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宋重文輕武，自真宗“書中自有黃金屋”振臂一呼始，無數人走上讀書的道路，學而優則仕，憑藉科舉改變命運的文人士子層出不窮。

說起來，古代科舉似乎與當今高考無異。

蟾宮折桂，金榜題名必然是人生頭等喜事，不管是孟郊登科之後的“一日看盡長安花”，亦或是白居易高中之後的“十七人中最少年”，皆是撲面而來的歡欣雀躍。

以當今眼光來看，古代科舉中第不過是高考過線，何以高興至此？但，科舉和高考，卻並不能一概而論，范進中舉的故事人盡皆知，區區鄉試，拔得頭籌的范進幾近陷入瘋癲，古代科舉的殘酷與不易可見一斑。

科舉不僅有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特製科目，還有時務策、墨義、口試、貼經、詩賦、經義、策問等，而各地考生想要奪得三甲還需經過鄉試、省試和殿試，一路跋涉一路考。

所謂“五十少進士”，無數文人終其一生，都在奮戰科舉的征途上。

但科考並不念人情，有人歡喜有人愁，相比題名者，落第之人顯然更多，多次落榜者也屢見不鮮，如十考不第的羅隱，三次落榜的李時珍和左宗棠，無數文人士子終其一生也難以中進，而那些在歷史煙海未留下痕跡的不知名者，恐怕眾如星塵了。

那麼，古代的文人士子，多次落榜乃至無緣科舉之後，尤其是在重文的大宋一朝，又該何去何從呢？

當然，有一批人斷了科舉入仕的念想，從此沉淪下農，或轉身從商，亦或從其他途徑展現抱負。

而對於那些一心想要在科舉路上闖出名堂的人來說，宋朝給予了他們最大的寬容和溫柔。

1、廣泛擴招，給足機會

當今人人都說高考難，所以高等院校普遍擴招，而宋代的科舉，如出一轍。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自然難如登天，可把橋面加寬，難度自然降低不少。

宋代之初，朝廷正處於求賢若渴的時期，太宗大幅擴寬科舉錄取名額，相比各科錄取不過半百的唐朝，提升了數十倍，太宗在位二十餘年，科舉授官者近萬人，年均500人左右。仁宗緊跟其後，在位41年，以三年一舉的頻率共錄取近五千人，而後徽宗時，平均每年錄取680餘名，至真宗鹹平三年時，錄取人數達到了一個巔峰，當年錄取共1800餘人.....

在《宋史·選舉志》有所記載：

較藝之祥，推恩之廣，近代所餘未有也。

由此觀之，宋代對於科舉的寬容度空前之高，被稱之為文人的天堂也並非虛言，對當時的讀書人來說，招的多了，招的勤了，自然上榜的機會也便就多了許多。

2、惜才有餘，政策傾斜

古代文人將讀書作為唯一的事業，一旦落榜，甚至屢次落榜的人，便極有可能荒廢一生。

儘管宋代廣泛擴招，提高了科試的頻率，但依然很多人屢次落榜，針對這一類“科舉釘子戶”，宋朝給予了政策上的特別關照，即特奏名，也就是所謂的恩科。

開先河者，依然是太祖，宋人王栐在《燕翼詒謀錄》中說，太祖特別同情那些屢次不中的文人，說他們“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認為如果國家不用他們，他們就被廢棄了，這多可惜!

開寶三年(970年)，太祖特詔賜貢士(解送禮部應試的舉人)、諸科連續15次以上未錄取的106人，授予本科出身。

在興國二年(977年)，太宗下詔取184名“特奏名”後，恩科正式開始。

此後，凡省試多次落第者另立冊上報皇帝，恩准他們參加殿試，評出等第，賜予進士出身或相應官銜。

在後來，這一政策的條件慢慢變寬，至仁宗時，就算是殿試不合格，但只要上了歲數，依然享受“特奏名”，在1034年，仁宗就曾下詔：

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

朱彧在《萍州可談》有記載了一位七十餘歲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試中的試卷上寫道“臣老矣，不能為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便被授予初品官，俸祿終生。

喊幾聲萬歲，便可坐享俸祿，由此可見，宋一朝對文人的待遇可謂空前之優渥，尤其是這種恩科的實行，極大的拓寬了讀書人的仕進路。

不過，話說回來，宋朝統治者廣開科舉入仕之門，廣泛籠絡文人士子，以避免前唐嚴控數量而導致知識分子投身起義的嚴重後果，本意是為了鞏固王權勢力，但卻並不見得是一種高明的手段。

宋朝廷將讀書入仕的門檻降低，造成了“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翩一官，老死不止”的社會普遍現象，並且寄生於朝廷的封建官吏數量也愈加龐大，滋生了大量腐敗，廣大農民收到的壓迫和剝削也愈加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