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這是司馬光·宋·《資治通鑑》裡的一句話，意思是將領遠征在外可以相機作戰，不必事先請戰或等待君主的命令再戰，因為戰場上的戰機是瞬息萬變的，特別是在通訊的不暢的情況下，必須果斷決策，不必事事請示彙報。
翻開歷史，凡是有名的戰將，往往都是主動作為，不太拘泥上級劃定的框框，因為在戰場上，打贏才是硬道理，而我軍的戰將粟裕就是典型的一位。
1944年3月上旬的一天，蘇中區黨委書記陳丕顯走進了蘇中軍區司令員兼新四軍1師師長粟裕的辦公室，這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房子，外面有幾行標語，其中有一條是：慶祝車橋戰役取得偉大勝利。在駐地，陳丕顯可以明顯感覺到駐地軍隊還沉浸在車橋戰役勝利的喜悅中。
然而走進粟裕的房間後，陳丕顯卻感到了一種反常的沉悶氣氛，猶如一首雄壯歡快的英雄交響曲中突然冒出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只見粟裕站在地圖前沉思，見陳丕顯進屋，說道：“桌上有一份電報，你看看吧！”
陳丕顯拿起桌上的電文便看了起來，這份電報是新四軍軍部發來的，電報內容比較長，電報剛開始表揚了1師車橋戰役取得的成績，但緊接著便是批評的語氣，有以下幾點：
1.發起車橋戰役欠考慮，因為車橋戰役暴露了我軍的實力，對戰役全域性可能會造成不良影響。
2.目標選擇不當，如果發起戰役，應選擇日軍的要害堅決打擊，而車橋的日軍指揮系統屬於華北，不是蘇中，發起車橋戰役對蘇中的敵情影響不大。
3.發起車橋戰役前沒有向軍部報告。
4.責令1師和區黨委幾位負責同志對此作出檢查。
車橋戰役是新四軍第1師打的一個大勝仗，但是新四軍軍部為何卻批評呢？讓我先來看看車橋戰役的有關情況。
車橋是江蘇省淮安縣城東南20公里處的一個鎮子，明朝末年鎮子興起時，因鎮邊無橋，以水車代橋，所以被起名為車橋。1944年，車橋位於蘇中（新四軍1師戰鬥地域）、蘇北（新四軍3師作戰地域）、淮南（新四軍2師作戰地域）、淮北（新四軍4師作戰地域）交界的戰略機動位置。
因為日偽軍佔據了車橋，分割了蘇中、蘇北、淮南和淮北根據地，新四軍1師師長兼蘇中軍區司令員粟裕認為，如果拿下車橋鎮，新四軍的四個根據地將連成一片。另外一方面，當時日軍的力量不足，我軍可以攻克車橋。
1944年，日本軍國主義為扭轉戰略被動局面，決定孤注一擲，實施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作戰。但是由於兵力不足，日軍不得不從華中佔領區的14個作戰師團中抽走8個師團，使華中地區僅剩下6個師團和一部分新組建的部隊。
車橋於1943年被日軍佔領後，不斷加固據點，但是兵力不斷被調走，到1944年，這裡駐有日軍一個小隊40多人，偽軍一個大隊500多人，戰鬥力不強，而華中新四軍已經發展到了12.5萬人，民兵發展到62萬人。相比較而言，新四軍1師有絕對兵力優勢。
關於發起車橋戰役是否會引起日軍報復，粟裕說：
“日軍已是窮途末路，在我發起攻勢作戰後，難以對我進行大規模報復掃蕩，即使有些小動作，在我軍有所準備的情況下，影響也不會大。”
關於發動車橋戰役是否會暴露我軍實力，粟裕對比了1940年的百團大戰，說1944年的戰略形勢已非常不同於1940年，日軍已經江河日下。另一方面，車橋戰役的規模比百團大戰要小得多，不存在暴露我軍實力的問題。
但是粟裕知道，正是出於這些方面的考慮，他決定先不請示中央軍委和軍部，萬一請示不被批准的話，這個戰役只能放棄，但這又是一個非常好的戰役機會，所以粟裕決定先斬後奏，打個大勝仗再彙報，因為他相信此戰必贏，會使鬥爭局面大為改觀，這確實體現了粟裕的責任擔當。
在粟裕的精心組織下，車橋戰役新四軍共殲滅日軍大佐以下460餘人，一次性俘虜日軍24人、偽軍480餘人（內俘168人）。新四軍傷亡200餘人。據總政治部《抗戰8年來八路軍新四軍》一書記載：
“在抗戰史上，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戰役中生俘日軍最多的一次。”
戰役結束後，1944年3月8日，師長粟裕、副師長葉飛致電軍部張雲逸、饒漱石、賴傳珠和在延安的陳毅，並報中央軍委，詳細報告了車橋戰役的發起原因、戰鬥經過和戰果。
很快軍部的電報到了，總體上這是一份批評的電報，但粟裕認為將在外君令不所不受。令粟裕和1師官兵欣慰的是，車橋戰役得到了延安的肯定。延安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新四軍大捷，收復車橋”的訊息，讚揚新四軍“以雄厚兵力”打了一個“大殲滅戰”。《解放日報》也發表社論表示祝賀，在延安的陳毅和劉少奇也發來賀電錶揚，嘉獎1師。
粟裕之所以被稱為戰神，一方面是由於他出色的指揮才能，另一方面在於他的責任和擔當，是對“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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