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茲爾·亨利·利德爾·哈特爵士(1895年10月31日- 1970年1月29日)，英國軍人、軍事歷史學家和軍事理論家。他寫了一系列軍事史，在戰略家中頗具影響力。他認為正面進攻是一種註定要以犧牲生命為代價而失敗的戰略，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相反，他建議採用“間接方法”，並依賴快速移動的裝甲部隊。

眾所周知，他戰前的出版物影響了德國的戰時戰略，儘管他被指控促使被俘的將軍誇大他在閃電戰戰術發展中的作用。他還幫助宣傳隆美爾神話和出於政治目的的“乾淨的國防軍”論點，當時冷戰需要徵募新的西德軍隊。

利德爾·哈特出生在巴黎，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他在倫敦聖保羅學校(St Paul's School)和劍橋大學聖體基督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接受了正規的學術教育(他是傑弗裡·巴特勒(Geoffrey Butler)的學生)。他母親那邊的家族，利德爾一家，來自英格蘭與蘇格蘭邊境的裡德爾，與倫敦和西南鐵路有關。哈特是來自格洛斯特郡和赫裡福德郡的農民。哈特從小就對航空著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哈特志願加入英國陸軍，成為國王自己的約克郡輕步兵團的軍官，並隨兵團在西線服役。哈特在前線的經歷相對較短，只在1915年的秋冬兩季短暫地經歷了兩段時間，因為炮彈爆炸造成的腦震盪受傷，他被從前線送回家。他被提升為上尉。1916年，他第三次回到前線，及時參加了索姆河戰役。在1916年7月19日被毒氣彈擊中之前，他被擊中了三次，並沒有嚴重受傷。他的營在7月1日進攻的第一天幾乎全軍覆沒，這是英國曆史上單日損失最慘重的一次，總共有6萬人傷亡。他在西線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的餘生。被調到斯特勞德和劍橋志願部隊擔任副官，負責訓練新部隊。與此同時，他寫了幾本關於步兵訓練的小冊子，引起了第18(東部)師指揮官艾弗·馬克西將軍的注意。戰後，他轉到皇家陸軍教育兵團，在那裡他編寫了新版的步兵訓練手冊。在這本書中，哈特努力向人們灌輸1918年的教訓，並與哈默爾戰役和亞眠戰役的指揮官馬克西通訊。

1918年4月，哈特和傑西·斯通結婚，後者是他在斯特勞的助理副官J·J·斯通的女兒，他們的兒子阿德里安於1922年出生。

從1924年開始，哈特的工資被減半。他後來在1927年從軍隊退役。1921年和1922年兩次輕微的心臟病發作，可能是他受戰場毒氣的長期影響，阻礙了他在規模縮小的戰後軍隊中的進一步發展。他以理論家和作家的身份度過了他的餘生。1924年，他成為《晨報》(Morning Post)報道溫布林登網球公開賽(Wimbledon)的草地網球記者和助理軍事記者。1926年，當草地網球大師揭秘時，他出版了一本網球作品集子。1925年至1935年，他擔任《每日電訊報》軍事記者，1935年至1939年，擔任《泰晤士報》軍事記者。

在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哈特寫了一系列關於主要軍事人物的歷史，透過這些軍事歷史作品，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正面進攻是一個註定要以巨大的生命代價失敗的戰略。他認為，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巨大損失是由於其指揮官沒有認識到這一歷史事實。他認為，1914年英國決定用大軍直接干預歐洲大陸是一個錯誤。他聲稱，從歷史上看，“英國的戰爭方式”是把陸戰留給盟國，只通過海軍力量進行干預，陸軍以“有限責任”的方式在主要戰線之外與敵人作戰。

在他關於機械化戰爭的早期著作中，哈特提出步兵應該與快速移動的裝甲編隊一起行進。他將他們描述為“坦克陸戰隊”，就像皇家海軍艦隻上計程車兵一樣。他建議讓他們乘坐自己的履帶式車輛，並下車幫助他們佔領防禦更好的位置，否則就會擋住裝甲部隊。這與J.F.C.富勒的坦克軍隊思想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非常強調大規模裝甲編隊。哈特預見了一種由機動步兵和炮兵組成的聯合武裝力量的需要，這與海因茨·古德里安在德國開發的裝甲師的組成類似，但不完全相同。

根據哈特的回憶錄，他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11月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系列文章中主張，英國在下一場歐洲戰爭中的角色應該交給空軍。他的理論是，英國空軍可以在擊敗敵人的同時，避免高傷亡和英國在歐洲大陸部署大規模徵兵部隊所帶來的有限影響。這些想法影響了時任英國財政大臣的內維爾·張伯倫，他在國防政策與需求委員會的討論中主張，應該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而不是一支可以在歐洲大陸作戰的龐大軍隊。

1937年成為首相後，張伯倫將利德爾•哈特置於20世紀30年代末英國大戰略背後的重要地位。5月，哈特為保衛大英帝國準備了重組英國軍隊的計劃，並將計劃交給國防協調大臣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6月，利德爾·哈特結識了負責戰爭事務的國務卿萊斯利·霍爾-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直到1938年7月，兩人一直保持著非正式的、密切的顧問關係。哈特為霍爾-貝利沙提供了一些想法，他會在內閣或委員會中為這些想法辯護。1937年10月20日，張伯倫在給霍爾-貝利沙的信中寫道:“我一直在讀裡德爾·哈特的《在歐洲作戰》一書。如果你還沒有讀過這本書，你可能會覺得很有趣，尤其是“英國軍隊的角色”這一章。霍爾-貝利沙回覆道:“我立刻讀到了哈特書中的‘英國軍隊的作用’。我對他的《通論》印象深刻。

隨著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戰時內閣推翻了利德爾·哈特提出的張伯倫政策。在歐洲處於戰爭邊緣、德國威脅入侵波蘭之際，內閣選擇支援一支55師的英國和帝國軍隊來幫助波蘭、挪威和法國，以干預歐洲大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幾年後，哈特有機會回顧埃爾溫·隆美爾在戰爭期間留下的筆記。隆美爾儲存了這些筆記，目的是要寫下他戰的戰爭經歷。隆美爾家族早在1950年就以《無恨之戰》的形式在德國出版了這些筆記。其中一些已經被隆美爾銷燬了，其餘的，包括隆美爾寫給他妻子的信，都被美國當局沒收了。在哈特的幫助下，它們後來被歸還給了隆美爾的遺孀。然後，哈特編輯並濃縮了這本書，並幫助整合了新材料。這些作品，連同前將軍弗裡茨·拜爾萊因和利德爾·哈特的註釋和評論，於1953年出版為《隆美爾論文》。以下是利德爾·哈特在隆美爾神話中扮演的角色。

1954年，利德爾·哈特出版了他最有影響力的著作《戰略》。在1967年又有了第二次擴充版。這本書主要致力於對間接方法的歷史研究，以及如何使用這種概念來分析各種戰役和戰鬥。在世紀之交，這仍然是重要的，它是英國機動作戰理論發展的一個因素。

女王在1966年的新年授勳中授予裡德爾·哈特騎士稱號。從2009年開始，利德爾·哈特的個人檔案和圖書館被收藏在倫敦國王學院的裡德爾·哈特軍事檔案中心。

1970年1月29日，利德爾·哈特在白金漢郡馬洛的家中去世，享年74歲。

利德爾·哈特的主要觀點和觀察

“不是在一個時期，而是在整個過程中，都表明，一切決定性的戰役，擾亂敵人的身心平衡，是推翻他的重要前奏”。

利德爾·哈特主張，在戰爭中，透過間接的方式更容易取得勝利。正如利德爾·哈特所解釋的那樣，在對手預期的地方進攻，會讓獲勝的任務更加困難：“沿著自然預期的路線移動，可以鞏固對手的平衡，從而增加他的抵抗力量。”這與間接方式形成了對比，間接方式中身體或心理上的驚訝是一個組成部分：“這種間接通常是身體上的，總是心理上的。在戰略上，繞遠路往往是捷徑。

利德爾·哈特會用歷史上的例子來說明這一概念。例如，利德爾·哈特認為由伊帕密農達斯(Epaminondas)贏得的留克特拉(Leuctra)戰役是一種間接方法。伊帕密農達斯並沒有像當時標準的那樣把軍隊集中在右翼上，而是集中在左翼上，拉住右翼，擊潰了斯巴達軍隊。一個更現代的例子是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當時德國人希望在加萊海峽附近登陸。相比之下，在利德爾·哈特看來，直接進攻的一個例子是1862年聯邦軍隊在弗雷德裡克斯堡的進攻。

在利德爾·哈特看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埃帕米農達斯的進一步戰役，他入侵伯羅奔尼撒半島，在冬季和分列進攻斯巴達控制的領土。他無法將斯巴達人拉入戰鬥，於是決定釋放農奴。然後他建立了兩個城邦作為對斯巴達勢力的突破，因此戰役取得了成功。透過打破斯巴達的經濟基礎，他沒有打一仗就贏得了一場戰役。

在分析拿破崙的戰役時，利德爾·哈特注意到，當他的軍隊越來越大時，他的作戰方式就不再那麼微妙，而是更加野蠻，而當他的軍隊越來越少時，他更傾向於在戰鬥中發揮創造性。不斷的勝利似乎使他作為一名士兵的技能變得遲鈍了。

根據雷德(Reid)的說法，利德爾·哈特的間接方法有七個關鍵主題:

• 敵人平衡的紊亂應該是失敗的前奏，而不是徹底的毀滅。

• 透過談判結束無益的戰爭。

• 間接方式的方法更適合於民主。

• 軍事力量依賴於經濟的耐力。在經濟上擊敗敵人不會帶來任何風險。

• 含蓄地說，戰爭是國家間的活動。

• 利德爾·哈特的“理性和平主義”概念。

• 勝利往往是敵人戰勝自己的結果。

利德爾·哈特的影響

在20世紀60年代，利德爾·哈特的聲譽達到了非凡的高度。1960年，當他訪問以色列時，公眾對他的興趣超過了除瑪麗蓮·夢露以外的任何外國遊客。

——布萊恩·霍爾登·裡德

1970年，利德爾·哈特去世，他作為軍事思想家的聲譽很高。然而，驗屍後的評估則更為矛盾。

——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

在他最受歡迎的時候，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稱利德爾·哈特是“教導將軍的上尉”，並利用他的著作攻擊艾森豪威爾政府，稱後者過於依賴核武器。利德爾·哈特的影響也擴充套件到了英美以外的軍隊。鮑姆加滕描述了裡德爾·哈特對澳大利亞軍隊的影響：“間接方法也是影響機動理論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機動理論是整個20世紀90年代軍隊思維的主導因素。”巴基斯坦退役將軍沙法特·沙阿稱利德爾·哈特的《戰略:間接方法》是“軍事歷史和理論方面的開創性著作”。

在《科學、策略和戰爭》中，弗蘭斯·歐辛格(Frans Osinga)說，在荷蘭人提到約翰·博伊德時，“在他最近出版的現代戰略理論的研究中，科林·格雷將博伊德排列在20世紀傑的戰略理論家：伯納德·布羅迪、愛德華·拉特瓦克、羅勒利·德爾·哈特和約翰·威利的行列中。

他的傳記作者亞歷克斯·丹切夫(Alex Danchev)指出，利德爾·哈特的書仍在世界各地被翻譯，其中一些在寫完70年後仍在被翻譯。

利德爾·哈特對裝甲兵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利德爾·哈特指出，德國國防軍採用了從J·F·C富勒和他自己的理論中發展出來的理論，並在閃電戰中使用這些理論來對付同盟國。一些學者，如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質疑英國軍官，尤其是利德爾·哈特在1939-1941年裝甲兵(Panzerwaffe)使用的戰爭方法的發展中所發揮的影響程度。在戰後對前國防軍將軍們的彙報中，裡德爾·哈特試圖梳理出他對他們戰爭實踐的影響。在這些採訪之後，許多將軍說，利德爾·哈特對他們的戰略產生了影響，這一點以前從未有人說過，也沒有發現任何同時代的戰前檔案來支援他們的說法。因此，利德爾·哈特用米爾斯海默(Mearsheimer)的話來說，是為了“挽回失去的聲譽”

以色列國防軍作戰理論研究所(Israel Defense Forces Operational Theory Research Institute)的創始人、前負責人西蒙·納維(Shimon Naveh)表示，二戰後，裡德爾·哈特“創造了”閃電戰作為一種軍事理論的想法:“它與一種理論相反。”《閃電戰》包含了大量行動，而這些行動更多地是基於成功而非設計。

透過操縱和設計，利德爾·哈特扭曲了閃電戰編隊的實際情況，並掩蓋了其起源。透過對浮誇概念的理想化灌輸，他強化了閃電戰的神話。回顧過去，他把自己對運動戰的看法強加於閃電戰這個膚淺的概念之上，從而在理論上製造了一場花了40年才被解開的混亂局面

納維說，在他寫給德國將軍埃裡希·馮·曼斯坦和古德里安以及隆美爾的親戚和同夥的信中，利德爾·哈特“把他自己編造的閃電戰版本強加在隆美爾身上，迫使他宣稱這是最初的模式”。

納維指出古德里安回憶錄在德國出版的版本與在英國出版的版本不同。古德里安在德語版本中沒有提及英國理論家如富勒和利德爾·哈特的影響。這些人對古德里安影響的一個例子是1920年福勒發表的關於坎佈雷戰役的報告，他當時是皇家坦克兵團的參謀。利德爾·哈特聲稱，古德里安閱讀並採納了他關於裝甲戰爭的發現和理論，從而幫助制定了後來被稱為閃電戰的作戰基礎。這些戰術包括裝甲部隊在攜帶炸彈的飛機的支援下深入敵後。俯衝轟炸機是支援前線部隊運送烈性炸藥的主要武器。

儘管德國版的《古德里安回憶錄》提到了利德爾·哈特，但並沒有把他在發展裝甲戰爭理論方面的作用歸於他。這兩種翻譯的不同之處可以從兩人的信件中找到解釋。古德里安一封信說，利德爾·哈特提醒德國將軍，應該歸功於他的觀點：強調使用裝甲部隊對對方軍隊的通訊、遠端操作，以及裝甲師結合裝甲兵部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觀點。

傑依·魯瓦斯(Jay Luvaas)評論說，利德爾·哈特和富勒實際上預見到了裝甲部隊在閃電戰中的作用。魯瓦斯認為，利德爾·哈特高估(真誠地)他在德國將軍的影響力，但事實上，許多軍事領導人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包括將軍柯伊戈爾·阿隆和安德烈·博富爾)知道他的理論，認為他的觀點是值得思考是正確的。據盧瓦斯說，馮·梅倫辛回憶說，隆美爾多次提到利德爾·哈特，並且對他有很好的評價。不過，在魯瓦斯看來，這並不會讓他成為一名學生。盧瓦斯還認為，利德爾·哈特是一位需要公眾認可和有影響的學者，也是一位天生慷慨大方的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他與他人建立聯絡的努力不應該被冠以動機。

約瑟夫·福布斯駁斥了關於利德爾·哈特、古德里安和隆美爾的朋友和親戚密謀歪曲利德爾·哈特影響的說法，認為這是毫無根據的暗諷。他認為：利德爾·哈特關於古德里安的那一章引用了古德里安相信霍巴特的理論，而不是利德爾·哈特的理論。德斯蒙德·楊曾經把利德爾·哈特推薦給曼弗雷德·隆美爾作為一個可能幫助出版他父親回憶錄的人這一事實不應該被用來證明存在一個對裡德爾·哈特給予過度認可的陰謀。整本書《德國將軍的談話》(the German Generals talk)中包含了一段關於裡德爾·哈特的影響的陳述(根據《福布斯》(Forbes)，米爾斯海默更依賴於弗蘭克·馬辛(Frank Mahin)的評論，而不是實際文字，從而聲稱利德爾·哈特在書中捏造了德國人的評論，誇大了他的作用。

利德爾·哈特在隆美爾神話中的角色

利德爾·哈特在“隆美爾神話”的創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隆美爾神話”認為，德國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是一個不關心政治的、傑出的指揮官，由於他(現在有爭議)參與了7月20日反對阿道夫·希特勒的陰謀，他是第三帝國的受害者。這個神話是在隆美爾參與納粹宣傳並向德國公眾灌輸樂觀主義的情況下創造的。從1941年開始，當英國媒體試圖解釋它為何無法在北非擊敗軸心國勢力時，它被西方媒體收集和傳播。戰後，西方盟國，尤其是英國，把隆美爾描述為“好德國人”和“我們的朋友隆美爾”。他指揮一場乾淨的戰爭的名聲被用來幫助西德重整軍備，以及幫助前敵人，一邊是英國和美國，另一邊是新成立的聯邦共和國，達成和解。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和英國清楚地意識到，必須恢復一支德國軍隊來幫助對抗蘇聯。然而，許多前德國軍官相信，如果沒有德軍的復興，德國軍隊就不可能有未來。因此，在冷戰的氣氛中，隆美爾的前敵人，特別是英國，在神話的製造和傳播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德國重整軍備高度依賴於德國國防軍所需要的形象提升。利德爾·哈特是這兩項相互關聯的倡議的早期支持者，他在1948年出版的《希特勒的將軍們》一書中首次提供了有關隆美爾的廣泛資料。他用了一章的篇幅描寫隆美爾，把他描繪成納粹政權的局外人。1951年出版的這一章的補充部分對隆美爾的“天賦和表現”大加讚賞，“使他有資格在歷史上扮演‘偉大的船長’的角色”。

1953年，在利德爾·哈特的介紹下，由利德爾·哈特、前國防軍軍官弗裡茨·拜爾萊因和隆美爾的遺孀和兒子編輯的《隆美爾文集》，出版了隆美爾在戰爭時期的著作。歷史學家馬克·康奈利認為《隆美爾文集》是導致“隆美爾復興”的兩部基礎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德斯蒙德·楊的傳記《隆美爾:沙漠之狐》。這本書使人們認為隆美爾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官。在前言中，利德爾·哈特比較了阿拉伯的隆美爾和勞倫斯，用利德爾·哈特的話來說，他們是“沙漠戰爭的兩位大師”。利德爾·哈特對這本書的工作也是自私的:他哄騙隆美爾的遺孀加入了一些材料，表明隆美爾受到了利德爾·哈特關於機械化戰爭理論的影響，使隆美爾成為他的“學生”，並將隆美爾在1940年的巨大成功歸功於利德爾·哈特。

康納利認為，楊格和利德爾·哈特奠定了英美神話的基礎，這一神話包括三個主題：隆美爾對納粹主義的矛盾心理；他的軍事天才；以及北非戰爭中騎士精神的體現。他們的作品為“乾淨的國防軍”的形象提供了支援，而且通常沒有受到質疑，因為它們出自英國作家之手，而非德國修正主義者。

利德爾·哈特在軍情五處爭議

2006年9月4日，軍情五處公佈的檔案顯示，在1944年初，軍情五處懷疑諾曼底登陸計劃被洩露。利德爾·哈特准備了一篇名為《對入侵歐洲大陸問題的思考》的論文，並在政界和軍方人士中廣為流傳。可能在他的論文中，利德爾·哈特正確地推斷了即將到來的盟軍入侵的許多方面，包括登陸的地點。軍情五處懷疑利德爾·哈特從英國防空部隊指揮官阿爾弗雷德·提姆·派爾將軍那裡收到了入侵計劃。軍情五處對他進行監視，攔截他的電話和信件。調查顯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利德爾·哈特參與了任何顛覆活動。沒有人起訴過佩爾。·哈特說他的工作僅僅是推測性的。看來，利德爾·哈特只是看到了同樣的問題，並得出了與盟軍總參謀部相似的結論。

利德爾·哈特的傳記

• 亞歷克斯·丹切夫與·利德爾哈特的遺孀合作，為《戰爭鍊金術士：巴茲爾·利德爾·哈特的一生》撰寫了裡德爾·哈特的傳記。

• 布萊恩·邦德，《利德爾·哈特：對他的軍事思想的研究》(卡塞爾出版社，1977年，羅格斯大學出版社，1977年)。

• 約翰·米爾斯海默，《利德爾·哈特和歷史的重量》(紐約，1988年)，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康奈爾大學研究安全事務的一部分，利用證據主要看利德爾·哈特聲稱預測法國的秋天的閃電戰的戰術，他與德國將軍和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特別是古德里安和隆美爾)在1930年代。現在出現的是關於·利德爾哈特對歷史的看法的嚴肅問題。

利德爾·哈特的著作

《一個比拿破崙偉大的人：西庇阿·阿弗裡卡納斯》，布萊克伍德父子公司，倫敦，1926年；紐約，1976年。

•《草地網球大師》，阿羅史密斯，倫敦，1926。

•《偉大的船長揭牌》，布萊克伍德父子出版社，倫敦，1927年；格林希爾，倫敦，1989。

• 《10年後的聲譽》，利特爾·布朗，波士頓，1928。

• 《謝爾曼:士兵，現實主義者，美國人》，多德、米德，紐約，1929，弗雷德裡克·A·普雷格，紐約，1960。

• 《歷史上決定性的戰爭》，1929年，這是《戰略:間接方法》的第一部分。

• 《真正的戰爭：1914-1918》，1930，後來作為《世界大戰史》(1914-1918)再版。

• 《福煦，奧爾良人》，兩卷(1931)，企鵝圖書，哈姆茲沃斯，英國。

• 《拿破崙的鬼魂》，耶魯大學，紐黑文，1934年。

• 《T.E.勞倫斯在阿拉伯和之後》，喬納森開普，倫敦，1934。

• 《第一次世界大戰提綱》，1936

• 《英國的防禦》，費伯和費伯，倫敦，1939年。

• 《淪陷，德國對波蘭戰爭後》，格林伍德，韋斯特波特，1980，德國版。

• 《戰爭的潮流》，倫敦，哈欽森出版社，1941年。

• 《間接策略》(1941年，1942年再版，標題為:贏得戰爭的方法)

• 《贏得戰爭的方法》，1942。

• 《為什麼我們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呢?》，倫敦，喬治·艾倫和安文，1944年。

• 《戰爭中的革命》，倫敦，費伯和費伯出版社，1946年。

• 《山的另一邊》，德國的將軍們。他們的興衰，以及他們自己對1939-1945年軍事事件的描述，倫敦：卡塞爾，1948年，增訂版，德里：陸軍出版社，1965年。

• 《海因茨·古德里安的坦克領袖》的“前言”(紐約:Da Capo。, 1952)

• 《戰略》，第二修訂版，《倫敦:法伯和法伯》，1954年，1967年。

• 《隆美爾文集》，1953年

• 《坦克：皇家坦克團及其前身的歷史》，卷一和卷二(普萊格，紐約，1959)

• 《孫子兵法序言》，牛津大學出版社，倫敦，1963。

• 《利德爾·哈特上尉回憶錄》，第一卷和第二卷，卡塞爾，倫敦，1965。

•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倫敦，韋登弗爾德·尼克松， 1970。

• 《德國將軍的談話：希特勒最高指揮官的驚人揭露》，1971版；威廉·莫羅，1948，ISBN 978068806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