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治國要用人，用人的問題就變成了官制與吏治的問題，即用來治國治民的人也成了以治理的物件。這就是君主治國最複雜的地方。換言之，官員是治國理政中的特殊環節，既治人，又被治，不把這兩方面做好，就不能讓所用的人治理好國政。為此就出現了官制的問題。對此，王夫之有專門的論述。

他說：討論治國的人都說官員長期任職，這是指州縣的官員。意思是要讓治民的官員熟悉自己職務上的事務，這樣讓他們去治民，朝廷才會放心。但州縣的長官離天子很遠，他們是賢還是不賢，是容易相互欺騙上級的。如果讓他們長久任職，並得到合適的人選，民眾就會安於這種長官的治理。如果他們長久任職，卻不是合適的人選，民眾就想讓他離開此地，一天也不能等，但又因資訊堵塞，下面的情況不能讓上級知曉。所以長久擔任治民的官職，得與失是各佔一半的。至於朝廷裡的大臣，長久任職那是制度上已經確定了的。

國家的政治，看到利，就急著興辦，奸邪就會藉此而得逞了；看到害，就急著除去，眾人接受不了，就會喊叫起來。所以，做大臣的正道，是徐徐地觀察事情的適宜機會，冷靜地等待眾人意志的穩定，要有所等待而不急迫，深思熟慮，安排好事情的條理，這樣就能建立不可動搖的基礎。

做官的人，看到不好的地方，心中就有憤慨，但又不敢發怒而表現出來；在讀書中有了心得，又不敢馬上在實踐中進行嘗試。剛剛任職的時候，還沒有人們的讚譽，也沒有君主的信任，也不瞭解君主有什麼想法，所以在這個時候，一定要用謙虛和穆之氣進行修養，用審慎穩健來律己，表面上似乎是淡泊無為，實際上有深沉的思考，再根據具體的情況，仔細斟酌，做出充分的計劃，要讓國家與民眾不為太多的事而憂慮。

就是這樣，也難說一年至三年就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即使是有很大才能的賢人，也很難做到這一點。

如果又不能在職位上工作太久，就被調離到新的職位上，原來考慮和籌劃的事情還來不及去辦，就把此個地方的工作交給另一個不瞭解情況的新人，於是這個州縣的治理就會又要從頭開始。

也不用考慮在州縣任職的人是君子還是小人，不可能都是君子，也不可能都是小人，就算都是小人，他們之間也會互相牽制，相互傾軋，各自用了不少的權術，而使情況更為複雜。

就算都是君子，但每個人所學的學術不同，對於如何治理地方，也會有不同的想法與辦法，所以也不會有同樣的計劃、方案或辦法。

漢代的曹參繼承蕭何當宰相，他不改變蕭何的做法，使國家繼續得到治理，這也是合乎長久任職而不隨時改變治理方法的案例。

但如果先前不讓蕭何長期擔任宰相，沒有形成一套治國的方案與制度，曹參也是無法順利接班的。如果接替蕭何的不是曹參，而是另外的人，他不懂得蕭何治國的心意，上任後就亂改一氣，以顯示自己更高明，那樣，就會使國家的治理受到很大破壞。所以蕭規曹隨，不是說兩個人有默契，而是說經過長期的執政，而形成了一套穩定的規矩與辦法，後任者就不要隨意改變。

這樣才能使國家的治理處於穩定而安全的持續狀態，是治國的最佳之路。

那些被皇帝任命為宰相的人，不是一下子從民間冒出來的，不是剛剛成為國家官員的人，也不是長期在州縣任職、沒有接觸過皇帝風采的人。他們不像地方官員那樣，對皇帝和朝廷的事感到陌生，因此這種人早就決定了能不能擔任宰相。對這種人，如果任命他為宰相，就不要對他懷疑，也就是說用人不疑。

所以，善於使用大臣的人，一定要讓他長久任職，而後國家的大政方針就不會搖擺猶豫，君主也不會為治國的事感到心神恍惚。

宋朝從太宗雍熙年間（984-987）以來，設定了平章事、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等官職，作為宰相，總掌朝廷各種事務和負責全國的軍隊，但在選擇人選上，卻一會兒任命這個，一會兒罷免那個，就象笨拙的棋手，下棋時落子顛三倒四，心意不定。

當時那些被任命為宰相的人，如宋琪、李昉、李穆、張齊賢、李至、王沔、陳恕、張士遜、李昌齡等，雖然有人是想希求皇帝的恩寵，但大多是想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使國家得到治理。

十多年間，一會兒任用，一會兒罷免，使他們在宰相的位置上席不暇暖，不可能籌劃長遠的治國的方案與方法，使他們的志向得不到伸展，謀略得不到實施，就離開了宰相的位置。

這樣還想使國家得到治理，制度得到穩定，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這種情況成了慣例，就使後來當宰相的人只會附和眾人的意見，把朝廷當作旅館，想有所作為的人，也因為不能長期在位，而使心中充滿憤怨。

更使滿朝的大臣把宰相的人員變化，看作國策的變化，於是滿朝喧囂，國家政治變得混亂和不穩定，並影響了朝廷中的有為之士，使他們變成眼光短淺之人。後來的朝廷與大臣們，也都變成投機分子，如此治國，怎能治得好？

宋王朝之所以這樣對待宰相大臣，根源還在於皇帝忌諱大臣掌握大權，想用這種做法把大臣顛來倒去，由君主玩弄於股掌之中。

自從趙普對武將謀劃“杯酒釋兵權”以來，就讓君主對武將的猜忌之心產生出來，而文弱計程車人，也就被君主猜忌和玩弄了。

宋代君主的這種做法是自取孤獨，而使自己處於危險境地。

後來出現蔡京、秦檜、賈似道這樣的奸臣，不但誤國，更使國家淪於滅亡，且在他們擔任宰相時，使皇帝受到他們的蠱惑，而使他們的地位穩如泰山，沒人能扳動這種奸臣。

這樣一來，朝廷立的法越周密，奸臣對付的方法就越巧妙。宋太宗將大臣玩弄於股掌的權術，到愚闇的君主手裡就玩不轉了，反而要受奸臣的控制與玩弄了。這樣的害處還不大嗎？

根據王夫之所論，可以看出，所謂官制的問題，就是如何用人的問題，就是要讓人們在成了官員之後儘量完善地完成他們的職責和使命，而不出現失誤。於是就有用怎樣的制度來用人為官員，用什麼樣的原則約束和引導他們，在出現了問題時，又用怎樣的制度與方法和原則來加以糾正和管理。這些問題，不僅存在於古代，在今天也是需要繼續進行研究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