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然看來，很容易給人這樣一個印象：秦始皇是靠著“虎狼之心”奪取天下，又憑藉“荒淫暴戾”來維繫統治的。就連秦始皇的重要輔臣李斯等人也都屬於“卑鄙猥瑣”的小人。

誠然，秦始皇的政治人格有其荒淫暴戾的一面，李斯等人也有卑鄙猥瑣的行為。然而就是這些特定的人創造了那個時代的宏大功業。且不說“千古一帝”的評語，如果把秦始皇的班子和漢高祖、漢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的班子加以比較，就不難發現秦始皇的班子在政治謀略、軍事才幹、內部協調以及政治、軍事、外交業績等方面，不僅毫無遜色之處，而且在某些方而略勝一籌。

試想一下：如果秦國的制度比東方六國的制度更殘酷，秦國的統治比東方六國的統治更暴虐，秦國的統治集團比東方六國的統治集團更猥瑣，秦始皇能夠掃滅群雄實現一統，享御稱尊嗎?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得出結論：只有國家的制度和政策更合理一些，才有可能躍居並長期保持首強的地位：只有君臣關係比較協調，君民關係比較穩定，一個國家才能日益強大：只有統治集團的政治智慧更高明一些，才有可能在伐謀、伐交、伐兵的政治軍事鬥爭中戰勝對手。

與漢高祖、漢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不同的是，秦始皇所面對的不是一個業已崩潰的王朝，所掃滅的也不是一批亂世英雄，而是一個個經營了數百年的強大國家，其難度或多或少要大一些。而只要讀一讀《史記》就會發現：秦始皇指揮的統一六國戰爭的過程是多麼流暢，流暢得幾乎波瀾不驚，以致沒有太多的曲折故事可供史家述說，沒有太多的勝敗得失留給後人咀嚼。

除了滅楚的軍事佈置出過一些差錯(最初有點輕敵)以外，秦始皇的指揮與排程幾乎無可挑剔。如果沒有高瞻遠矚的君王和才智高強的謀士運籌於廟堂之上，秦國大軍能夠屢屢決勝於千里之外面兒乎沒有閃失嗎?這是“荒淫暴戾”、“卑鄙猥瑣”所能概括的嗎?惟非常之才，方能建非常之功，“荒淫暴戾”、“卑鄙猥瑣”只能得一時之逞，不能創博大功業。

總體而言，在中國曆代皇帝中，秦始皇的政治才幹可以歸入佼佼者一類。他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精通法家的“無為之術”，善於選任賢能，駕馭群臣。二是注重制度、法規建設，善於運用規範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治理國家，運作政治。

一、學識廣博與自賢自聖

秦始皇天資聰明，自幼受到系統的文化教育和軍政訓練。從他的許多言行和政績來看，這個人學識廣博，有很高的軍政、文化素質，勇於決斷大事，善於運用權術，否則他很難做到組織大規模的統一戰爭，而指揮若定。他曾閱讀《韓非子》並讚譽之，又勤於政務，每日批閱大量公文。光憑政治閱歷，沒有很好的智慧、必要的知識也是無法做到的。

才高功大的人很容易走向自賢自聖。秦始皇便是一例。統一天下之後.秦始皇恃才恃功自傲，“以為自古莫及己”。在各地紀功刻石中，他反覆強調自己的“聖”與“功”。在朝堂議政中，喜聽歌功頌德之詞，甚至以廢諡號、燒詩書、禁止以古非今等方式禁絕批評。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走向自己的反面。

二、積極進取與好大喜功

翻檢戰國秦漢時期的歷史文獻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許多人敢想、敢說、敢幹，進取、務實、機變，善於謀略，勇於任事，敢於搏擊，甚至不恥於“自薦”、“自街”。臥薪嚐膽、變法改制、胡服騎射、縱橫捭闔、懸樑刺血、毛遂自薦、慷慨悲歌、對策朝堂、立功疆場的故事不絕於史。於是胸懷大志、積極進取、注重功利、勇於創新成為一種時代精神。這種精神與社會大變遷、政治大變革、國家大較量、軍事大搏殺、族群大比拼、個人大競爭的歷史背景相一致。

作為產生於這個時代的政治英雄，秦始皇是開拓進取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他雄才大略，橫掃六國，統一天下，開疆拓土，然後北築長城，南修靈渠，開闢馳道於四方，又厚今薄古，不憚變革，定法律，創制度，行郡縣。他的許多作為前無古人，他的許多工程舉世無雙。

從存留至今為數不多的秦朝文物遺蹟看，其規模之大，氣勢之壯，可謂空前絕後。無論萬里長城的宏偉，阿房宮的壯麗，秦皇陵的氣勢，還是俑坑兵馬的陣容，都是後人無法企及的。沒有一種強烈的進取之心、功名之心，不要說在短短的十數年間完成這一系列功業，恐怕連想都不敢想。

然而積極進取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變成好大喜功。秦始皇一發奇想，便舉大事，興大役，甚至派遣大量人眾去尋找虛無飄渺的仙山靈藥。好大喜功，輕用民力，勞民傷財，成為史家對秦朝政治的定評，這又是一種歷史性的現象。

如若不信，就請看一看漢武帝，他“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同樣築長城，同樣修大墓，同樣尋仙藥，同樣突發奇想，便舉大事，興大役。這位信奉儒家仁政的皇帝堪稱第二位秦始皇、數百年後又出了一位隋煬帝，同樣是既有造福萬代之舉，又有為禍一世之行。他們的積極進取為中華民族書寫了世界古代史上絢麗的一頁，他們的好大喜功又為平民百姓帶來了無盡的苦難。

他們的功業令人歎為觀止，他們的暴虐又令人髮指。

三、勤於政務與貪於權勢

秦始皇躬操政事，是歷史上著名的勤政君主之一，因此又難免“貪於權勢”之譏。據說，秦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秦代的公文都寫在竹簡木牘之上。秦始皇事必躬親，所以每天必須閱讀大量表箋奏請。他命人每天秤取需要批閱的各種文書一石(一百二十斤)，親自處理完畢，才去休息。

秦朝建立後，秦始皇十年之間，五次出巡，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這在土石道路、駟馬一車的時代，是相當辛苦的事情。

勤於政務與貪於權勢的確有密切的關係。勤於政務是國務“一日萬機”的實際需要，它還有一個用意就是旨在避免太阿倒持，大權旁落。勤於政務也好，貪於權勢也好，只要善於運用君主御臣的無為之術，就會把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秦始皇統治的前期，就屬於這種狀況。可是死死抓住大權不放，“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難免走向“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勤政到這種程度，就只能算是貪於權勢了。秦始皇統治的後期就出現了這種現象。

四、果斷剛決與剛愎自用

在《史記·秦始皇本紀》、《戰國策》等現存史料中，常常可以見到“秦王大怒”、“始皇大怒”、“樂以刑殺為威”等記載，秦始皇“突向前，其性悍勇”，“剛毅戾深”，他的外表和性格都像一個剛烈乃至粗暴的人。秦始皇處事果決，“剛烈”是其人格的基本特質、核心特質。

盧生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這種說法出自惡意攻擊有誇大之嫌。天性“剛戾”者未必“自用”。秦始皇在位數十年，大部分時間他“剛戾”而不“自用”。他善於兼聽，崇尚獨斷、常常藉助群臣的智慧謀略決斷大事，多有尊師聽教、集思廣益、肯於納諫之舉。

凡重大政治決策，他都交由朝議或大臣、謀士商議，在“兼聽”的基礎上，實施“獨斷”。在一定條件下，果斷剛決又很容易導向負面效應，即剛愎自用。成為始皇帝之後的嬴政常常顯露這種心態，導致“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五、嚴於用法與刻薄寡恩

各種戰國秦漢文獻偏愛用“虎狼”形容秦國、秦人、秦軍。這的確是一個尚武善戰、政嚴令行的國度和人群。無論本性如此，還是制度使然，秦始皇的性格也被定性為“少恩而虎狼心”。大量事實表明，說秦始皇本性如“虎狼”是缺乏依據的。他能把一批能臣戰將籠絡在自己身邊，這是“少恩而虎狼心”所無法做到的。這個人還是頗得“恩威兼施”之術的要訣的。評說者論證“少恩”的主要依據是“專任獄吏”、“刑殺為威”、“久者不赦”。由此可見，“刻削毋仁恩和義”主要與法制及法治政治模式有關。

“事皆決於法”勢必剔除倫理化政治模式的溫情脈脈成分，頗有“法不容情”的味道。

這正是秦朝政治的優點。然而“剛毅戾深”的性格、水德陰殺的統治方略、“事皆決於法”的治術和志滿意得的心態結合在一起，勢必走向法治政治的反面。一旦“急法”而另立苛刑，甚至濫殺無辜，就必然導致“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秦朝的法制大廈就是這樣崩塌的。

秦始皇很懂得恩威兼施，有些行為甚至可以用“仁”來評價，而其骨子中有眶眥必報的性格。最典型的事例莫過於親赴邯鄲將仇家全部坑殺。其實這與其說秦始皇有“虎狼心”，不如說是社會風俗和帝王權勢結合的產物。

應當指出的是：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復仇報恩盛行，“怨惠必酬”是一種社會風氣。當時的史書中記載了一大批歷史名人報仇雪恨的心態和事蹟。伍子胥鞭打楚平王之屍，以報父兄之仇；張良求客刺秦皇，以報宗國之仇。

史稱秦相范雎為人“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欒布個性“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史記·遊俠列傳》的有關記載也從個角度反映了這種世風。秦始皇幼年所生長的三晉一帶，盛行“報仇過直”的風俗。

形成這種世風的原因很多，或來自遠古的血親復仇觀念和習慣；或來自獲得社會大眾廣泛認同的對家邦、主君、父兄、朋友、知己的忠孝節義；或來自任俠仗義的時尚。強烈的復仇報恩意識又是和強烈的自尊意識相輔相成的。當時的人們多有強烈的自尊意識，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義不受辱的事例很多。

人們普遍不能接受家邦、主君、父母、兄弟、朋友和自身被輕慢、受屈辱、蒙冤屈，為此甚至不惜以自殘的方式“殺身自明”或擺脫侮辱。奮起報仇者、待機報仇者自然也大有人在。在當時，復仇雪恥是一種風俗時尚，對社會大眾的意識、行為有深刻的影響，於是為宗國報仇、為主君報仇、為父母報仇、為親朋報仇、為子女報仇以及向辱己者報仇的事情不絕於史冊。

秦始皇倚仗戰勝者的氣勢和君臨者的權勢，坑殺仇家，乃至眥必報，顯然不屬於寬宏大量之舉，然而這又與世風民俗有關。分析其個性時不能不考慮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文化習俗，而簡單地認定他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從秦始皇處理與李斯、尉繚、王剪等王霸之佐的方式和駕御群臣的手腕看，他在政治上還是頗有胸襟器量的。不如此也不足以稱其為一代梟雄。

六、禮賢下士與工於權謀

有人說秦始皇禮賢下士，有人說秦始皇工於權謀。最典型的例子當屬亢禮尉繚、師事王翦、信用李斯、寵愛蒙恬等。其實這本不足為怪。作為一種統治術，禮賢下士及相關的方略本身就有權術的成分。許多論者喜歡引用王翦的一個評價證明秦始皇本性多疑，從來不信任群臣，即“夫秦王恆而不信人“。實際上當時秦始皇的心態可能很複雜，既有禮賢下士的成分，又有工於權謀的成分。剛烈果決又善用柔弱之術，有所疑忌又敢於任用，工於心計又不失大體，這才是梟雄。否則秦始皇就不是“秦始皇”，而成了“秦二世”。

比較而言，還是尉繚動態性的人格分析更準確：秦始皇為人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出人下”說明他剛中有柔，粗中有細，猛中有寬，很善於調控自己的剛烈性格，很會玩弄權術，是一位多謀善斷之人。

“輕食人”表明在得意之後，特別是得意忘形之後，容易無所顧忌，使“剛戾自用”的本性暴露無遺。

與許多帝王一樣，秦始皇的政治心態有明顯的變化曲線。統一天下以後，他志得意滿，日益驕奢，於是天資聰明變成自賢自聖，性情剛烈變成驕橫跋扈，明察秋毫變成疑忌苛察，處事果斷變成剛愎自用，重視法制變成濫施淫威，銳意進取變成好大喜功。

他不可一世，濫用權力，任何人不得違揹他的意志。不僅普通臣民不得拂逆君王，就連神明得罪了他，也要遭殃。特別是聽信術士之言而迷戀神仙道之後，他隱居深宮，心態日益迷亂，因而驕奢、暴虐之行比比皆是。

許多學者依據秦始皇童年曆經苦難、少年飽受屈辱，斷定這是一個心理變態的人。其實不然。在中國古代史上，曾經顛沛流離、寄人籬下、蒙受屈辱的帝王大多是成功之主，漢高祖、漢宣帝、漢光武帝、隋文帝、明太祖等都是例證。這些人更懂得君臣關係的微妙之處，因此也就更精通為君之道。

君主政治，翻雲覆雨，它要求統治者必須具備複雜的性格、梟雄的氣質。然而君主政治的本質是暴虐的，因此專橫跋扈、驕奢淫逸、武斷固執、猜忌多疑、酷虐殘忍等，都是帝王群體中常見的政治人格特徵。古代正統史家稱具有這類人格特徵的帝王為“荒淫無道”。

可見即使依照古代通行的價值標準，這類人格也屬異常。然而這種異常又是如此地經常發生，諸如秦始皇的跋扈、漢武帝的驕奢、北齊文宣帝的殘忍、隋煬帝的偏執等。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有這類行為傾向，而這又往往與其本人早年的性格有較大的反差。這種人格特質與其說是心理變態造成的，不如說是君主政治生態鑄造成的。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