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22日，學者洪業去世

圖為1930年洪業(左一)留影

原載：《溫故》總第2輯

1941年底的北京，那個時候是叫北平的，一位四十八歲的學者被殘暴的侵華日軍抓進監獄，押到了審訊室裡。翻譯是個韓國人，當這位學者被押進來之後，這個韓國人對他說：“請向太君鞠躬。”

面對赤裸裸的暴力，文弱的學者不能不照做。但是他說：“我對武力鞠躬。”

日本軍官問：“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我是。”學者平靜地說。

日本軍官又問：“你為什麼抗日？”

學者說：“這問題我有兩個回答方式。概括地說，我不得不如此。但你要我細說的話，請你給我二十分鐘，不要打岔。”

日本軍官說他可以有二十分鐘。

在這二十分鐘的時間裡，學者告訴日本軍官：我是研究歷史的，我研究的結論是，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用武力來佔領別的國家，把別國人民當奴隸，鎮壓別國人民的意志，只能暫時收效，最後一定得報應，報應來時，壓迫者有時會比受害者更慘。你們宣傳說日本的目的是要亞洲各國共同繁榮，這是騙人的。看看韓國的歷史就知道。日本吞併了韓國，現在韓國人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被徵入日本軍隊，做著卑微的工作。你們是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個韓國。

那位剛才還洋洋得意的韓國翻譯聽了這番話後熱淚奪眶，而日本軍官則臉色發白，不等翻譯譯完這段話就叫把學者帶回牢裡。

下次繼續審訊的時候，照樣先要鞠躬，學者照舊說向武力鞠躬，沒想到那個日本軍官站了起來，向學者鞠躬道：我向一個不怕死敢說實話的人鞠躬。

這位在強大的暴力威脅之下坦然地保持了自己尊嚴的學者叫洪業，又名洪煨蓮，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燕京大學的創始人之一。

讀了陳毓賢女士寫的《洪業傳》，我的內心被一種久違了的情感溫暖著。

一個人原來可以這樣真誠而優雅地生活著，追求真理，探討學問，淡泊名利，率性任事，不求達亦不求隱，被前人獎掖又去獎掖後人，平靜地生存，又平靜地逝去。這是怎樣的一種美麗呀！

在我的視野裡，有幾位中國學人是值得崇敬和追隨的，偉大的魯迅，高峻的顧準，正直深銳的李慎之，寬厚擔當的茅於軾……現在我又發現了洪業。而且比起前邊那幾位，洪業顯得更加優雅也更加世俗一些，唯其如此，洪業也更加令我覺得親近。

洪業生命中的幾個片段尤其讓我覺得印象深刻。

洪業年輕的時候，曾經被幾個同學拉去逛妓院，由於怕妓院裡面的狗，跑了回來。回到宿舍，收到父親的一封信，那上面說：

我的兒子，現在你慢慢長大，開始懂人事，年輕的時候，女色是很大的關鍵。如果一個女人失節，社會會看不起她。男人失節，社會不會看不起他，但是一個大丈夫應該有自己的標準，他會自己看不起自己。你身體要保持清潔，就像器具一樣，唸書人要立志做聖賢，有所不為。我老早就有八個字管自己，現在我寫給你，請你記住：守身如玉，執志若金。

洪業讀了，出了一身冷汗。

一個人的良知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建立起來的。這是中國正直的儒家傳統，像接力一樣，一代一代，由父傳子，由子傳孫，世世代代傳接下來。

現代社會的性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性不再作為一種節操，而是作為一種身體健康享樂的東西來看待，洪業父親所說的那種標準在今天看也許古板了一些。但是，良知的建立依然不可或缺，“守身如玉，執志若金”這八個字依然可以作為青年人的座右銘，也包括我這種年紀的中年人。只是，在意義的理解上，可以更加寬泛一些。

另一個片段是這樣的：

洪業年輕的時候，頗為桀驁不群，雖然在教會學校讀書並且是成績優秀的學生，卻大膽地找出了《聖經》裡的瑕疵，並由此判定儒家學說遠比基督教高明。《聖經》裡面記載：迦拿的一戶人家娶媳婦，酒喝光了，耶穌的母親受眾人之託來找耶穌，耶穌說：“婦人，你怎麼來打攪我？”洪業論證說，做兒子的這樣對母親說話，顯然不孝，怎麼可以做聖人？

校長夫人反對學校為此開除洪業，但她啟發洪業說：書是古人經驗的結晶，好的壞的都有，就像有人擺了一桌子宴席，你應該揀愛吃的吃，不好消化的不吃。《聖經》古來語言就換了幾次，裡面有錯誤、有矛盾的地方是難免的，所以看《聖經》要揀好的記著，其餘的不要。但有些現在看來是矛盾的地方，往往以後發現並不矛盾。但你現在專心去記這些，等於白費腦筋。

洪業聽了校長夫人的這一番話，深受啟發。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理性的精神，經由一位傳教的外國女人，教授給年輕的洪業。從此這種理性的寬容冷靜的分析精神伴隨了洪業一生。

在此後不久的一封信中，洪業寫道：“……神派耶穌到西方，派孔子到東方，以拯救人類於萬惡之中……無論如何，耶穌和孔子都是神的傳言人，是拯救人類的恩者。”在這裡，那種爭強好勝的慾望之心淡去了，認真的態度卻仍在，伴隨著一種平和的心態。

後來，洪業留學美國的時候，唸到《聖經》第二章第三、四節的時候，老師問他，耶穌為什麼把他的母親稱作婦人？洪業回答說：《聖經》裡沒有說耶穌回答他母親的神態，我想耶穌是在逗他母親笑，他說話時眨眼向他母親示意，這酒喝完另有供應。

理性在這裡已經上升為一種寬容和智慧。

良知和理性，在建立之後，就始終伴隨著洪業，使他對人生眾多需要面對的紛紜複雜的事情，都能夠作出真誠而從容的應對。

洪業後來總結自己的諸多選擇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自己定下了幾個原則，歸納起來就是三有與三不。三不是什麼呢？我一生對三方面有興趣：

我對怎樣統治人民造益國家這些問題很有興趣。但官場險惡，投身政治不時要做妥協，有時損傷到自己所愛的人，所以我決心不做政府官員。

我對宗教很有興趣，但教會與宗教是兩回事，教會如面孔，宗教若笑容，要笑容可愛，面孔得保持乾淨，我既不能擦洗面孔的汙點，便決心不做牧師。

我對教育有興趣，但教育的行政工作類似官場，要奉承有錢有勢的人，所以我可以做教員而不做校長。

三有是什麼呢？第一是有為，第二是有守，第三是有趣。這三有是相輔相成的。一個有抱負的人常為了急於達到目標而犧牲原則，所以得劃清界限有所不為，這叫“有守”；但有守的人常乾燥無味，要懂得享受人生自然的樂趣，所以要“有趣”；但最有趣的人是詩人、藝術家，他們大多不願負責任，罔視於社會福利，所以要“有為”；這三個“有”之間得保持平衡。

良知與理性，在這裡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作為對“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反動，重興國學是注重中國傳統的學者們極力推重的。洪業是一位非常注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號召力的學者，但是他卻不贊成“國學”這一概念。當有人提議要學清華和北大的樣子，在燕京大學也建立一個國學研究所的時候，洪業堅決反對。

洪業認為，所謂的國學，不能孤芳自賞，而應按學科歸納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歐洲的科學、文學、歷史等籠統歸入“歐洲學”一樣。而且，洪業認為中國的學問應當讓有現代訓練、有世界常識的人來研究。

也正是這位反對“國學研究”的洪業，做了一件當時所有的中國學者都無法完成的、對研究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最為重要的工作，建立了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把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經書史籍有系統地重新校勘，並加編引得（索引）和詞彙索引。

洪業的用意，在於把中國先人浩如煙海的知識和書籍進行清晰地排列，讓未來的科學家、歷史學家及其他學者可輕易索取，以便讓新文化衝擊之下的傳統文化顯露它們真正的價值，使之融入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之中，讓後人得以繼承和發揚。

在這裡，洪業身上的兩大支撐點：良知和理性，已經變得博大和宏偉起來。

還有兩件小事能夠從平和之中見出洪業的淡泊和風骨。

洪業聽朋友傳話，說是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怪他到南京不去看孔。洪業說：我不去看他對他是有好處的。我如果去看他，他辦公室外面一定坐滿了人，他先見老朋友，對他不利，對我也不利。人家看見我去看他那麼有勢力的人物，就會請我寫信求這個求那個，麻煩極了。我的信來了，他也沒辦法，不回嘛，怕見怪；回嘛，薦幾百個人中也許能用一兩個，別的你怎麼辦？

在這裡，洪業展示了他的另一面：日常生活中的恬淡自如，不去故作清高，也不使自己攪進無意義的事情之中。

抗戰勝利之後，李宗仁任北平行營主任，上門邀請洪業做他的秘書長，官銜是少將。洪業婉言謝絕，但表示在外交事務方面可以提供幫助。有一次，李宗仁宴請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請洪業作陪，魏德邁致答詞說：“中國之所以未能成為強國，對世界和平及繁榮有貢獻，乃由於兩大敵人的阻礙。第一個是日本，半個世紀來一直操縱中國政治，給中國帶來災難，但現在中國在美國的幫助下已經打敗了日本，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不會再給中國找麻煩了。可是第二個敵人是你們的內奸，我們美國人愛莫能助，這個內奸的名字就叫貪婪。你們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為人類的福利盡一份力量，非得把這個內奸除去不可。”給魏德邁做翻譯的是另一位美國將軍普利士，他卻沒有翻譯魏的第二段話。這個時候洪業站了起來，說：“李將軍和諸位朋友，我以平民的身份要說幾句話。我以一個平民和歷史家的身份，先向魏德邁將軍致謝，他由衷而發的講演講得好極了。我也向普利士將軍致謝，他翻得很準確，但他為了給我們中國人留面子，講詞第二部分沒有翻，我現在替他翻完它。”洪業的舉動沒有贏得掌聲，帶來的是一片鴉雀無聲的肅靜。

在這裡，上面那一個故事中的平和淡泊的洪業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風骨翹然的文雅刺客。良知和理性在這裡再一次展現無遺，不過這一次展現的卻是捨我其誰的擔當精神。

洪業是中國第一代受過完整的民族傳統教育又受過完整的西方教育，並對兩者都深有領會和反省的、清醒、冷靜、絕少功利之心的知識分子，也是我所從書籍裡面結識的一位最接近於完美的知識分子。

洪業先生的人生和境界，令我心嚮往之。

1980年12月22日，先生於談笑風生之後，平靜地逝於美國麻州康橋，葬於麻州泊泊利鎮克勞佛德家族墓地。這位克勞佛德先生，就是在洪業還是一個貧困學子的時候，慷慨資助他到美國求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