說，吳王有一個坑爹之崽。只不過，細細掂量，吳王他若信任並把兵權交給了那個田祿伯，而這個大將軍是否會反叛，的確也是不可預知的事情。

吳國太子劉駒不知何為“名”，何為“義”，名，不結合實際，義，不知其內涵，用一知半解諫阻吳王

疑，還是不疑，都是讓吳王無論作何選擇都難以預測其結果的主因，此時，疑，成為了劉濞的選項，所以才讓太子“王以反為名，兵難以借人”之說成立。自己的名不正，義也不會為之正，浮躁地，憑著一時的憤怒逞能，那麼，那個所謂的“名”和這個所謂的“義”，就成了潛伏在心中的針尖、劍刃，會經常地觸及到胸腔裡的其他臟器肝腸肚肺。所以，無名無義而想要有為於天下，即使是所謂自持正道攻擊不行正道之敵，也不能取得勝利，何況，吳王是要以此侵犯那些順乎天理的對手呢？

吳王劉濞面對吳太子的建議，選擇了對大將田祿伯生疑而功敗垂成

正是基於這麼一個原因，連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人，必定懷疑別人。而信任別人，首先得相信自己；本人都沒有自信，別人自然也就難保能靠得住。吳王劉濞面對太子的建議，選擇了生疑而功敗垂成，是因為，史上因輕信而禍起蕭牆的例子多了去，譬如前秦的那個世祖，宣昭皇帝苻堅，因用人不疑而死於慕容垂；唐代殺死父親安祿山而後自行稱帝的安慶緒，也是因為用人不疑而亡於史思明。

那麼說來，吳太子劉駒所言，也是知性，合乎於理的，也就是說吳太子之言有其少許順應天理的因素。但劉濞恰恰是因聽信了這個坑爹太子的話，該乾的事情不去幹，反而去震懾所謂的小人田祿伯，削奪了這個可以幫自己打天下的人實力。那麼，糾結於自己都弄不清內涵之“名”和“義，吳王父子，他們能做大做強，做大做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