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結論：與其說是商鞅變法幫助秦國完成了統一，不如說是秦國的土壤才能讓商鞅這樣的人才一展所長。變法大家都在搞

在當時那個時代之下，幾乎所有國家都搞過變法，比較出名的像是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韓國有“申不害變法”、齊國有“鄒忌改革”、趙國有“公仲連改革”。

雖然在當時各個國家以“國”相稱，可做個類比的話，這些國家就像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個公司，不同的變法者只是這些公司下面的“打工人”，在一個國家做的不開心了，才華得不到施展、收入得不到保證，那就換一個國家繼續待，就像是《史記·魏世家》裡面記載的：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柰何其同之哉！”

吳起、商鞅、范雎這些當時的一代風雲人物，其實都有在秦國打工的經歷，只是直屬領導換了、不被重視才跳的槽。

那既然是打工人，就需要面試，這個考官往往就是一個國家的當政君主，相當於我們現在的BOSS直聘了，所以就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的故事，有商鞅給秦孝公講“帝道、王道、霸道”的故事，這其實都是在面試，只有面試通過了，才能夠上崗進行變法，否則直接pass掉，就只能另謀高就了。

同時，那時候的變法路子可不像是可口可樂的秘方，像核心機密一樣對外保密，雖然也算不上開源，但隨著這些變法“打工人”在各個國家間的流動，變法思想、材料其實也是在各個國家間流動的，比如商鞅就是帶者李悝的《法經》跑去了秦國、吳起在楚國的變法也是繼承的李悝《法經》的思想。那李悝經濟農業方面的措施又借鑑了當時各國的法度，如秦國“初租禾”、魯國“初稅畝”、晉國“郭偃之法”等。

所以說，他國只要有心變法，即使沒有商鞅，也不愁找不到人才、不缺可供借鑑的他國經驗。

還是以公司來做個類別，魏國、楚國、齊國就好像是我們現在的大型國有企業，已經有了成熟的運轉體制，小的創新改革並不排斥，但是要搞大革新就會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難免人亡政息。

以李悝為例，作為最早的成功變法者，其在魏國的改革經濟方面主要是“盡地力之教”與“平糴法”，簡單來說就是透過政策一方面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增加土地產量，另一方面穩定糧食價格，保護農民的利益，同時也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政治方面則是改善用人選拔制度，湧現了像是翟璜、魏成子、西門豹 、樂羊、吳起等人才。

但不管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並未觸及到魏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增強國家收入是以提高生產力、做大蛋糕為手段，樂羊、吳起等不過也就是個打工人，既得利益者並未收到損害，所以李悝個人也是得以善終。

在楚國變法的吳起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因為變法期間不僅廢除了大量沒有實際作用的官職，連楚國公室的祿位、特權也被革除，蛋糕還是那麼大，只是切法不一樣了，所以楚悼王剛死未涼就被亂箭射殺，變法也是戛然而止。

再來說回秦國，一開始只是在西邊給周王室養馬的，只是在戎狄部落的威脅下，周王朝給開了張空頭支票的封地，最後人家是靠真刀真槍把自己的封地給搶來的，所以相對於正兒八經的的宗周分封國，秦國人不講那些禮樂道德、更講求實際利益，所以商鞅可以透過“立木為信”來推行新法，而身亡後秦國即位者痛恨的是商鞅本人，而沒有廢除有實利的新法。

在用人方面，秦國因為長期處於戰爭環境中，必須把生存置於首位，如果領袖年紀過小、或是能力不足，就極有可能導致戰爭失敗，於是有別於宗周地區任人唯親的態度，在秦國有才能的外族人更容易進入到國家的權力核心，甚至形成“晉材秦用”的局面。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土地的渴求，其他六國的土地最初是來自於周朝分封，非空頭支票那種，每個諸侯國的疆域都相對固定，大家在相互爭霸過程中雖然也有對領土的侵佔，比如趙國滅中山國、楚國吞魯國，但對領土擴張的渴望和重視程度都趕不上秦國。更多還是爭名分、佔道義，只有秦國每次對外發兵都是以赤裸裸的領土擴張為目的。像是秦魏“河西之戰”，秦趙“長平”之戰，都是以對方割地求和為結果。

所以即使其他六國把前面的歷史包袱都卸下了變法成功，國家兵強馬壯，卻也很難有秦國吞併天下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