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決議》已經發布。

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制度，一直是開國領袖毛主席探索和實踐的重大問題。

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中整整十天沒有出來，閉關思索。在這期間，毛主席做的一首七律，頗說明老人家這時思緒：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老人家在“思”什麼?

十天後，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從滴水洞中出來了，在召集湖南省、地、縣三級幹部開會時，老人家說了一句驚世駭俗的壯語：“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 “長征”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95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419頁)

大家都認為，此後的10年文革就是毛主席領導的新“長征”。

建國70週年，大型文獻片《我們走在大路上》對毛主席的文革是這樣說的：“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毛主席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鬥爭。”

這段文字直指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和要害，基本符合文革開始時毛主席在韶山滴水洞隱居10天的思考。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鬍澄先生輯錄了毛主席這個時期講的一些話，能讓我們深刻認識中國這些年的歷史和現實。

我沒有私心！

顯然，毛主席這時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他擔心，幹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主席非常不滿。

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的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

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關注重點有了很大變化。這從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的幾句極不尋常的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說：“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詩，人們只記得‘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其他記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條”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是點出了這個問題。

但對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毛主席並不是很快就能下定決心。他還需要時間，需要繼續觀察和反覆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問題，並沒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說得更明白。“二十三條”雖然提出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級的“當權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麼人。

這年五月，毛主席從武漢經過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岡山。他已經相隔三十六年沒有回到這個當年艱辛開創革命事業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騰，寫下一首《念奴嬌-井岡山》詞，裡面寫道：

“猶記當時烽火裡，九死一生如昨。

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

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頁。)

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彙報一下湖南省社教運動的情況，他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頁。)他內心正醞釀著要發動一場氣勢“磅礴”的“風雷”，期待能做到“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中央文獻研究室著，《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389-1391頁)

毛主席談對自己身後事的焦慮

(1966年)五月五日，毛主席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的談話中，把他這種焦慮心情表露得十分明顯，並且說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他說：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後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

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佔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鑑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裡：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

(中央文獻研究室著，《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第1410頁)

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

(1967年)上半年 在同一位身邊工作人員的一次談話中說：你總是說“亂”。你沒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條，這個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鍊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隨我南征北戰的老同志，我沒有忘記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貢獻。周總理跟我講哪些人有困難，我都讓周總理去保他們。

(中央文獻研究室著，《毛澤東年譜(1949—1976)》 第六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第96頁)

我們共產黨的第一課就是階級鬥爭

專列很快啟動，沿著長株段鐵路疾奔。主席興奮地望著窗外，樓房漸漸遠去，一望無際的農田映入視野。湖南的早稻插進田裡已一個月，綠色的稻苗給廣袤的田野披上柔軟的綠毯，微風輕撫，盪漾著層層疊疊的綠波。

毛主席心情舒暢地說：“今年的早稻收成會不錯吧。”

張平化認真地回答：“主席對農業恢復時間的判斷是正確的。”張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

“問題不在於誰的判斷正確，在於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主席說。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會上說，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一種階級鬥爭。”

“對。客觀上就是階級鬥爭。現在有些人不願意承認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中國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孫中山也不講階級，只說有大貧、小貧之分。還有沒有階級？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個根本問題。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現在無產階級掌權了，不讓資產階級復辟。資產階級掌權，不讓無產階級起來，不是你壓迫我，就是我剝奪你，這就是階級鬥爭嘛。不過形式有所不同，資產階級嘴裡不承認，實質一樣。我們共產黨的第一課就是階級鬥爭，血淋淋的階級鬥爭。”

張平化用力地點頭。

(《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 馬社香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55-56頁)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麼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

毛主席沉痛而感慨地說：“關鍵時刻，敵人是沒有人情味的，殘酷得很。當時二十八團第一營營長是林彪，第三營營長是肖勁光，林彪比較會打仗，提拔為團長。”

1928年9月，二十八團和三十一團三營在遂川一仗中就殲滅了尾追在後面的敵五個營，打死了叛徒袁崇全，佔領遂川縣城。9月後，回井岡山。

毛澤東說，一回到井岡山，腦子裡就看到了他們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們都是有堅定信仰有犧牲精神的好同志，犧牲時都只有二十多歲呀!

當時主席吸了一口煙，繼續說道:井岡山斗爭說到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槍桿子青年運動。井岡山斗爭高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進一步反剝削反壓迫，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五四青年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井岡山的鬥爭是偉大的，這些為革命犧牲的青年人是偉大的。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麼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麼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

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階幹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麼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澤東的話語猶如黃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岡山龍潭的瀑布呼嘯而下，汪東興、劉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陣陣驚歎，又一陣陣尷尬。

(《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馬社香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54-157頁)

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

照完相後，湖南小車隊各就各位，準備下山。誰也想不到毛主席此時走下賓館臺階，隨著發動的小車，一步又一步隨車走起來，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張平化趕緊下車，請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辦公一夜還沒有睡覺，我們誰能擔當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聽主席說：“你們這麼多人那麼遠送我上井岡山，我走幾步送送你們，有什麼不行?快上車吧。”

張平化知道再說也沒有用，他含著激動的淚花，說了聲“請主席保重!”卻又遲遲捨不得上車。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專列上我的許諾吧。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中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物件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湖南小車隊再次啟程下山，從反光鏡中，我看見毛主席的大手還在擺著，大步還在走著。（2005年7月16日趙林雍口述）

對於毛主席講的這些話，有人會有不同看法，這很正常。但是老徐認為把這些話刊登出來，讓年輕人讀讀，非常震撼，但也不必恐慌害怕。畢竟這些話是他老人家講過的，應該承認他的存在，刪除這些話，不願意年輕人讀到這些話，反而恰恰說明有問題和問題所在。

建國70週年，我們應該有這個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