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出了一批唯物論者，除了《民約論》作者盧梭及伏爾泰，還有法國的山嶽黨。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還有你們的巴黎公社，《國際歌》也出自你們的國家；還有《馬賽曲》，我從前會唱《馬賽曲》；還有你們國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傅立葉、蒲魯東。”
“我對於你們法國大革命這一段歷史看起來還有興趣。關於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以至後來的大革命。以後是拿破崙統治時代，拿破崙第三，巴黎公社，你們的國歌《馬賽曲》，也是在過去大革命年代產生的。“
有一種誤解，以為毛澤東讀史，只讀中國的，對外國的，他不大了解。其實，毛澤東也喜歡讀世界史，英國作家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就是他長置於床上，經常要翻閱的一本書。
他既讀世界通史，也讀國別史。為了研究美國的歷史，他曾讓人從北京圖書館借閱美國曆史學家卡曼和施裡特合著的《美國全史》之類的歐美史書，還特別叮囑，既“要有馬克思主義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
1949年底出訪蘇聯期間，毛澤東比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崙》、《庫圖佐夫》等十幾部歐洲歷史人物傳記影片。斯大林知道後評價說：
“毛澤東真聰明，有空就看人物傳記片，這是了解歷史最簡捷的辦法。”
西方的歷史，毛澤東最熟悉的是法國近代史。在法國近代史中，他最感興趣的是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歡談論的歷史人物是波拿巴.拿破崙。
據粗略統計，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談拿破崙，不下40次。
根據毛澤東的回憶，他最早知道拿破崙事蹟，應該是在十四五歲時從表兄文運昌那裡借閱的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裡。這本書多次談到拿破崙在內政外交上的一些政策主張。
有關拿破崙的傳記，清末民初有不少編譯版本。僅1903年便有益新譯社和上海文明書局發行的兩種版本的《拿破崙》。商務印書館在1916、1917和1919年印行了三種版本的拿破崙傳記，其中錢智修編譯的《拿破崙》，經當時的教育部審定，曾作為學生課外必讀書。
毛澤東曾回憶說，在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前，“我崇拜華盛頓、拿破崙、加里波第，看他們的傳記”。他當時閱讀的，不外上面說的這類本子。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又讀過多種版本的拿破崙傳。
據毛澤東身邊的兩位工作人員分別回憶：
“有一次，他要看拿破崙傳，選了幾種翻譯過來的本子。跟他一起讀的同志一本還沒有看完，他卻三本都看完了。”
“直到七十年代主席還讀過《拿破崙傳》、《戴高樂回憶錄》等等書籍。而且對《拿破崙傳》，他找過很多國家版本加以對照。”
196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時，曾這樣說過：
“我研究法國曆史時讀過《拿破崙傳》，一個俄國人寫的。實際上是吹庫圖佐夫。”
這裡指的是蘇聯歷史學家塔爾列（1875—1955）寫的《拿破崙傳》。
“法國社會主義者馬蒂葉（今譯馬迪厄）寫的法國革命史”，
“寫法國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過一個蘇聯人寫的，太簡單。還看過一個英國人寫的，英國人寫法國的事，總是要罵孃的了。但是我看的那個英國作家寫的書，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毛澤東評點的這幾本書，除了塔爾列的《拿破崙傳》外，還有研究法國大革命最權威的法國曆史學家馬迪厄（1874—1932）的《法國革命史》，英國霍蘭.羅斯（1855—1942）的《拿破崙一世傳》，都是20世紀在中國比較流行的關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權威讀本。
此外，蕭乾夫人文潔若在其《我與蕭乾》和《一生的情緣》兩本里，都談到，毛澤東晚年想看一本《拿破崙論》的書，此書無中譯本，急著找人從英文翻譯。有關部門便找到了蕭乾，把他從幹校調回北京，幾個人夜以繼日地趕譯，大致一週的時間就出了大字本，送給毛澤東閱讀。
毛澤東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熟悉程度，讓一些法國人也感到驚訝。擔任過法國駐華大使的馬納克曾回憶：
“毛澤東對法國18世紀以來的歷史，對於法國革命，對於19世紀相繼進行的革命，對於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性運動的起點。此外，他對波拿巴特別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細節問題。”
馬納克說的是他親身經歷的事情，還涉及他和毛澤東的一次小小爭論。
1970年10月14日，馬納克陪同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突然問：“拿破崙究竟害了什麼病死的，後來總也沒有搞清楚。也可能是胃潰瘍，也可能是胃癌。”德姆維爾說：“可能是胃癌。”毛澤東說：“他自己遺囑中還說是要解剖的。當時醫生也沒有搞清楚。”
隨後，毛澤東同馬納克又討論起法國大革命來。毛澤東說：英國人曾經佔領法國的土倫港。而馬納克則說英國和西班牙的軍隊“沒有佔領土倫”。毛澤東仍堅持說：“我看到的拿破崙的傳記上說，拿破崙是攻下土倫的，那時候英國人已經佔領了。”馬納克也堅持說：“我記得英國是從海路上攻打土倫的，包圍了它，但好像沒有佔領。還要再核實一下。”德姆維爾只好出來打圓場：“將來我們大使就此寫一個備忘錄交給中國政府。”
事實上，毛澤東的記憶是對的。
1793年6月，法國保皇黨人將土倫要塞和法國地中海艦隊拱手交給英國、西班牙聯軍。這年12月，法國革命陣營的炮兵中校拿破崙率部從英國和西班牙軍隊手裡奪回土倫港，一戰成名，拿破崙也因此登上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舞臺。
1973年6月22日，毛澤東會見馬裡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時，大概因為馬裡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毛澤東又和特拉奧雷討論起拿破崙來，並想起同德姆維爾和馬納克說起的話題：“拿破崙是1769年生，1821年死的。他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是害胃潰瘍還是胃癌死的，不清楚。”特拉奧雷告訴毛澤東，最近有一篇文章說，化驗了拿破崙的頭髮，證明是被毒死的。毛澤東對此很感興趣，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是不是拿破崙本人的頭髮？”“怎麼解釋拿破崙長期以來總是胃疼的現象？”“是什麼人毒他呢？英國人嗎？”
隨後，毛澤東又談起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拉普拉斯的學術貢獻，稱他關於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學說”發展了康德的觀點。然後又講：“拉普拉斯教過拿破崙的書。現在的一些法國人，把他們的祖宗忘了，我說英國人佔領了土倫軍港，他們說沒有。拿破崙是學炮兵的，他第一次立功就是收復土倫軍港。拿破崙就不是法國人，他是科西嘉人，屬義大利，剛剛割讓給法國沒兩年，他就變成所謂的法國人了。他很不滿意他的父親投降法國。”
但毛澤東畢竟是政治家，而且是集革命家與軍事家於一身的政治家，他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這樣一些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議論，不能簡單視為“閒坐說玄宗”式的個人興趣和排遣，實有共鳴之心。
為什麼喜歡讀談法國近代史，毛澤東在同外賓的談話中，有時候也透露出一些緣由。
比如，1964年1月30日在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毛澤東說：
“法國出了一批唯物論者，除了《民約論》作者盧梭及伏爾泰，還有法國的山嶽黨。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還有你們的巴黎公社，《國際歌》也出自你們的國家；還有《馬賽曲》，我從前會唱《馬賽曲》；還有你們國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傅立葉、蒲魯東。”
1970年10月14日在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毛澤東明確表示：
“我對於你們法國大革命這一段歷史看起來還有興趣。關於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以至後來的大革命。以後是拿破崙統治時代，拿破崙第三，巴黎公社，你們的國歌《馬賽曲》，也是在過去大革命年代產生的。《國際歌》，都不是音樂專家創作的。《馬賽曲》也並不是在馬賽創作的。在萊茵河前線，有一位將軍創作的，後頭因為馬賽人的軍隊援助前線到了巴黎，這些人很喜歡唱這支歌曲，所以就叫《馬賽曲》。”
1972年7月10日在會見法國外長舒曼時，毛澤東又講：
“對於西方歷史，我是比較熟悉你們法國，法國十八世紀末的大革命。”
以上幾次談話表明，毛澤東對法國近代史感興趣的內容，主要涉及啟蒙主義思潮、大革命程序、拿破崙的影響和空想社會主義及巴黎公社傳統。
為什麼說“法國大革命這一段歷史看起來還有興趣”，為什麼說“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為什麼說“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雖然沒有作具體解釋，但從毛澤東談論的內容看，可以體會到以下幾點。
第一，以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為代表的法國啟蒙主義思潮，直接催生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是馬克思主義誕生前最先進的理論思潮。
毛澤東早年曾研讀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類著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些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知識分子先是受到西方資產階級進步思想的影響，後來才又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即使信仰馬克思主義，如果不了解法國啟蒙主義這些思潮，也難以真正讀懂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
“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
“其中有我們必須接受的、進步的好東西”。
1965年8月5日在會見外賓時他引用列寧的話講得更為明確：
“不讀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書，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
第二，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上，法國大革命過程之複雜，形態之劇烈，內容之徹底，影響之廣泛，無出其右。唯其如此，可以從中看出更多的社會演進的規律和特點。這是毛澤東感興趣的原因。
人們常常引用狄更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創作的小說《雙城記》開頭一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實際上，在這部小說中，狄更斯還有一句名言也是很深刻的：“法國大革命威脅著世界秩序，英國的常識維護著文明的體系。”把這兩句話組合起來，可以體會到法國大革命的複雜性和它帶給人們的思想衝突之劇烈，由此彰顯出法國大革命在世界進步中擁有的特殊地位。
這樣特殊的重大事件，怎麼會不引起探究歷史發展規律的革命家、政治家們的興趣呢？
所以，這就不難理解毛澤東1973年9月12日在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所說的話：
“法國人的歷史，我們感興趣，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
第三，拿破崙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代表，研究拿破崙，可以說是了解法國近代歷史和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程序的最佳視窗。同時代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稱他為“馬背上的世界靈魂”，足見其對世界歷史程序的影響。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毛澤東回憶自己早年的思想經歷時，反覆談到他曾經崇拜華盛頓和拿破崙。
毛澤東對拿破崙在不同時期的評價有所不同，青年時期，是從聖賢理想角度來援引和評論拿破崙的人格形象；延安時期，是立足抗戰需要來探討拿破崙軍事指揮的戰略戰術；新中國成立後，是從國內外形勢出發總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革命經驗；到了晚年，毛澤東則是立足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來思考當年拿破崙在國際戰略上的失誤及其教訓。（關於毛澤東不同時期讀談拿破崙和法國大革命經驗的具體情況和觀點，筆者有另文論述。）總之，毛澤東對拿破崙是抱有濃厚的研究興趣的。
1973年6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馬裡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時說：
“拿破崙，無論怎麼樣，使後人向他表示學習。你不要說我是天才，你說拿破崙好了。那個人相當聰明。”
第四，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和巴黎公社的實踐，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眾所周知，空想社會主義思潮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毛澤東也多次講，沒有空想社會主義，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建立第一個政權的嘗試。法國在19世紀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很深，那裡的工人運動也比較激烈，不是偶然的。其中比較突出地反映了社會進步過程中的一些規律，有不少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所以，直到1968年法國發生“五月運動”，毛澤東在當年6月3日的一次談話中，還曾表示：
法國是巴黎公社的傳統，你們搞點參考資料看看。
毛澤東注重研讀法國近代史，除了以上四點歷史原因外，也有明顯的現實考慮。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與法國的關係有著一些不同於其他西方國家的特殊之處。毛澤東在1964年1月30日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就講：
“我們之間有共同點，第一，反對大國欺侮我們；第二，就是使兩國間互相往來，在商業上，在文化上。”
法國在戴高樂時期，一直奉行同美國保持一定距離的外交政策，並且是西方國家中第一個和新中國建交的，戴高樂還曾多次計劃訪問中國。
1964年8月17日在會見阿爾及利亞駐中國大使時，毛澤東再一次談到在對美的問題上中法有共同需要。他說：
“在反對美帝國主義這一點上，我們同戴高樂有共同點，他也需要我們。”
可以這樣說，注意研究法國近代史，也是毛澤東深入了解當代法國進而促進中法關係的一種方式和現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