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縉，大明內閣首輔，右春坊大學士，明初第一才子，《明太祖實錄》，《列女傳》，《永樂大典》主編官。說實話，我一直詫異於為什麼解縉在明史中能夠有如此高的關注度。解縉的確有才，但才學與政治一旦掛鉤，前者的重要性其實並不如何凸顯。

後來我明白了，坊間之所以流傳著如此眾多關於解縉的傳說，反覆強調其才華橫溢，倒不如認為是所有人在為他惋惜。大家遺憾的不是解縉兩起兩落的悲慘境遇，而是大明的讀書人在怨恨那個時代，那個文人不墮落成官僚就無法施展抱負的時代。

解縉

吉水解家，有子負才

解縉出生於洪武二年，解家是江西吉水縣的一個大族。能夠挺過改朝換代的動亂而屹立不倒的地方士族，往往都有著極為強悍的生命韌性。有時候我們一句簡單的書香世家，背後其實包含著幾代人的奮勇努力和傳承不斷的世門家風。

解家同樣如此。解縉的祖父是元末的官員，父親曾是元朝的國子監生員。因為祖父死於亂兵，當時元朝朝廷是可以蔭恩父親官職的。但解縉的父親拒絕出仕，一心辦學，治學。解縉的母親高氏也是大家閨秀出身，琴棋書畫具有小成。

古代文人生活場景

如此看來，解家在元末明初的時候，在士林是有很大影響力的，以致於連朱元璋在建國後都不忘找解家的人出山裝點下大明的門面。同時，解縉的父親對局勢有著驚人的判斷力，連續拒絕元朝和明朝的官職。這是一種觀望，更是一種謹慎。而後來的事實證明，解縉的父親是對的。

解縉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只要是一個認知正常的孩童，其才學和見識怎麼可能會低？封建王朝所謂的“神童”，除了極少數確實是高智商外，絕大多數都是得益於濃厚的家學薰陶。

於是我們看到，小小年紀的解縉，就已經以才名而享譽學界。在翻閱解縉年譜的時候，我發現在解縉在洪武十七年時，就已經有了參加科考的意向。這一年解縉才16歲，而朱元璋恢復科舉取士的時間，是在洪武十五年。

科舉榜文（清）

學而優則仕，這是封建文人的歷史主流。16歲的解縉當時有應舉的念頭，也是正常的。但是卻被解縉的父親制止了。解縉的父親當時給的理由是：解縉你先幫著把解家家譜修好，三年後再去參加考試。

父親不是不相信解縉的能力，恰恰是他深信解縉必定能夠金榜題名，刻意壓制下了解縉。16歲的年紀，心性並不穩定，甚至可以說解縉一直活在象牙塔之內。無數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那些被冠以“神童”名號的潛力股們，往往都逃不掉高開低走的命運。而三年後，解縉滿19歲，相信在心智上會成熟不少，對於進入官場也相對能做更充分的身心準備。

於是直到洪武二十年，解縉才參加了江西的鄉試，並且得到了第一名的成績。次年二月，入京會試，名列第七。三月殿試，解縉的成績是三甲第十名，同進士出身，授中書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20歲的解縉正式入朝為官。

故宮

胸懷氣象，執著官場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解縉對於為官從政，是有一股執念的。我是這樣理解的。

第一，解縉曾經見識過官員的特權。

解縉的父親曾經因為牽連被問罪，罪名可大可小。解縉主動找了地方官去求情。官員要求解縉對下聯，解縉完美對出。官員一高興，就赦免瞭解縉父親，並且還介紹解縉入了地方府學。

明代官員

第二，儒家經典讀得越好，心中抱負也越大。

一般書讀得特別好的人，經常能受到周圍人的讚譽。久而久之，這種讚譽便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似乎書讀得好的人要是不能做出一番大作為，便是一種失敗和恥辱。甚至連解縉自己應該也會如此認為。

而封建王朝讀書人最大的成功，就是輔佐君王創立一個盛世。我們從後來解縉在官場裡活躍的狀態來看，解縉的抱負絕對不小。

第三，解家很久沒有出大才了。

明代市井

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這屆殿試，當時解縉是和自己的哥哥一起站在了大殿上。而成績出來之後，解縉，解縉哥哥，解縉妹夫，都成為了進士。所以解縉是肩負著振興解家重任的。

天真稚嫩，黯然致仕

做官是一門學問，此話放在古今皆為真理。我一直認為，為官之道就是一種綜合素質的體現，智商和情商，二者缺一不可。

我們遺憾地發現，進入官場的解縉，情商確實不高，不，應該說很低。

朱元璋

上文說過，朱元璋和解縉的父親算是老相識了，並且朱元璋很欣賞解縉父親，本著愛屋及烏的原則，朱元璋對解縉也一直恩遇有加。

20歲左右的年輕人，三甲第十名，便進入了翰林院，還被朱元璋放在中書省做秘書工作。當時丞相還沒有被裁撤，大明的中書省可以算是帝國的政務中心機構。很顯然，朱元璋對解縉的期望是很高的。

甚至以朱元璋的性格，居然對解縉說過“如同父子”的話，足見朱元璋是打心底裡喜歡這個年輕人。但君臣之間的事情，面子是面子，裡子是裡子。要是把面子的東西當成了裡子去理解，是會出大問題的。

解縉很顯然沒有領會到這一層面。朱元璋客氣地這麼一說，解縉是真的把自己當回事了。

明代奏疏

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在鼓勵解縉要言無不盡之後，解縉就上疏了一篇萬言書。萬言書主要是說皇帝刑法過於嚴苛，並且在反腐等領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朱元璋看到這篇文章後，沒有對萬言書的內容發表針對性的觀點，只是誇獎了一句解縉有才，便再無其他。

然後解縉馬上寫了第二篇文章叫《太平十策》，文中的觀點更加激進，甚至對朱元璋分封天下的舉措大膽質疑。這一次，朱元璋沉默了。雖然沉默，但是朱元璋還是忍了。

直到朱元璋處置了胡惟庸，也順便解決李善長時，解縉竟然上疏為李善長開脫。朱元璋的做法是，喊來解縉的父親，讓他把解縉帶回家讀書，並說十年以後再用解縉。

我看到了解縉滿滿的書生意氣。什麼叫書生意氣？以曾經從書中學來固有的價值觀去評判一件事的對錯，無法跳出自身的侷限去換位思考，並固執地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這就叫書生意氣。

故宮

治學和治國，本質上是兩個分支。說得難聽一點，如果朱元璋需要一個20歲的年輕人來告訴他如何治國，那麼大明這個王朝估計也不會出現在我們歷史中。

我得承認朱元璋對解縉的喜愛，因為從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九年期間，正是明朝文字獄頻發的時期。朱元璋絕對不是好脾氣，卻能容忍解縉接二連三對政務的指指點點，這點似乎讓很多人都大跌眼鏡。

甚至在李善長的問題上，朱元璋也只是讓解縉回家，並沒有趕盡殺絕，且定下了十年之約。十年之約的意思就是：朱元璋要把解縉當做儲備幹部留給後人。

之後朱元璋駕崩，適逢解縉母親喪期，在母親還沒下葬，父親年邁的時候，解縉奔赴南京為朱元璋弔唁。此舉被朝中有心人做了文章，解縉被貶到了河州。一直到建文二年，朝廷的風向變了，解縉才有機會重新回到南京，進入了翰林院。

建文帝

之後便是朱棣登基，解縉作為第一批向朱棣表示歸附的年青官員，得到了朱棣的重用，被選入內閣，成為了朱棣的政務顧問，之後參與了修史和《永樂大典》的編撰。

但即便在永樂年，解縉依舊延續著洪武時期的低情商表現。

累教不改，危在旦夕

我們看看解縉究竟做了什麼。

第一，解縉肆意評價同僚。

封建歷史上的官場講究一個以和為貴，大家都是同朝為官，以後沒準就發達了，誰就落魄了，在面子上都要過得去，不把路堵死。解縉是真的奇葩。他不但隨意評價朝中官員，並且完全不在乎場合，當著皇帝面這麼說，當著同僚的面也這麼說。

明代官員

我們看看解縉是怎麼說的：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雋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直守；陳英刻於用法，尚能持廉......

這還只是部分的節選，其中的名單不乏朝中老資歷的重臣幹才，用解縉的話這麼一說，怎麼聽都是在挑錯。當然，我承認解縉看人很準，這次對群臣的評價也是皇帝要求的，但沒有人像他這麼直的，言語間毫不客氣。要是讓楊士奇來做這份問卷，保證是一個相反的效果，老楊絕對能把上面的人在皇帝面前統統誇一遍。

第二，解縉恃才傲物。

大文人的一個通病，就是驕傲。這是多年讀書薰陶出來的，沒得治。解縉的傲嬌，除了看不起身邊的同僚外，順帶也看不起皇帝朱棣。

《永樂大典》

朱棣在修《永樂大典》之前，曾經小試牛刀，小規模地修過一套書。也是解縉主持的，效果很好，皇帝很滿意。之後朱棣讓解縉去修《永樂大典》。

解縉以為皇帝就是三分鐘熱度，就隨便弄了個初稿。解縉有大才，卻也太相信自己的才華，不想惹得朱棣大怒。之後更是直接讓姚廣孝參與了此事，監督解縉幹活。

第三，解縉仍習慣對諸事“指手畫腳”。

解縉愛管事是出了名的。你說做臣子的，自然對朝政有權發表意見，但說觀點歸說觀點，也稍微注意下自己的語氣說辭，也不用事事都要摻和一腳吧。

解縉屬於什麼呢？就是自己發表完觀點之後還不過癮，還要幫別人代筆寫奏疏，之後還要在別人名字旁邊簽上自己大名。

朱棣

說難聽點到了後來，除了皇帝煩他，朝臣們也煩他，因為只要解縉在，事情就多。

第四，解縉在“奪嫡之爭”中實在太跳。

解縉和楊士奇，楊榮等人在幫助太子朱高熾鞏固儲君之位的事情上，完全是兩種風格。解縉是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是支援太子的，去東宮去得那叫一個頻繁。只要朱棣問起東宮和其他皇子的情況，解縉就一個原則：太子做什麼都是對的，其他皇子做什麼都是錯的。

楊士奇這些人呢？楊士奇他們也是支援太子朱高熾的，但是非常低調隱晦，能和太子走遠點，絕對不捱到跟前，甚至連朱棣都覺得楊士奇屬於中間派。

帝王心思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猜忌。

朱高熾

如果你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援某個派別，皇帝就會覺得你動機有問題。而你表現出中立的姿態，皇帝反而會重視你的看法。很顯然解縉的做法，是很犯忌的。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大概就是說皇帝的想法和觀點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反覆。解縉的低情商已經註定了他的結局不會是善終，因為容易遭人記恨，有太多的疏漏可以被有心人利用。

結言

很多人對於解縉的死一直耿耿於懷，大嘆可惜。雪崩之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其實我們不必糾結解縉是朱棣殺的，還是錦衣衛指揮使紀綱殺的，因為按照解縉這個狀態繼續下去，他不死於此時，也必將死於彼時，無非是早晚問題罷了。

故宮角樓

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用在解縉身上無疑是完美的詮釋。解縉用他的書生意氣和讓人驚歎的低情商表現，一步一步把自己逼上了絕路。

但朱棣看人是準的。他把解縉放在身邊，讓解縉去修書，去充分發揮其才學，也為我們後世留下了一本本流傳千古的文化瑰寶。是解縉自己沒有擺正位置，至始至終他都在用文人的身份去做一位官員，只是我們也分不清這到底是福還是禍。

一家之言，聊以解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