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不勝列舉，從春秋晚期越王勾踐平吳後逼走范蠡，害死文種，到清中期乾隆作“貳臣傳”清算當初清軍入關時望風歸降的明朝舊臣，這樣殘酷的政治定律，反覆上演，其中，尤其以明初朱元璋的血腥屠戮為頂峰。

為什麼要說朱元璋才是其中最極端者？因為勾踐雖然害死文種，但是並未作擴大化處理，而乾隆呢？固然，他看不起曾經投降清軍的明朝官員，但這些投清者早已作古，且多平安善終，連曾經“出爾反爾”的遼東明將祖大壽，竟也未因自己的“首鼠兩端”而遭到清算，和朱元璋相比，他們這已經是小巫見大巫了。

（影視劇中的朱元璋）

01朱元璋稱帝后殺了多少人？

和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其他君主相比，朱元璋的血腥屠戮，不但波及面極廣，而且必欲斬草除根。從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這段時間裡，朱元璋的“秋後算賬”達到了巔峰。

其中，洪武十三年，朱元璋藉口胡惟庸謀反，危害社稷等罪名，將其族滅，胡惟庸死後，針對胡惟庸餘黨的清算，竟持續了十多年之久，直到十年後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倒臺，《昭示奸黨錄》的頒佈，才讓我們大概瞭解到，因胡惟庸“可能謀反”而被處死的人達到了三萬之多。

胡惟庸與李善長的被殺，並不是結束，而僅僅是開始，在洪武二十六年，曾經率軍長途奔襲捕魚兒海，險些抓住北元國主的名將藍玉，也因朱元璋猜忌而被處死，受其牽連致死的功臣宿將，達到了兩萬之多，共同列名於所謂《逆臣錄》。

胡惟庸和藍玉案加在一起，總共殺死了不下五萬人。而這五萬餘人，絕大多數都是跟隨朱元璋起兵打天下的“老革命”，西軍功集團因此凋零殆盡。到了後來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清君側”時，建文帝手中雖有兵和糧，但卻僅能派出李景隆這樣的庸才統軍，此可見朱元璋屠戮功臣，不但沒有達到鞏固皇孫的地位，反而導致南京的朝廷在遭遇地方藩王叛亂時迅速陷入“無將可用”的尷尬境地。

（靖難之役）

曾經跟隨朱元璋出生入死的文武官員都無法逃過他的屠刀，那些曾經反對過朱元璋的政治勢力就更逃不出他的魔爪了。

朱元璋還未稱帝時候，曾在江浙地區與另一軍閥張士誠作戰。張士誠用兵無方，妒賢嫉能，但是江浙地區，尤其是浙江東部的地主豪強卻很擁護他。朱元璋兼併張士誠和方國珍後，對這些地主集團恨不放心，先是向他們徵收重稅，後乾脆直接舉起了屠刀。

朱元璋要迫害地方豪強，需要一個藉口，而發生於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給他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郭桓是明朝財政部的二把手，被屬下告發倒賣收上來的秋糧，以公謀私。這下朱元璋可不幹了，他最恨官員貪腐，尤其這種事還發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因此，朱元璋先將郭桓處死，並把他的人皮剝下來示眾，殘忍至極。接下來，朱元璋還不滿意，他認為郭桓貪腐絕對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涉及到許多地方官員跟大地主。因此，朱元璋任命酷吏吳庸為主刑官，追查此事，結果，中下層官僚為了向朱元璋表示忠心，同時顯示自己和“腐敗”絕無關聯，告發政敵，嚴刑逼供甚至直接抄豪強地主的家，將對方的財富盡數收歸官有，其中，尤以江浙地區為甚。

到最後，明廷追查出來的贓物，遠遠超出之前的預計，而吳庸以下的極端舉措，也招致民怨沸騰，東南地區趨於動盪。朱元璋看到目的已經達到，於是將吳庸也一併處死，好顯示自己的“公正”，以平撫人心。

《明史》中關於“郭桓案”死亡人數的記載較為模糊，僅以“數萬人”概括。而根據明史大家吳晗先生所考證，“郭桓案”和朱元璋屠戮基層官僚的“空印案”兩案的被殺人數，達到了七萬之巨。

從此我們可以看到，發生於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之間的“胡惟庸、藍玉、郭桓、空印四案”遇害人數，保守估計，已經有十二萬之多，而真實數字，可能還要在這之上。僅僅是四個大型案件的死亡人數加在一起，就已經達到了“十萬加”，這讓人真是不寒而慄。

（影視劇中即將被朱元璋處死的元勳宿將）

02為什麼沒人反抗朱元璋的濫殺？

那麼朱元璋為何如此嗜殺呢？難道他就不怕底下人起來造反嗎？

其實，真正有能力造反的軍隊，已經被朱元璋以“五軍都督府掌統兵權、兵部掌發兵權”的權力分離模式牢牢控制起來。除此之外，由於朱元璋對軍功貴族的殺戮並非“畢其功於一役”，而是根據他們加入自己“統一天下大業”的時間先後來進行，這也導致不少功臣對皇帝存在幻想，未能及時反抗。而軍功貴族內部因為地域出身等原因又矛盾重重，無法凝聚成反對皇權的統一力量，這更使得他們如一盤散沙，被朱元璋輕易各個擊破，到最後都做了新政權的祭品。

明朝的正規軍高階將領想造反都困難重重，地方上因朱元璋殘酷壓迫而發生的小規模的民變，更因為缺乏統一指揮而遭衛所的官軍輕易鎮壓。朱元璋的血腥屠戮到底算是達到了他的初始目的。

03朱元璋為何迷信暴力？

接下來，還得解決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朱元璋如此迷信肉體消滅？其中原因也有三點，第一自然是文首提到的“過河拆橋”定律，此處不再贅言。

第二，朱元璋在與元末群雄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從元朝覆亡身上得出了一個結論——元朝的滅亡是因為過於寬縱，所以他認為“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正是這樣一種“矯枉必須過正”的心理，導致朱元璋在對待功臣和其他投降者上不惜以武力來解決。為此，他甚至連曾為自己立下赫赫戰功的親侄子朱文正都不放過，僅僅出於對方禮遇儒生，朱元璋懷疑對方有異志而將其鞭打致死，以免給承襲皇位的子孫後人“留下後患”。

明太祖的兇殘，真是達到了極致。

第三，朱元璋嗜殺，與他的出身和性格也有關係。別看朱元璋作《御製大誥》，似乎肚子裡也有些墨水，懂得些“詩書禮易”，但細究其中主要內容，不是對犯罪案例的理性歸納整理，或者謹慎量刑定罪，而是恢復了許多殘酷野蠻、甚至元朝都棄用的刑罰，同時，他還用處刑案例闡述跟“實物”（比如前面提到的郭桓的人皮被剝示眾）來恫嚇官民，使得他們形成一種心理上的恐懼。簡言之，就是讓臣民對自己又愛又怕。愛是希望“大明的子民”牢記“君臣大義”，時刻準備為自己的政權存亡去“獻身”，“怕”則是讓手下人不敢打自己江山社稷的主意。

（朱元璋《御製大誥》）

由此可見，朱元璋真是機關算盡，不過，這位起於草莽的暴君怎麼算都沒算到，自己的兒孫之間，會在他屍骨未寒時迅速演出一場新的權力爭鬥。而他那他所謂四編《大誥》，也因過於嚴苛而在他死後流於形式。對於“後朱元璋時代”的人來說，這可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參考文獻：

張廷玉等撰《明史》，中華書局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

吳晗《朱元璋傳》，三聯書店

溫功義《三案始末》，三聯書店

吳晗《胡惟庸黨案考》，商務印書館

張帆《中國古代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