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們5000年華夏文明史，理清我們從哪裡來，幸運的是我們的先祖也喜歡總結和回顧，給我們留下了清晰的歷史腳印，你可以一步一步走回去，去體會、感悟、揣摩、對話，神遊後再走回來，有先輩踩過的路，你不會迷失，更會知道今後該怎麼走，洞穿千年…

1.遠古文明的人神時期：伏羲氏、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解決原始早期人的衣食住行。

2.近古文明時期：黃帝“涿鹿之野”戰勝蚩尤，“阪泉之野”戰勝炎帝，釜山大合“諸侯”建立第一個統一聯盟權力體系，完成中國近古族群最早的秩序大聚合。

3.堯禪讓舜，舜禪讓禹，百年洪荒第三次大禹治水成功，公元前2070年，大禹的兒子啟建立夏朝，國家開端，存續470多年。

4.公元前1600年左右，“鳴條之戰”成湯滅夏，商人族群建立商朝，存續近600年：

5.公元前1046年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戰”，周武王滅商，擅長農耕的后稷族群建周，周公制禮，倡導王道德治，西周存續270多年。

6.公元前771年鎬京事變，王道衰落、禮治至上的社會危機全面爆發，西周滅亡東周開啟。

7.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開啟東周，歷史步入春秋300年，天子威權不再，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士人階層奮發變革創新。

8.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3年，70年的春秋和戰國過渡交疊時期。

9.公元前403年魏、趙、韓三家分晉新興勢力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國，戰國開啟，戰國七雄逐鹿中原，歷時近200年。

10.公元前221年，伯益後裔秦人族群用10年時間分別滅掉韓、趙、燕、魏、楚、齊6國，500年後再次華夏歸一，建立中國原生文明的最高地秦帝國。

1.遠古文明的人神時期：伏羲氏、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解決原始早期人的衣食住行。

第一時期遠古聖雄伏羲氏時期，蛇身人首的靈異者。伏羲氏發明了結網捕魚，又發明了最早的神明預測術八卦。第二時期，遠古聖雄有巢氏時期，用樹木枝條搭建了某種窩棚，這就是“構木為巢”。第三時期遠古聖雄燧人氏時期，用尖頭木鑽稍軟的木板，發明了火，又用火燒水，將獵物丟在滾水裡“教民熟食”。第四時期遠古聖雄神農氏時期 ，人身牛首，“制耒耜，教民耕稼”，遍嘗山野百草，發現治病藥材。東方遠古文明的先賢神人都是從生活實踐中走出來的，因為他們的聰明和大智慧被神話為神人，不同於西方的人皆神授的理念。

2.近古文明時期：黃帝“涿鹿之野”戰勝蚩尤，“阪泉之野”戰勝炎帝，釜山大合“諸侯”建立第一個統一聯盟權力體系，完成中國近古族群最早的秩序大聚合。

先民們已經走過了遠古時期的自發性生存狀態，開始以特定地域為經常性生存空間，以特定族群的穩定聚居為生存方式，開始了相對穩定的發展。這時已經進入了以族群為社會組織單元的早期文明，但是族群之外的大社會，還處在一種極其混亂的無序狀態。20多個族群中有三個特大族群，已經進入了有組織的早期權力社會，列山氏族群，領袖炎帝；軒轅氏族群，領袖黃帝；九黎氏族群，領袖蚩尤。

列山氏是江淮流域的山地族群，以江河漁獵為主，山地農耕為輔。軒轅氏是黃河流域族群，以平原農耕為主，畜牧漁獵為輔。九黎氏是濱海湖泊的山林水面族群，以漁獵為主，山地農耕為輔。

軒轅氏族群在黃帝統率下，不甘天下無休止爭奪，起而主持公道，開始以武力征服那些肆意搶奪的族群。東南的蚩尤族群和西北的軒轅氏族群在華北平原的“涿鹿之野”發生慘烈大戰。歷經兩戰，黃帝戰勝蚩尤，隨後黃帝又與炎帝族群爆發了近古最大規模的一場戰爭，在華北平原的“阪泉之野”，黃帝族群戰勝炎帝族群。

在釜山大合“諸侯”之後，黃帝建立了第一個統一聯盟權力體系，完成了中國近古族群最早的秩序大聚合。但是我們還沒有進入國家時代，近古文明依然是不成熟的文明。

3.百年洪荒2次治水失敗，第三次大禹治水成功，公元前2070年夏人族群建立夏朝，國家開端，存續470多年。

中國遠古的洪水災難從堯帝時期開始發生，歷經了堯、舜、禹三代近古政權。第一個治水英雄共工氏族群，共工氏壅川堵水，第一次治水失敗；第二次治水的領袖鯀，仍然採用堵截方式，再次失敗。耄耋之年的堯帝已經不堪其累，於是將最高聯盟的實際權力禪讓給了正當盛年的舜。舜帝為戰勝大洪水創造了社會秩序的歷史條件，為戰勝大洪水遴選出了天才的治水領袖鯀子禹，續鯀之業。在確定治水領袖的最高聯盟決策會議上，後來創造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四大族群的領袖全部都出現了，這四大領袖及其族群是：以禹為首領的夏人族群，以契為首領的商人族群，以後稷為首領的周人族群，以伯益（大費）為首領的秦人族群。這次最高聯盟會議的決策是：夏、商、周、秦四大族群全部參與治水，以禹為領袖，以其餘三大首領為輔佐，共同構成第三次迎戰大洪水的主力族群。在此後的兩千年曆史之中，治水時代所生成的這一組驚人的歷史密碼，不斷在相互組合中推動著歷史態勢的演變，踐行著中國原生文明偉大的、連續的歷史跨越，演繹出無數次血火大爭的重大歷史事變，將華夏文明一浪又一浪地推向了高峰。

大禹治水是將壅川築堤之法，改成了疏匯入海之法。歷經13年，終於取得了全面成功。第三次治水的意義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它成功地戰勝了嚴酷的洪水時代的生存挑戰；其二，第三次大規模治水所產生的社會組織形式，為國家文明的誕生奠定了成熟的條件與深厚的根基；其三，對遠古中華族群的生存環境，進行了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探索與整理。治水成功之後，大禹所建立的新權威與新秩序，已經大體確立了；具有常備軍性質的穩定軍隊，也已經形成了。

舜禪讓給大禹，大禹先後禪讓給皋陶和其兒子伯益，

但是大禹死後，大禹兒子夏啟聯結同盟氏族突然攻殺伯益族群，伯益族群戰敗，伯益被夏啟勢力殺死了。 這場變局的實質，是最高權力的傳承法則，由古老的以“公天下”為價值理念的選賢禪讓制，轉變為新的以私天下為價值理念的血統承襲制，夏啟政變之後，關中的特大族群有扈氏發起挑戰，夏啟大軍反擊並堅決消滅了有扈氏族群，

戰後，立即出現了“天下鹹朝”的第一次國家權力崇拜，夏王朝政權，開始宣告立定了根基，中國近古文明終於完成了向國家文明形態邁進的第一次歷史跨越。夏人開創了中國近古族群的國家文明時代，

夏人族群建立了夏王朝，存在了471年，以大規模長期治水的偉大實踐，創立了全人類近古文明中獨一無二的井田制，也是此後幾千年中國古典農耕社會具有顛撲不破穩定性的根本原因。

4.公元前1600年左右，“鳴條之戰”成湯滅夏，商人族群建立商朝，存續近600年。

夏傳至第17代桀，荒淫殘暴，商人族群聯合伯益後裔的秦人族群，在今日山西運城安邑鎮北發起鳴條之戰，夏軍慘敗，逃跑的夏桀被滅夏大軍俘獲，成湯將夏桀流放到了荒莽的南巢，即今日安徽的巢湖地帶。成湯建國商，相比夏王國，商代初期的政權體制，是一種成熟的邦聯制國家體制。盤庚遷殷後，殷商王權對諸侯的控制權有了更大發展。到殷商後期，商王對諸侯的分封與有效控制，已經基本具備了成熟國家形態的全部特徵，成為事實上緊密的邦聯制國家形態。國家文明形態的基本面是當時社會的法治狀況，成湯建立的商政權，開創了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相對穩定、成熟的成文法體系，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冊典”的形式明確下來了。儘管這些法律“冊典”還只儲存在官府，而不向民眾公開。商王國的權力傳承大概600年，商文明的獨特神韻，在於它以先天的商旅精神，同時包容了漁獵、畜牧、農耕、手工業等多種經濟活動方式的並存，構成了大商文明的風華特質。後來的古典社會無論多麼抑商，我們民族的古典工商業活動，也始終都沒有喪失最起碼的生存活力，這是殷商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最為偉大而頑強的文明基因。

5. 公元前1046年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戰”，周武王滅商，擅長農耕的后稷族群建周，周公制禮，倡導王道德治，西周存續270多年。

周是三代早期國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個時代，在舜帝時期，后稷族群已經是以農耕活動聞名的特大族群之一了。公元前1046年，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戰，“血流漂杵，赤地千里” ，周武王滅商。在周初的社會大動盪中，周公對周武王在滅商之後的憂患意識，有清楚明白的理解，周武王死後，立即斷然地攝政當國，周公在事實上執掌了周初的王權，在肅清內外聯結的周室三監與殷商遺民合謀大叛亂中，起到了第一領袖的最重要作用。

安定天下，周公的第一個戰略舉措，是以神聖的禮儀確立諸侯分封制。周公分封諸侯，對周政權具有在國家文明發展中實現歷史性跨越的巨大意義，是周人真正體系化地確立諸侯聯邦制國體的歷史開端。周公大規模分封的諸侯國，總數有一千多個；諸侯的爵位等級，分為五個階層——公、侯、伯、子、男。五等級的諸侯制體系，與天子王權一起，構成了六級權力的聯邦諸侯制國體。周初確立的聯邦諸侯制，是中國早期國家形態進入成熟國家形態的歷史座標。從政治文明的發展看，周代的聯邦制最為嚴密，它標誌著中國早期國家形態已經走向了完全成熟。

周公安定天下的第二個戰略舉措，是制禮作樂，比如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從禮治的社會普遍性出發，我們將周人開創的文明形態，稱為禮治文明。禮治，就是以“禮制”作為國家治理的最高社會規範。禮的威權是至高無上的，是超越法律的，禮治文明最實質的內涵，是以無所不包的禮儀制度為最高的社會規範。

禮治之下將法制的社會作用降低到了輔助的層面。從實施意義上看，禮制體系在本質上無法具有強制性，而只能是一整套以道德的高尚性為唯一價值標準的社會規範體系。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觀中，周代被視為王道德治的時代。這是基於歷史實質的準確評判。所謂王道，就是聖王的治世大道。所謂德治，則是王道的治世原則，是禮治的最高目標——以德望服天下。周人是一個發端於純正農耕經濟的族群。穩健、持重、精細、求實，具有恭順的秩序感，同時具有極其強烈的自我道德良知，他們習慣於恪守既定的歷史傳統，習慣於消極守成，不善於繼續創新，這種族群秉性，是周人一切國家行為最深刻的精神根基。滅商之初，周人將殷商時代遺留的文明遺產，進行了最為精細化的全面改造，創造出了一種全面覆蓋社會活動的禮治體系，確立了與夏商兩代迥然不同的周代禮治文明。這一功績，充分體現了農耕族群善於在發端階段拓荒創造的特有秉性，這是周人最為完美的文明創造時期，但是自此之後周人進入了保守主義的守成歷史。

周代文明對後世影響久遠的另一個重大獨創就是宗法制度。

就內涵而言，它包括三個基本方面：一是對族群內各氏族血統排序的確認，二是對氏族、家族繼承權順序的確認，三是對王權與族權的劃分及相互關係的確認。周代所有的權力執行體制與社會生活方式，都是宗法制的具體演化。其中嫡長子繼承製度對於周代政權的穩定傳承，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對中國古典政治文明的穩定傳承，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然而，就是如此具有自覺文明意識的一個王國社會，卻從來沒有安寧過，僅僅270多年後，西周就滅亡了。

6.公元前771年鎬京事變，王道衰落、禮治至上的社會危機全面爆發，西周滅亡東周開啟。

周代的社會危機與文明衰落，早在西周中期就出現了，周公建立禮治文明體系之後，只經過了周成王、周康王兩代的“成康之治”，到周厲王時期出現周政衰敗的實際轉折點，周厲王為了改善周王室財力，委派榮夷公對天子直領的王畿經濟進行了改革嘗試，收回了國人可以自由狩獵採摘的隸屬於王室的山地河流森林，改由王室工程部門直接開採經營。這一改革嘗試，卻變成了引發社會大動亂的引子，貴族階層批評、國人抗議、暴動並衝擊王城，周厲王求救無門，只能逃到彘地，公元前841年之後的14年出現了罕見的君王被撇在一邊，由貴族推舉的兩位王族大臣聯合主持國政的“共和執政”，共和執政14年後，當年從暴動虎口中驚險活下來的太子即位了，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的第一個大措施，就是不再舉行每年開春的啟耕大典，但推行失敗。周宣王的第二大措施，是聯結諸侯力量，反擊屢屢進犯中原的戎狄族群，但親征連連失敗，先敗於南征淮夷，再敗於反擊狁，三敗於西征姜戎，周室力量大大枯竭；周宣王的最後一次重大改革就是第三大措施，太原料民。周宣王痛感財貨人口不足，要作一番擴充套件財源的改革，於是，先在太原這個王族諸侯——晉國的地盤上開始調查人口了，結果泥牛入海，宣王中興無果而終，到了周幽王，災難降臨了，周幽王繼位後一反父政，再也不提變革周政，只一心一意地享樂，歷史有名的烽火戲諸侯，就為了博妃子褒姒一笑，

廢申後和原太子宜臼，立褒姒和其兒子為太子，終於在公元前771年爆發了鎬京事變，太子宜臼的外公申國君主申侯聯合夏人後裔繒國族群和隴西地帶的犬戎族群，發動鎬京政變，逼殺周幽王，

周人根基的古老豐邑、鎬京兩座大都遭到犬戎軍隊大燒大殺和劫掠後淪為一片廢墟，周室王族人口遭到了空前慘重的死傷。犬戎軍隊一時盤踞不去，周室王權完全有可能徹底葬，歷史在這裡突然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秦人族群大舉出現勤王！“事發之時，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後續事變中，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東遷之後，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鎬京事變西周滅亡，周人東遷，禮治文明開始了全面崩潰；秦人族群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在洛陽王城，周平王正式冊封秦人為諸侯國，封地就是整個關中之地。

禮治文明出現裂縫了，作為國家最高規範的禮治，有三個先天性的重大缺陷。 其一，彈性太大，基本不具有明確的可執行性。其二，禮治的施行，只能依賴相關者的道德水準與理性自覺。禮治的本質要求，是一種道德境界，一種精神目標。所有的禮制規範，都是以實現道德境界為最高目標的。其三，煩瑣細緻的禮儀制度，無法為當時的庶民社會所遵守。其四，禮治文明推行中出現的變異懲罰——誅心，譬如天子祭祀天地，即或你完成了整個過程，可是隻要你在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那就是“不莊、不敬、不誠”，就要被誅心，就要被斥責為“王道缺失”。周王權淪落的根本原因是將政治文明的價值體系根基，建立在了德治規範的高尚性之上，但是道德規範不能取代國家強力，國家強力也不能取代道德規範。道德規範，不能直接成為第一位的社會行為規範。若如此，社會秩序必然因為失去強制性，而陷入全面的混亂爭奪與殺戮動盪。基於國家強力的法律規範，也不能成為第二位的社會規範。若如此，國家權力行為的正義性與合理性將大大降低，法律體系必然處於形同虛設的悲慘境地。周代的王道德治，恰恰將道德規範與國家強制規範之間的關係顛倒了。周人對國家權力行為，僅僅以道德的高尚性為唯一評判標準。如此，必然對有效履行國家權力，構成致命的混亂、致命的束縛。“法不責眾”，法律規範針對的是少數犯錯的行為和個人，而道德標杆是針對絕大多數人都能具備的性格和行為特質，二者約束和要求的物件本來就是人群的兩端，缺一不可，從穩定性來說，法提供強制規範和執行的保障，對個人是從外向內的威懾和屈服；從人區別於動物的仁義來說，德要求修心向善，是個人從內向外的輸出，是自我管理和約束。過於強調德治，就會出現執行困難、評價困難，逐漸積累民怨，最終全面爆發。

西周歷時近三百年，周王權在這種自我矛盾中一直呈現出不斷疲軟的下滑趨勢。東遷之後，周王權更是愈陷愈深，以至於名存實亡。這裡留給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王道德治明顯已經帶來社會矛盾的情況下，我們為什麼沒有自我糾偏的改革勇氣，或者校正方向的機制？

7.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開啟東周，歷史步入春秋300年，天子威權不再，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士人階層奮發變革創新。

周平王之後的很長時段被稱為“春秋”，源於孔子將自己編寫的這一階段的魯國國史命名為《春秋》，春秋時代起於公元前770年，終於公元前476年。春秋起年，以周平王東遷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開端。春秋終年以田氏新政權在齊國的實際確立為標誌，宣告春秋時代大體結束，從從歷史時序看，可以分為序幕和3階段。

7.1 春秋生變序幕：東周前五十年，王權無為，放任諸侯國自行擴張。

春秋社會變化的實質發端，在於具有普遍性的禮樂崩壞，禮制已經形同虛設了，樂制則已經被破壞了，沒有等級觀念的大小互相逾越已經成為普遍現象了；恪守禮制的人，每每遭到社會的無情嘲弄，甚或侮辱；奢華僭越等破壞禮治的人，卻成為社會顯赫之輩，受到人們的尊崇。舊有規則的破壞必然會催生新的社會生活求變潮：

1）最具基礎性的是蔓延於全社會的農變湧動。農耕國人對井田制統一勞動方式的普遍不滿，出現了消極怠工；貴族階層對土地所有權絕對王權化的不滿為，“易田，爭田，奪田”普遍；農耕國人脫離那些恪守舊管轄方式的貴族封主，背棄井田制轉而依附於新興地主，謀取對耕作土地的真正佔有權。

2）工商業領域的普遍不滿與自發變化。相比於殷商社會官商與私商並重的商業經濟活動，西周是一個明顯的倒退。對商業的管理卻全面轉型為國家統管，私人從事商業活動，是被禁止的。“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私家商業在王權衰落與管制鬆懈的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

3）王權衰落的大背景下，社會已經很難忍受這種以威懾人民為目的、完全不公開的神秘化法律了。中國春秋時代的法律變革思潮，一直延續到二百三十餘年後的春秋晚期，才能以區域性的法律變革為先導成果表現出來。

4）迅速瀰漫的追求政治變革的思潮，以王室東遷洛陽為起點，社會森嚴等級制很快便鬆動了。新諸侯不滿現狀，尋求更廣闊的利益出路，引發了對人才力量的新需求；諸侯國的新興貴族為了擴張勢力，率先激賞有功平民做官，打破了僵化的等級制；卿大夫階層為了更多利益，有見識者紛紛選擇新出路，並爭取社會人才的歸附；社會各種勢力集團對各種人才強烈需求的歷史條件下，士人階層紛紛爭取出路，迅速成長為文、武、醫、工、水、農等諸多實用領域的人才。 士，本來是西周貴族社會的最下層，分為上、中、下三等士子，以實用領域的技能者與格鬥技能者居多。同時，“士”又是軍隊下層軍官的爵位稱號。貴族階層的淪落者加入了士階層，平民群體的才俊者也躍升到士階層，甚至最底層的奴隸階層也因為特殊的才能與功勞，同樣可以躍升到士階層。整個春秋之世，士人階層的爆炸性成長、騷動，是社會政治變化的核心因子。

7.2 春秋第一階段：之後四十餘年，諸侯擴張普遍化，中心地域的小諸侯開始爭奪霸權。

在東周第二任天子周桓王即位的第13年，發生蹻葛之戰。周桓王聯合虢、衛、蔡、陳四個曾被鄭國侵擾的諸侯國，對鄭國發起了聯合進攻。鄭國君主鄭莊公率軍應戰“王師”聯軍並大敗周軍。在當時，這是一場驚世駭俗的大叛逆、大挑戰，宣告了王權的徹底淪落。

春秋霸業文明的第一階段小霸爭奪，對待既定權力秩序的挑戰性，尤其是對王權的叛逆性，都遠遠強烈於後來的大國爭霸。這一時期的區域性霸權，是整合區域性權力秩序的地區霸權。因此，這一階段的社會變革具有主流影響力的，是地處文明腹心地帶的小霸政治，主要是四個先後具有霸權影響力的中等諸侯國：鄭莊公時期的鄭國，宋殤公時期的宋國，齊僖公時期的齊國，魯莊公時期的魯國。

7.3春秋第二階段：之後百餘年，秦、楚、吳、越四個諸侯國在變革中崛起，實現大國擴張。

截至大國霸業開始之前，也就是齊桓公開始稱霸的公元前679年，“政由方伯”的諸侯擴張歷時101年。

1）秦國的擴張:自秦襄公被封諸侯後歷經五代君主，基本上肅清了隴西地帶的戎狄，以及進入關中及河西高原的戎狄勢力，建立起了一個真正擁有一定實力的大諸侯國，給後來秦穆公時期的秦國霸業，奠定了根基。

2)楚國的擴張：進入春秋社會，楚人在江漢地區加快了擴張，並同時向北發展。 周王室東遷洛陽後的第三十年，恰逢楚人的強悍領袖熊通發動政變，自立為楚國國君，號“武王”，在天下諸侯國中第一個宣佈稱王。此後，楚國佔領了江漢以南的“濮人”之地，又打敗了追隨周王室的隨國。其後，楚國又大敗鄧國，有效佔據了長江中游的襄樊地帶。然後再敗隕國、絞國，實力在長江中游地帶大為加強。楚武王死後，繼任的楚文王繼續擴張，將都城遷移到郢城，即今日湖北江陵，又先後擊敗申國、蔡國、吞滅了鄧國。楚國在這一時期的擴張，為其後來在大國爭霸時期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條件。

3)吳國的擴張: 周文王的叔叔仲雍在荊蠻之地的長江下游建立了吳，周武王滅商後，將仲雍的後裔，封為諸侯國吳國。在春秋大國爭霸之前，吳國尚處在緩慢兼併江南山水間諸多自治族群從而自發擴張的階段，後來崛起為春秋後期的天下霸主之一。

4)越國的擴張: 因大禹葬於古“大越”的“會稽”之地，夏少康時期，擔心禹陵與夏宗廟的祭祀斷絕，夏王少康便正式分封自己的庶子無餘為諸侯，名號為“越”。此後，這個越國曆經了夏、商、週三代，一直在自發狀態中存續著，春秋初期的越國，與吳國一樣落後於中原諸侯群。但是他們以不斷成長的國家文明，引導了當時的東夷族群向華夏文明不斷靠攏，有效地促進了華夏文明的融合發展。 在春秋爭霸的尾聲階段，古老的越國以在春秋時期的不斷擴充套件為根基，在與吳國的對抗中爆發出了燦爛的光華，一時成為春秋末期與戰國初期的大邦之一。

7.4春秋第三階段：春秋後期數十年，齊、晉、秦、楚、吳、越大國爭霸，吳國沒活過春秋。

1）齊國：大國霸權開始之前齊國崛起，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繼位齊國國君，即齊恆公，齊國命運的轉折，開始於齊桓公任用管仲主政，“修齊國政，富國強兵”，管仲推行改革的總體思想，在《國語·齊語》中是這樣記載的：“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與後來以開掘、激發私有經濟活力為基本特點的戰國變法相比，管仲的早期變革是相對淺層的。但是，正是這一場相對淺層的全面“修齊”，開了春秋大國變革的先河，成為春秋大國霸業文明的序幕。此後不久，中國歷史便進入了浩浩蕩蕩的變法大潮之中。齊國霸業歷時36年，主要業績在兩大方面：對內調停爭端，公元前651年，齊國舉行了九國參與的“葵丘會盟”，終於達成了華夏諸侯言歸於好的總盟約；對外抵禦夷狄，“尊王攘夷”抵禦四夷入侵，是齊國霸業的最大歷史功績。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說，春秋齊國的改革與大國霸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2）晉國霸業：齊桓公死去後的第七年，晉公子重耳在晉國即位，史稱晉文公。 晉文公時期的晉國，是春秋大國霸業的第二個霸主國。與齊國霸業相比，晉國的霸業具有不同的歷史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由於夷狄之患相對減輕，晉國的主要目標，變成了對抗楚國北上中原。在“城濮之戰”中大勝了楚國。

其二，晉文公在位九年，兩次會盟諸侯，調停了中原諸侯群的利益爭端。 其三，晉文公作了兩次軍事制度的改革，分別設立三軍、五軍，軍力增加較快。晉文公死後，晉國霸業又時斷時續地延續了兩三代，是維持大國霸業最長的大國，對戎狄的區域性反擊，是其基本功績之一。

3）秦國霸業：秦穆公之世的秦國，是春秋大國霸業的第三個霸主國。秦穆公執政的主流時段，是齊桓公與晉文公相繼稱霸的時期。首先，穆公之秦用賢強國，改革國政，使秦國實力大幅增長。秦穆公非但搜求並重用能才百里奚執掌秦國政務，又先後任用了蹇叔、丕豹、公孫支、由余四位能臣輔佐，整肅內政，並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使秦國實力大增。其次，穆公之秦對強大晉國的盟約與戰爭，改變了當時的天下格局。秦穆公積極東出中原，使秦第一次具有了大國地位，初期是聯合並安定晉國，後期是衝破晉國封鎖。在強大的晉國斷續稱霸的時代，秦國能對晉國三代君主造成長期而深刻的影響，客觀地說，是一種罕見的霸業成就。

再次是穆公秦國抵禦戎狄、融合戎狄的巨大功績，打敗併吞滅了十二個西戎族群的政權，佔據了方圓千里的土地與人口。在整個春秋時代，這是抵禦戎狄取得的規模最大的勝利，與秦人族群在西周近三百年間始終處於西部戎狄海洋的血戰歷練有關。

4）楚國霸業：楚莊王時期的楚國，是春秋大國霸業的第四個霸主，楚莊王“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第一個功績，是整肅內政，重新樹立楚國君權。大殺、大用並舉的策略，先行整肅中小世族。隨後艱難平定了最大老世族若敖氏族群發動的政變。楚國的王室君權第一次真正具有了相對鞏固的根基。第二個功績，是抗擊蠻夷族群東夷、南蠻、百越三大群體的蠶食，春秋時代的華夏攘夷，南方的主要力量，當之無愧屬於楚國。第三方面的功績，是北上中原爭霸，“攘夷不尊王，問鼎中原”。

楚莊王死後，由於楚晉兩大國的長期對抗，捲進兩大集團對抗的眾多諸侯國都不堪其累，晉楚兩大國也深感疲憊，當時社會滋生了罷兵思潮，楚晉兩大國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夏，實現兩次弭兵盟約。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罷兵言和是空前的，是第一次在交戰各方之間自覺達成的休戰盟約，具有非常重大的文明意義。

5）吳國霸業：中原大國的霸業相繼衰落之後，長江下游及太湖流域的吳國興起了。 吳國的真正崛起，是在吳王闔閭時期。公元前515年公子光發動“專諸刺僚”刺殺了吳王吳僚，吳王闔閭繼位，吳國霸業的主要功績，是對楚對越，以及北上中原的三方用兵，以伍子胥與兵家名士孫武為將，若無秦國相救，楚可能就被滅了。

吳王闔閭對越作戰，戰死後吳王夫差即位，發動對越復仇之戰，一度攻滅越國，俘虜越王勾踐。 此後，吳國又連續北上，進攻陳、蔡兩國獲勝。再後，吳國繼續北上進攻魯、宋兩國，迫使兩國屈服。後來數年，吳國又三次進攻齊國，最終大勝。

6）越國霸業：越國的突然崛起，是一個歷史傳奇。吳國與越國之間的歷史恩怨及其戲劇性轉折，更是一個歷史傳奇。當時的越國，地處今日浙江、福建北部地區，是以夏遺民為軸心的一個古老的諸侯國，越國政權，傳承至二十餘代的越王勾踐時期，越國的勢力逐漸壯大了。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大舉攻吳，吳軍大敗越軍，勾踐成為戰俘奴隸、後侍奉吳王夫差，10年臥薪嚐膽，勾踐復國後第12年，越國趁吳王夫差在黃池會盟諸侯，攻入吳國都城，俘獲吳國太子，迫使吳王夫差回軍求和；勾踐復國第14年，越軍第二次攻吳，在今日上海吳淞江地帶大敗吳軍；勾踐復國的第21年，也就是公元前473年，越軍趁吳國饑荒，最後一次大舉攻吳獲勝，迫使吳王夫差自殺，越國終於滅了吳國。

一舉吞滅一個南方大國，這在整個春秋大國霸業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越王勾踐自創了一個赫赫名號——霸王，

由於越王勾踐的病逝，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時的潮流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越國最後的霸業很快便被新的時代大潮所湮沒。

8.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3年，70年的春秋和戰國過渡交疊時期。

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3年，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可以稱之為春秋晚期，也可以稱之為戰國初期，公元前476年，是齊國的田氏實力超過姜氏公室的標誌性年份。公元前403年，是魏、趙、韓三家新興勢力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國的年份。真正的戰國時代，應該有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標誌。這個標誌，就是魏趙韓三家完成政治上的成人禮，獲得正式的諸侯之冠。

9. 公元前403年魏、趙、韓三家分晉新興勢力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國，戰國開啟，戰國七雄逐鹿中原，歷時近200年。

1）齊國蛻變，公元前379年，田氏齊取代姜氏齊：田氏勢力的崛起。公元前532年田乞之父田桓子聯合鮑氏，以私兵攻滅齊國老世族高氏、欒氏，共同分割了兩家的財產與封地；公元前489年，田乞在齊景公死後發動政變，打敗擁戴原定太子的國氏、高氏兩大集團，從魯國接回另一個公子陽生，立為國君，是為齊悼公，事實上掌握了齊國政權；公元前485年鮑氏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乞的兒子田常即田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二人不和，於是田常復以大斗出貸小鬥收的辦法籠絡人心，“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公元前481年田成子發動政變。攻殺齊簡公，擁立簡公之弟為新君，即齊平公，田成子出任丞相；公元前476年田成子發動對齊國舊世族的清算，全部誅殺鮑氏、晏氏、監止氏，以及齊國姜氏公族中的強悍者，大大擴充套件田氏封地，使田氏擁有的土地與人口，第一次超過了國君的直領封地；公元前386年，周王室正式封田和為齊侯，列為諸侯，即田太公。至公元前379年，“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自此，大邦齊國完成了大國蛻變的歷史過程，走上了新的戰國時代。

2）晉國蛻變：公元前453年趙、魏、韓聯合滅掉知氏，3家分晉，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冊命趙、魏、韓為諸侯國，三家分晉歷史過程完成，晉國正式滅亡。

晉國的特殊，在於它是一個老世族林立的王族諸侯大國。狐氏、郤氏、先氏、荀氏（也就是中行氏）、範氏（也就是士氏）、欒氏、知氏、叔氏、顛氏、桓氏、莊氏、司空氏等，都是晉國很有根基的老貴族。晉國新勢力的崛起，有直接誕生於當時軍功的新階層，也有從這些老世族中衍生的新階層。新興勢力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是從當時的社會危機與國家動盪中嶄露頭角的。（1）趙魏兩大族群的軍功崛起，公元前661年，晉獻公十六年，剛剛完成擴充套件的晉軍以將軍趙夙、畢萬為統帥，吞滅了相鄰的霍、魏、耿三個小國。晉獻公封兩人為大夫，將耿國之地分封給趙夙，將魏國之地分封給畢萬。趙夙族群，就是西周初期流散於北部的古秦人族群的一支，其早期首領是造父。畢萬族群，則是周武王時代畢公高的後裔。（2）韓氏族群的道義崛起，韓氏崛起於晉國一場重大的政治事變。晉國權臣屠岸賈借晉靈公遇害，嫁禍執兵重臣趙盾，進而以詭異手段誅殺了趙盾並追殺其後裔，韓厥公直，明大義，明確地站在趙氏一方，先力主趙盾無罪，後來又保護了趙氏僅存的嫡系後裔，這就是聞名千古的《趙氏孤兒》，自此韓厥成為天下聞名的忠義之臣。這個事變的結局是後來趙氏復出，屠岸氏滅亡，韓厥擢升晉國“六卿”之一，並與趙氏、魏氏結成了堅實的政治同盟。韓氏地位一舉奠定，遂成當時晉國六大實力族群之一。公元前514年執政的六大集團——範、中行、知、魏、趙、韓六卿聯手，吞滅了兩大公族勢力——祁氏、羊舌氏；公元前513年，晉國六大集團達成盟約：以“鑄刑鼎”的方式，頒佈了範宣子制定的刑書，向社會公佈了歷來不公開的法律文字。與此同時，六大集團也紛紛在自己的封地實行了新的土地政策，一改傳統的“百步為畝”的小畝制，推行160步到240步為一畝的大畝制。在以畝為計算單元的稅制中，大畝制有利於農民利益。公元前497年，範氏、中行氏兩大集團得到鄭國支援，不滿趙鞅主政，派兵攻打趙氏。趙鞅兵敗，逃奔晉陽，趙氏勢力一時衰減。 公元前493年到前490年，趙氏集團最終攻滅了範氏、中行氏兩大集團，趙鞅激勵戰心的新法令是一次成功範例：“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與士同）；人臣、隸、圉（犯人），免！” 公元前453年，知氏集團主政專權，向趙、魏、韓三大集團索取土地，最終導致三大集團聯合，一舉吞滅了當時勢力最大的知氏集團。至此，晉國新興集團唯餘趙魏韓三家。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冊命趙、魏、韓三大集團為諸侯國。至此，三家分晉的歷史過程完成，晉國正式滅亡。在大國蛻變的歷史過程中，先後產生了戰國四強——齊、趙、魏、韓。

3）主導華夏南部的楚國，經陣痛變化進入戰國大國序列：楚莊王之後的楚國，大國霸業不復存在，政變內亂也時有發生。第一次，從公元前584年，也就是從楚共王七年開始，楚國遭受吳國進攻，屢遭敗績，國內發生長期而嚴重的普遍危機；第二次，公元前548年，令尹屈建以大臣蒍掩為司馬，推行有限新政。在肥沃的良田地域繼續保留井田制，在貧瘠土地與貧窮地區推行私田制，土地權歸耕種者，並可以自由買賣，以激發耕種者的生產積極性，這次給楚國帶來某種希望的新政改革，最終卻因為戰爭的壓力和老世族的反對，很快就結束了；第三次，公元前541年，出身王族的執政大臣令尹熊圍，發動政變，攻殺了剛剛即位三年的新楚王熊郟敖。熊圍自立為王，史稱楚靈王。這次政變並沒有給楚國帶來新政。這一點，與晉齊兩國由新興集團發動的以推行新政為目標的多次政變，有很大不同。第四次，公元前529年，楚靈王十二年春，楚靈王的三個弟弟在都城聯合發動政變，攻殺太子，廢黜了楚靈王。之後，政變首領熊棄疾又逼殺另外兩公子，自立為王，這就是楚平王。這是又一次王族政變，也沒有帶來任何新政希望。 第五次，公元前523年，從楚平王即位第五年開始，楚國發生嚴重的政治內亂。“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疲死轉，忘寢與食。”楚平王的荒誕生活與白痴政治，導致楚國後患頻發，政治格局大亂，軍事力量大衰，楚國瀕臨亡國邊緣。楚平王死後不久，伍子胥率領的吳軍便攻破楚國都城，對楚平王掘墓鞭屍，使楚國陷入了嚴重的全面危機。第六次，公元前479年，楚國爆發“白公之亂”。白公勝率部發動政變，殺了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並劫持了已經即位十年的楚惠王。但是，這場政變很快便因為楚國老世族集團因維護王權的反擊而失敗。白公勝事變之後，楚國的外部大局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楚國的最大對手吳國衰落了。此後不久，吳國又被越國吞滅了，春秋末期的霸主越國，也很快衰落了，至此，楚國在整個華夏南部，成了唯一的主宰力量，

楚國先後吞滅了陳國、蔡國、杞國，此後，又趁吳國滅亡江淮地帶空虛之機大舉東進，土地迅速擴充套件到泗水流域，實力有了很大的恢復，成為了真正的大國。至此，主宰華夏南天的楚國，已經完成了進入新的戰國大國序列的歷史條件。

4）西部秦國的陣痛與變化最小，依靠西部擴張進入戰國大國序列：秦人立國始於春秋開端，這個新諸侯國在整個春秋時代的大動盪中，沒有發生劇烈的內部變化，沒有引領文明潮流，對西部戎狄擴張形成的國家實力的增強，是秦國能夠進入戰國大國序列的基礎。

5）燕國曆經陣痛變化，進入戰國大國序列：春秋時代的天下變化大潮，對燕國沒有根本性觸動。燕國沒有因為新潮流的激盪而發生重大的政治事變，也沒有新興集團的湧現與新政的推行。春秋中後期的攘夷戰爭與吞滅薊國，促使燕國實力增強，

朝鮮、遼東、林胡、樓煩、雲中、九原在春秋中後期已經都是燕國的有效領土了，已具備相當雄厚的國家根基了。

正是在這樣的根基上，與秦國一樣沒有大動盪的燕國，也進入了戰國大國序列。

至此，戰國七強全部產生，齊、趙、魏、韓、楚、秦、燕。再回頭看看春秋第一階段中原爭霸的小諸侯，都是以弱小之身擠入戰國，在戰國中期基本上就被滅了。1）公元前375年，鄭國被韓國攻滅了。2）公元前256年魯國被楚考烈王所滅。3）公元前286年宋國發生內亂，齊國趁機便聯合楚國、魏國攻打宋國，滅宋，三國瓜分宋國的土地。4）公元前254年衛國淪為魏的附庸，又於前209年為秦所滅。

10. 公元前221年，伯益後裔秦人族群用10年時間分別滅掉韓、趙、燕、魏、楚、齊6國，500年後再次華夏歸一，建立中國原生文明的最高地秦帝國。

百年洪荒治水的4大部族，以禹為首領的夏人族群，以契為首領的商人族群，以後稷為首領的周人族群，以伯益（大費）為首領的秦人族群都在歷史的後續歲月裡相繼建國領政，無論過程多麼曲折坎坷，但是他們推動華夏文明的演進，血脈不斷，實現了驚人的歷史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