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的抉擇。順應民意，毛澤東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我黨在政治、軍事兩條戰線上同國民黨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

重慶的祕密電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8月15日、20日、23日，蔣介石三次給延安發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舉行和平談判。開始，毛澤東電覆蔣介石，希望派周恩來先去接談，然後自己再去。但蔣以“時間迫切”“問題重要”為由，非要毛澤東與周恩來同去。毛澤東、黨中央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認為蔣介石此舉的目的不在誘捕毛澤東，而在利用和談，一方面爭取時間備戰，一方面製造和平空氣，欺騙輿論，推卸內戰責任，如若不去則正中蔣介石下懷。為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通知，毛澤東將赴重慶談判。

8月28日，毛澤東乘美國軍用飛機，由美國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陪同，由延安飛赴重慶。這一天，到延安機場送行的人很多。在飛機場上，大家都以非常擔憂的心情議論著毛澤東的重慶之行。對毛澤東的空中安全，大家是放心的，因為飛機是美國的，又有美國大使陪同。大家擔心的是毛澤東到重慶後的安全，都認為蔣介石最恨共產黨人，真不該去冒這個險。大家目送毛澤東登上飛機，他在飛機門口揮著白色帽子向大家致意。

蔣介石對和平談判是沒有誠意的，這不僅表現在國民黨拿不出任何談判方案，還表現在蔣介石限制中共代表團與延安的通訊聯絡。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原設有一大功率電臺，自1943年起就被國民黨查封。毛澤東赴重慶前，我方要求啟用電臺，幾經交涉，國民黨也沒有同意；我方又要求自帶電臺，國民黨仍不同意，而指定由國民黨軍政部總檯代我方收發電報。我代表團只好將那些可以公開發表的電報交其代發，一切機要電報都由設在辦事處內的祕密小電臺收發。

重慶祕臺功率很小，為了不暴露目標，天線不敢高架，只得沿三層樓房簷下隱蔽設定。祕臺一般白天不工作，機器都收藏起來，夜間工作時還得用黑布將窗戶遮掩住。室內密不透風，報務員就在悶熱的環境中工作。

為了加強延安與重慶的聯絡，軍委三局派鄧國軍和林影到重慶增加祕臺的力量；延安方面，三局也調配了最強的技術骨幹設定專臺與重慶聯絡。重慶臺為了保密，電臺頻率多變，為此，延安還另外增設了幾部收訊機守聽重慶臺，以保證不漏聽。

重慶談判期間，三局總檯的工作非常繁忙，電報又急又多。造成這一狀況的一個原因是各根據地領導人對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非常關心，紛紛打電報詢問情況。為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曾親自擬稿電告晉綏軍區領導人賀龍：“毛主席赴渝談判和平是完全必要的。安全保證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線最能配合與幫助談判的事情，就是頑軍向我進攻時，在自衛原則下打幾個勝仗。”此電下發後，對部隊鼓舞很大。

8月下旬，閻錫山所部奉蔣介石密令，在搶佔太原和同蒲路沿線城鎮後，又侵犯我晉東南上黨地區。為保衛抗戰勝利果實，配合重慶談判，我晉冀魯豫軍區部隊遵照中央軍委關於堅決徹底消滅進犯之敵的指示，集中力量於9月10日展開反擊。毛澤東在重慶發電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有敢來犯者，你們狠狠地打。你們打得越好，消滅敵人越多，我們就越安全，回來就越快。”鄧小平政委就用這個指示精神動員部隊說：“我們上黨戰役打得越好，消滅敵人越徹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談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上黨戰役我軍一舉消滅敵人3萬餘人，顯示了解放區軍民保衛抗戰勝利果實的力量和決心，也加強了我黨在重慶談判中的地位。戰役期間，三局局長王諍經常到總檯精心組織，電臺很好地完成了通訊任務。

電波中爭奪東北

重慶談判期間，我黨我軍一項萬分緊迫的任務就是調動部隊和國民黨爭奪東北。

日本投降時，國民黨主力部隊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等地，有的還在印度、緬甸，蔣介石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我黨領導的抗日聯軍在東北堅持了長期的抗戰，在東北人民中有較好的基礎，再加上我山東、華北解放區與東北毗鄰，我軍在地理上佔有優勢。但是，已經控制東北的蘇聯紅軍按有關協議規定只能將東北交給國民黨；蔣介石也動用了飛機、軍艦、鐵路等一切現代化手段，並得到了美國的幫助，向東北搶運軍隊。我軍僅靠地面行進向東北調動部隊，能否奪取東北還很難說。

9月15日，中央政治局研究決定成立東北局，調派彭真、陳雲、李富春、高崗、張聞天等人以及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共20多人分批去東北工作。軍委三局也分批派出通訊幹部段子俊、程明升、江文、陸旦一、徐明德等攜帶電臺赴東北，建立無線電通訊。

9月18日，中央對各戰略區下達了分配派遣幹部的任務，要華北、華中等區派遣100個團級幹部，迅速赴東北。

9月19日，中央明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決定撤出南方的8個解放區，以利向東北進軍，同時為我代表團在重慶談判中爭取主動權創造條件。幾路南下的部隊根據中央的指示，改變方向開往東北，林彪等在去往山東的途中也改變方向開往東北。

10月31日，成立了以林彪為司令員，彭真、羅榮桓為政治委員的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到11月底，從山東、陝甘寧、晉綏、冀中、冀魯豫等軍區及新四軍和延安總部開進東北的部隊共11萬餘人，並迅速擴大為21個師，建立了10個軍區，基本上在東北站住了腳。

這個時期，無線電通訊是黨中央、中央軍委與各路趕赴東北部隊之間的唯一通訊手段。由於很多部隊處於運動之中，行動方向、隸屬關係變動很大，致使通訊聯絡關係也在變動之中，增加了通訊聯絡的難度，加之軍委總檯人員因分批調赴東北而不斷減少，所以感到任務又急又重。

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十分關注進軍東北的情況。據在重慶電臺工作的同志說，毛澤東在重慶經常坐在電臺旁邊，等候進軍部隊的訊息，有時一天發出幾封指示電報。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志對各路部隊的開進速度、到達位置，以及電臺能否及時溝通聯絡等情況也十分關心。當時我在軍委三局辦公室工作，負責管電臺業務。每天中央首長的祕書，作戰、機要等部門詢問電臺聯絡情況的電話特別多，晚上睡覺時非得將電話機放在枕邊，隨時準備接電話。當時，全面內戰尚未爆發，但軍委總檯工作的緊張、繁忙程度，絲毫不亞於戰爭時期。

安心留守黨組臺

日本投降後，延安的許多同志都想到前方去為開創新局面出點兒力。時局突變，形勢發展很快，這種想法符合形勢的需要，延安也確有很多同志分期分批到前方去了。但年輕人在形勢突變時容易出現偏激情緒，剛一聽到日本宣佈投降，組織上還沒有考慮派誰到前線去，有些人就急著把自己的“家當”都拿到延安市場上去賣了，似乎馬上就要出發了。這種氣氛直接影響著留在延安工作同志的思想，三局黨組臺的一些同志也不安心在延安工作，有人甚至發牢騷表示不滿，嚴重影響了工作。

軍委三局為加強延安與各地地下黨臺的聯絡，將總檯黨組臺放在區域性駐地裴莊，由區域性直接領導。區域性辦公室分管黨組臺工作的同志，針對此種情況，決定召開黨的生活會議，加強正面教育。會上，主要就革命理想和本職工作的關係問題展開了討論。通過討論使大家認識到共產黨員應該有遠大的革命理想，更應該有為實現理想而紮紮實實做好本職工作的獻身精神。組織決定誰留延安，誰就應安心工作。如果都不願留在延安工作，那麼中央機關的工作誰幹？毛主席正在重慶談判，各根據地部隊為執行緊急任務也在頻繁調動，有些根據地已在反擊國民黨的進攻，這時延安與重慶、中央與各根據地的電臺聯絡至關重要。中央首長經常提醒我們，在此關鍵時刻，如若工作任務完成不好，將成為歷史的罪人。這次黨的生活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領導對黨組臺的這次生活會給予了充分肯定，並要求把抓業務與抓政治思想工作相結合的做法不斷總結提高，應用於今後的工作中去。

得到毛澤東讚揚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歷經43天，其間經過艱苦談判，終於迫使蔣介石同意簽訂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0月11日，毛澤東由張治中陪同返回延安。

毛澤東從重慶返回延安後不幾天，就和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到裴莊，看望軍委三局全體同志。在視察三局駐地的過程中，王諍局長向毛澤東等介紹說，現在可以用廣播電臺與張家口通無線電話。毛澤東聽後覺得很新鮮，於是就到王諍的辦公室。這時延安廣播電臺的播音室就在裴莊，王諍辦公室裡放著一部收訊機，就用這部收訊機遙控廣播發射機與張家口廣播電臺溝通了聯絡。毛澤東拿起送話器與對方講話，對方上機通話的是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蕭克。因為是無線電明語通話，不能講有關機密內容，所以毛澤東與蕭克只是互相問候了幾句。最後，毛澤東說了句：你們的電臺要注意與中央保持聯絡。

與張家口通話結束後，毛澤東在三局區域性住的院子裡，向三局全體同志(包括總檯等直屬單位)作了重要講話。他鼓勵三局的同志要做好工作，並充分肯定了重慶談判期間三局為保障通訊聯絡順暢而做出的努力，又說：“你們的工作做好了，黨中央的耳目就靈通了。沒有通訊聯絡，中央的工作就不好辦了，我們就會聽不見，看不見。你們的工作做好了，全黨的工作都做好了，我們就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在場的同志聽了這些話都很受鼓舞。

毛澤東還談到：“革命在不斷髮展，我們的隊伍在不斷壯大，仗也會越打越大，通訊聯絡工作也要跟上形勢發展的需要。”這時，毛澤東指著王諍對大家說：“中央蘇區第一部電臺，就是他建立的。開始就一部收訊機，不能通報，只能抄收敵人的電報，這也起了重大作用。發展到現在那麼多。”接著毛澤東問王諍：“現在我們有多少電臺？”王諍回答說軍隊系統團以上都有電臺。毛澤東接著說：“我們不僅有通訊的電臺，現在，還有了廣播的電臺，我們可以向全世界說話了。”

毛澤東講完話，群情沸騰。大家由衷敬佩毛澤東以驚人的膽略赴重慶談判。他從重慶返回延安不久，就來看望三局的同志，充分肯定了三局的工作成績，同時指出為適應革命發展的需要，通訊隊伍還要不斷髮展壯大，這更進一步堅定了同志們為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而努力做好通訊工作的決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