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開始，中國軍事武器逐步進入火器時代，這一歷史比西方國家早得很多。朱棣時期，世界上第一支專業火器部隊在1410年建立，足足比西班牙火槍隊（1510年）早了100年。然而，朱棣時期中國的火器還屬於先進狀態，但是到了正德、嘉靖時期就已經落後於葡萄牙、西班牙了。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屬於農業文明、儒家文化，對農業更重視、對土地更珍惜，對大海則有著一種恐懼。朱元璋時期的“禁海政策”是其中的關鍵，這不但使得“海外貿易”受到了很大抑制，在經濟上受到很大損失。在軍事上，缺少了對外交流甚至對抗，讓我們沒有認識到差距。
但嘉靖在位之初的三場戰爭，卻讓明朝的軍事將領們看到了差距，從而奮起直追！從而基本上在海上取得了一定成果，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列強雖然來到了明朝面前，但始終沒有打進門來。
嘉靖初的三場戰爭、兩個國家，導致嘉靖對“禁海令”開始不斷重申
1521年，正德皇帝在陰曆三月駕崩，嘉靖皇帝登基，1522年改元為嘉靖皇帝。這一年，殖民了印度西部、馬六甲等國的歐洲國家葡萄牙帝國與大明發生了“屯門海戰”。
緊接著，1522年，雙方再次爆發“西草灣海戰”。這兩次戰役，我方都是因為體積龐大、傳統戰術應對策略獲得了勝利。
“屯門海戰”後，明廷命令中國人不準與葡萄牙人接觸，中國軍隊一旦遇上懸掛葡萄牙國旗的船隻，就立刻將其擊毀。在“西草灣之戰”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取得勝利，生擒了別都盧、疏世利等42人，斬首35人，捕獲戰船兩隻。應恩等陣亡。
兩次海戰後，葡萄牙帝國意識到中國與印度截然不同。印度分散不統一，中國則統一而力量強大。因此，葡萄牙帝國改變了“殖民”政策，代之以“海盜”的面目出現，以搶掠中國民間貿易商船為主，控制中國民間海外貿易的通道。
對於葡萄牙帝國的強大火器，明朝嘉靖皇帝一方面開始要求仿製；一方面重新豎起了“禁海政策”，用一百多年朱元璋的政策來抵抗外來者的麻煩。
除了葡萄牙之外，1523年又發生一次戰役，讓嘉靖皇帝決定必須要“禁海”，嚴格執行規章制度。
1523年，在中國朝貢貿易中，最安分的國家日本，竟然導演了一場讓大明朝丟盡臉面的“爭貢之役”。
夏言就在奏章中痛心疾首地說：區區百十餘人，寧波、紹興兩郡軍民何止百萬，竟然讓倭寇在中華肆虐、荼毒生靈、佔領城池、搶奪軍械庫、火燒官府、殺害官員。地方官員們一個個事先不能防禦，事發不能剿滅，毫無章法、坐視戰機貽誤。真是國家大恥辱呀，大恥辱呀！
300多名日本武士在中國南方如入無人之境，數萬明軍損兵折將竟然沒有將其全殲，反而大部分安穩逃回日本，有一部分人大約50人被海風吹到了北韓半島，結果30人被殺、20人被北韓抓住交給了明廷。
“爭貢之役”之所以發生，就是從朱棣、鄭和時期的“朝貢貿易”屬於“賠本賺吆喝”的行為，各個藩屬國得到了暴利，我方其實沒有多少本質的利益，為的是什麼？就是展現“天朝上國”對各藩屬國的恩賜。
當時的日本正處於“日本戰國時代”，從1467年到1585年或者1615年，日本國內陷入軍閥混戰時期。各個勢力都想趁著“朝貢貿易”的時機求得明廷的認可，因此，各方在朝貢貿易時經常發生械鬥。這次“爭貢之役”也不例外。
嘉靖的四次“禁海令”與倭寇崛起
“爭貢之役”後，明廷對朝貢貿易進行大規模地收縮，對“禁海政策”日趨嚴格。嘉靖曾四次釋出“禁海令”。
嘉靖朝的“四次禁海令”都說了什麼問題呢？主要是對當時“民間海外貿易”比較多的省份例如福建、廣東、浙江、廣西等地，從民間到商業環境，要求官員進行嚴查、嚴禁。這四次“海禁令”頒發的時間，分別為：嘉靖三年（1524年）、四年（1525年）、八年（1529年）、十二年（1533年）。
第一次：福建濱海居民私造雙桅海船者、把船賣給外國人者、私販武器出境者全部絞死。不得進行民間海外貿易。
第二次：浙江、福建兩省巡按官員嚴查出海情況，船隻不論是否載有外國貨，都以通番罪論處，全都充軍邊關。官吏、百姓包庇縱容者發配西南煙瘴之地。
第三次：浙江巡按嚴查沿海中介組織（牙行）囤積外國貨，民間雙桅大船，全部拆毀。
第四次：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全部毀掉一切違規船隻！沿海軍民凡是與走私犯、海盜交結者絞，四周林俊施行連坐。
至此，嘉靖海禁進入到最嚴厲的時期。然而，最嚴格的“禁海令”完全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事情。這就造成“中外海外貿易者”，在各個藩屬國、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慫恿和支援下大規模地從事海盜貿易。
由此，從元朝開始就有的“倭寇問題”便開始嚴重起來。從而造成一個假象，“倭寇問題”出自嘉靖朝。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兒，朱元璋、朱棣時期“倭寇問題”就比較嚴重，但規模比起嘉靖朝來說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朱元璋、朱棣時期大規模倭寇搶掠不過千人。
永樂十四年後，在朱棣強令日本方面嚴加管束的情況下，倭寇問題的危害性日漸好戰。但請注意，因為明初的“禁海政策”造成中國海盜問題從明朝建立到明朝滅亡一直都存在。那麼，海盜與倭寇之間的某種交往、合作也是一直存在的。
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民間海外貿易”在比較盛行的情況下，嘉靖皇帝對“禁海令”的驟然嚴厲，必然讓倭寇問題也反彈式的嚴重起來。但是，通過對倭寇作戰、與葡萄牙地兩次海戰，明朝的軍事指揮官們迅速學習、仿造使明朝的火器快速發展起來。到了嘉靖中期，佛郎機火炮部隊已經成為明軍的主力裝備之一。
特別是嘉靖命令全國仿製佛郎機並裝備軍隊，同時，戚繼光這位軍事天才的出現，也讓明朝軍事實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