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秦必楚背後又怎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秘密在其中？
秦末“農民起義”並不是一場孤立的歷史事件，而是秦國自戰國末期以來持續叛亂潮的結尾。
在戰國末期至秦王朝時期，秦國（朝）的地方叛亂主要分為4種：
第一種是覬覦透過武力攻擊朝廷的手段奪取政權，如長信侯叛亂；
第二種是叛歸他國，如晉陽叛亂、屯留叛亂；
第三種是就地割據，如新鄭叛亂、蒼梧叛亂；
第四種是混合模式，就是昌平君在鄢郢的叛亂，一開始勾結楚國重臣項燕歸楚，之後又在楚地自立為楚王。
秦王朝建立以後，秦廷先是平定了蒼梧叛亂，後是以流動朝廷的形式巡視天下，暫時遏制住了地方叛亂的潮流。
不過，到了始皇帝末年，地方叛亂的勢頭再度死灰復燃。
“熒惑守心”，“始皇死而地分”，“今年祖龍死”，在一切光怪陸離的謠言背後，是皇帝的震怒和御史的不作為。
始皇帝逝世的9個月後，帝國的一支軍隊在大澤鄉叛亂，叛首據稱是“秦公子扶蘇”，二號頭目據稱是“楚將項燕”。不久之後，叛首“扶蘇”被叛軍擁立為楚王。接下來，叛變的大軍向著三門峽一帶挺近，其中一支偏師直驅咸陽。
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陳勝吳廣起義本質上是戰國末期叛以來亂潮的最終混合版本，具體表現為“秦公子”勾結“敵將”就地自立，再以武力手段向咸陽方面奪取最高權力。
說到這裡，也就解釋清楚了為什麼秦末叛亂之中叛軍多打出楚國的旗號。
大抵有以下3個客觀因素：
其一，秦廷位於西北，楚地位於東南（注），咸陽方面對楚地的統治存在有天生的短板；
其二，陳勝、吳廣所在的軍隊恰巧途徑屬於楚地的大澤鄉一帶；
其三，陳勝、吳廣當時的年齡恰巧和公子扶蘇、楚將項燕相仿。
（注：戰漢時期“楚地”指淮泗及長江下游地區，和之後指兩湖地區有別，下文除非特殊說明“楚地”均以戰漢時期為標準。）
在上述3個客觀因素的制約下，陳勝、吳廣當然會在楚地就地自立，“秦公子”和“楚將”的組合看上去怪誕，但本身其實符合東周時期外將扶持他國公子回國爭位的政治邏輯——由此可見，叛亂者在當時的行為既是最優解，也是唯一解，與戰國時期的楚國並無十分必然的聯絡。在陳勝、吳廣兵敗以後，後繼的叛亂者自然會繼承首義的政治遺產，所以楚國的旗號當然會被延續下來。
至於題主為什麼會產生這一問題，個人猜想可能是受到斷代史的影響而忽視了叛亂潮的延續性。
在下文的詳細版中，筆者會梳理一遍戰國末期以來秦國（朝）整個叛亂潮的始末，相信題主在閱讀後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在詳細版之前，這裡先要澄清一個誤區：
網上有觀點稱戰國時期的楚國是“分封制”，甚至有好事者稱楚國是“小西周”、“聯邦制國家”，這些內容均屬歷史發明範疇。
有關這一說法源自於《大秦帝國》小說中的劇情，該作者在一個議論文形式的章節中稱楚國是“分治而亡”，這一劇情又被一些自媒體演化成了“楚國是分封制”。
至於歷史上楚國的制度，楊寬《戰國史》、李玉潔《楚國史》均考證為郡縣制與封君制並行的混合制度，這一點與秦、魏、韓、趙等國並無區別。
另外，還要補充一點：
《大秦帝國》小說劇情中的楚國“分治而亡”之說，實際是把戰國時期列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強行劃為楚國特有的問題，以此強行把楚國安排到秦國的對立面。
之所以要在這裡澄清這一點，並不是要針對某些朋友的答案，而是要說明秦國在戰國末期同樣存在著種種“分治”的因素，也正是這些“分治”直接導致了持續不斷的叛亂潮——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一因素，扭曲就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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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內容主要參考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呂思勉《秦漢史》，不參考文學作品及影視作品。
其中的部分內容可能引起一些文學作品愛好者或影視作品愛好者的不適、痛苦或憤怒，請謹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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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詳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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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潮前夜：公元前266年-246年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曾在梳理秦滅六國戰爭始末時介紹過這段時期的歷史。
一些看過筆者秦滅六國始末的朋友最好也不要跳過這一段。在這一節中，敘述重點會以叛亂潮為中心，在認真閱讀後有利於對後面內容的理解。
宏觀上的秦滅六國戰爭是從自公元前266年開始的。
是年，秦相魏冉下臺，秦廷將戰略轉變為“遠交近攻”，由此出現了統一戰爭的趨勢。
下圖為魏冉執政26年留下的政治遺產。
如圖所示：
左紅框為河東地區，原屬魏地，於伊闕之戰後被魏廷“割讓”給了秦國——需要說明，魏國在此戰之後實際並未從河東完全退出，秦魏之間僅就安邑的爭奪就持續了至少有30年（闕與之戰期間，魏將公子咎曾率領精銳部隊入駐安邑）——不過，此役無疑動搖了魏國在河東的統治，自此函谷關側翼的威脅被基本掃除；
下藍框為南郡地區，原屬楚地，於鄢郢之戰後被秦軍奪取——同樣需要說明，楚軍在此戰當中並未被徹底擊敗，楚廷在東遷後立即集結東方軍隊收復了富庶的泗上地區，而後向西攻取了“江南”十五邑（今巴東地區），自此秦巴郡與南郡被切斷——但是，此役仍將楚廷趕出了江漢平原，自此武關以南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右白框為秦國在衛國周邊的飛地群，原屬齊地、宋地、魏地、韓地，主要在五國伐齊和七攻大梁期間奪取——也需要說明，在魏冉執政末期，東方最大的飛地陶邑已經有向“萬乘”規模發展的趨勢，秦廷幾乎在魏國背後建立了一個新的“宋國”——表面上看，上述飛地對秦國國力的提升並不大，但它完成了對魏國這一縱橫發動機的包圍，為秦軍之後的東出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外交支點。
截止到這一時間節點，秦國在列國間的優勢已然十分明顯。首先，秦國的邊疆防禦已基本完善，列國很難透過正常的軍事手段威脅秦國的核心地帶。其次，秦國的體量已十分龐大，幾乎吞併了整個西中國。最後，秦國還奪取了外交上的主動權，韓、魏等國所高度依賴的外交空間被秦國嚴重擠壓。縱使我們不能說秦國具備了滅六國的條件，但此時的秦國也已基本立於不敗之地。
在講完公元前266年的背景以後，我們需要注意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這一年，魏冉被驅逐回了封國，歸陶時帶走的財物裝滿了上千輛馬車。
下圖為魏冉歸陶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魏冉相對可能性較大的路線為出函谷、經陝邑、入二週、過滎陽、橫穿魏境，最終抵達定陶。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魏冉會選擇其他路線，但無論哪一種都不可避免地要穿過至少兩個諸侯國的國土。
現在我們要想這麼3個問題：
上述財物是否為魏冉的合法所得？
如果不是，為什麼秦廷不對其進行清算？
當時運輸的車隊已經達到了一支中型軍隊的規模，為什麼列國會容忍魏冉從境內穿過？
答案只有兩個字：
縱橫。
自戰國中期以來，國無定交，列國之間的同盟變化十分頻繁，在這種複雜的外交環境下出現了士無定主的特殊現象。
有關“士無定主”的表現並非單指有士人在列國間頻繁更換門庭。
在當時，常有一些重臣利用自身在他國的外交資源挾以自重。比如，張儀挾魏自重，樗裡疾挾韓自重，樓緩挾趙自重，呂禮挾齊自重等。
到了戰國後期，甚至出現了一個重臣同時效力於多個諸侯國的情況。比如，樂毅是魏臣、趙相、燕卿，田單是齊相、趙相。
現在把視線拉回到魏冉身上。
在魏冉倒臺的時候，秦廷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以後由誰來守陶邑、宛城、新城等戰略要地？
注意當時的大環境，士無定主，郡縣的長官未必老實，朝廷必須把中央重臣分封到一些戰略要地互相牽制才能相對穩當。
而且，上述城邑均處於十分敏感的地區，不可避免地要頻繁和周邊的諸侯國打交道。
魏冉及楚系外戚集團把控連橫長達26年，積累的外交資源不可低估。在這種局面下，秦廷令魏冉等人鎮守封國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由於處理相關事務總是需要錢的，秦廷不對魏冉等人進行經濟上的清算也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至於韓廷、魏廷免不了也要和秦國封君打交道，不對魏冉的車隊進行阻攔更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當然，以上論斷並不是絕對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但無外乎不想管、不敢管或者管不了的三者之一。
秦廷此舉向天下士人傳遞出一個什麼樣的訊號，不言而喻。
公元前266年至前258年，秦廷在秦相范雎的規劃下施行“遠交近攻”。
下圖為“遠交近攻”時期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秦、魏、楚三國聯盟，其中魏國未實際出兵，楚國向東攻擊魯國；
黃圈為趙、齊、燕三國聯盟，其中齊、燕未實際出兵；
紫箭頭為秦將白起對韓陘城的攻擊，聲稱斬首50,000級，范雎提出“勿獨功其地而功其人”正是在這段時期；
紅箭頭為秦將五大夫賁、王齕、王陵等人對上黨及邯鄲的攻勢，聲稱斬首400,000級（一說450,000級），最後在邯鄲城下暴師一年半，最終被魏、楚聯軍擊破；
黃箭頭為趙將廉頗與秦軍的抵抗。
在圖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到：
秦廷的“遠交近攻”其實是單方面地近攻韓、趙，所謂的“遠交”不過是和魏、楚保持一種默許的曖昧關係。
在這段時期，秦國先是單方面出兵去消耗韓國的有生力量，而後又單方面出兵和趙軍打了整整7個月，似乎從未擔心自身消耗過大可能引起的政治風險。
等到了邯鄲之戰的17個月期間，這種怪誕變得更為突出。
下圖為邯鄲之戰期間的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趙都邯鄲；
紅箭頭為秦軍的大致攻勢；
白圈為魏國重鎮鄴邑；
白箭頭為魏國以助秦攻趙為名攻取的伊是。
從圖中可以看到，魏國所攻取的伊是正位於秦軍在上黨一帶補給線的中心地區，已經表現出要從背後捅刀子的意思。同時，秦廷方面也有所警覺，命令張唐攻擊魏國，只是因為後方有守將擅自逃脫而作罷。
在這種局面下，縱使秦廷的統治者再昏庸也總該意識到鄴邑方面的對前線圍城部隊的威脅。然而，秦廷在此時沒有任何動作。
公元前258年，魏國在蕩陰（位於鄴邑以南）一帶的軍隊突然出動，擊敗了邯鄲城下疲憊不堪的秦軍。之後，楚國與魏軍會師，向秦國的河東地區挺近。
下圖為邯鄲之戰後的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魏、楚聯軍攻秦的大致路線，在邯鄲解圍以後，聯軍在汾城擊敗了王齕的軍隊，而後向安邑以東的虞山移動，引起了安邑方面的恐慌；
黃箭頭為戰後列國的兼併，韓覆上黨，魏吞陶、衛，楚國滅魯，燕取昌壯；
圖中上方趙境內的藍圈為鄗邑，為魏國重臣魏無忌在趙國的食邑。
有關魏無忌在趙國的食邑需要特別說明：
在戰爭結束後，趙廷曾計劃割讓給魏國5座城邑作魏無忌的封地，似乎有打發魏無忌回國的意思，而魏無忌則以得罪魏王為由想要留在趙廷——至於這樣一位權勢熏天的重臣執意賴在一個只剩半口氣的諸侯國，你說他到底想幹什麼——最終，趙廷被迫接受了魏無忌，並容忍其在邯鄲對平原君的門客大肆兼併。
在這段期間，秦相范雎運作了秦王對重臣白起的賜死。
公元前256年至前255年，秦廷向魏、趙、韓、周又一次發起了反攻。
圖為這一階段的形勢。
如圖所示：
上黃箭頭為對趙的進攻，當時秦軍宣稱斬首90,000級，而後被趙將樂乘擊敗；
中上黃箭頭為對魏的進攻，攻取了安邑東部的虞山，大抵恢復了河東全境；
中下黃箭頭為對周的進攻，滅掉了周天子所在的西周國；
下黃箭頭為對韓的攻擊，當時秦軍宣稱斬首40,000級；
紅圈為魏、楚聯盟，儘管此時兩國之間的關係因瓜分泗上而存在隱患，但面對秦國滅周，魏、楚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時火併；
白圈為遭到秦國又一次攻打的韓、趙兩國，由於自身實力遭到了進一步削弱，不可避免會對魏國產生進一步依附。
特別注意此時魏國的體量：
圖中3個黃圈分別為衛、鄭、宋在春秋全盛期的大致範圍，魏國約佔領其各自的2/3，在吞併陶、衛之前領土就在“六百里”以上。表面上看，魏國的領土並不廣闊，但全部均為中原的富庶之地，實際國力是相當可觀的。
可以說，秦國幾乎是抬著魏國成為三晉之主，又求著楚國千萬別和魏國發生火併。
也就是在這段時期，秦國河東守王稽因通魏被誅，“與諸侯通”，這裡的“諸侯”當然指魏國，秦相范雎被牽連，“王稽、張祿死”。
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
王稽和范雎到底是誰牽連了誰？
直白點說：
范雎在執政時期所運用的“遠交近攻”策略，其背後真正的政治訴求是什麼？
再直白點說：
范雎是否和蘇秦、郭開、鄭國、後勝一樣其實是他國的間諜？
客觀來說，范雎很有可能不是間諜。但也要從客觀角度來說，范雎確實幹出了間諜才想幹出的事，甚至幹得更好。
儘管沒有人能夠確定秦相的真實立場，但其行為已經傳遞出了一個足夠明確的訊號——秦相叛節的可能性存在的。
當所有人意識到秦相叛節的可能性之際，由中央滲透到地方的趨勢就已不可避免。
注意，范雎的疑似叛節並非孤立出現的情況。
早在秦惠文王初期，大良造商君就在封地叛亂，之後武信君在秦魏間首鼠兩端，嚴君在國內外陰奉陽違。到了秦昭襄王一朝時，季君叛亂，甘茂叛逃，穰侯擅權，應侯難測。等到了始皇帝前期，國內的一班封君公然接受他國賄賂的封地，秦相文信侯甚至在國都以“一字千金”炫耀權勢——從《呂氏春秋》的行文來看，該作明顯沒有達到如此之高的文學水準——儼然就是“指鹿為馬”的預告片。
當朝堂已經糜爛到如此程度之時，地方上的叛亂趨勢業已失去了最後的節制力。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東方列國趁此時機大肆火併。
圖為秦昭襄王逝世後列國的火併形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燕攻鄗、代，另外還同時攻取了聊城；
紅箭頭為趙攻薊都，魏攻平陸，楚攻齊南陽。
約在這段時期，趙、魏、楚三國應當意識到吞併燕、齊這種體量的大國的可行性，而燕、齊方面則意識到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秦國在西方的牽制。
公元前248年至前247年，秦國開始干涉列國在東方的兼併，它先勾結燕國，引發魏、趙攻燕，同時從另一個方向大肆出擊，發起了新一輪的大戰。
圖為秦莊襄王末期的戰爭形勢。
如圖所示：
紫箭頭為魏、趙攻燕的大致情況，當時趙廷遣趙相廉頗“助魏攻燕”，此舉似乎在表現魏、趙之間的主從關係；
黃箭頭為秦國的攻勢，當時秦軍北取晉陽，中取上黨，南取東周、滎陽，而後渡過黃河向大梁挺近；
白箭頭為以魏國為首的聯軍反擊，當時魏無忌歸魏，率五國聯軍一直將秦軍追至函谷關，而後突然對韓國的管城（今鄭州市）發動進攻——按照魏無忌的說法，他攻擊管城的理由是防止以後秦軍水攻大梁，但你只要看一下韓都新鄭在哪就應該知道他到底想幹什麼；
紅箭頭為之後楚國對魏國的進攻，至於火併的原因不詳，要麼與雙方在泗上的摩擦有關，要麼與發現魏國有吞韓意向有關，最終楚軍被擊退。
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到一個重要資訊——列國對收復失地並無興趣，他們的更大興趣在於彼此的兼併——列國對上黨、河東、二週、南郡這些失地均提不起任何興趣。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想來原因有三：
其一，上述地區本身因為臨近秦國而不好防守；
其二，魏、韓、趙、屈、景、昭一類的大望族正是盤踞在上述地區，想要有效統治該地的成本偏高；
其三，從目前的表現來看，秦廷對上述地區的統治也明顯疲軟，所以列國在一定程度上持無所謂的態度。
有關第三點作一些補充：
在秦惠文王一朝時，秦廷就表現出了對大面積新佔領地消化上的無力。秦滅蜀之後，秦廷雖以羈縻和賜爵的方式進行了妥協，但蜀侯與蜀相在當地依舊頻繁叛變。到了秦昭襄王時期，秦國對河東的吞併耗時了整整30年，即使如此也未能得到晉人的認可，當地士人在秦末迅速歸附於魏王豹。此外，秦國對南郡的統治也不理想，甚至在佔領南郡的半個世紀之後，南郡守騰在上任時依舊發現秦法並未被當地貫徹。
特別注意：
魏、楚兩國均為集權政治發展較早的諸侯國，且都有統治大面積領土的經驗——魏國在相當一段時期領土分散在今陝西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境內，橫向跨度近600公里，並被韓、趙等國分隔；楚國自戰國中期以來領土西起今重慶市，東至今江蘇省，各地之間有山川分隔——但兩國在戰國時期始終都能保證相對較高的集權程度（注）。
（注：再度重申，本文不參考“楚國分封制”的歷史發明。）
現在，我們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魏王或楚王，你在魏廷或楚廷親身感受到一個糜爛的朝廷是什麼德行，也知道秦廷同樣糜爛——在你世代相傳的政治經驗下，你是否看好秦廷對遠方領土的統治？
至少從公元前247年的戰爭表現來看，魏、楚之君有足夠的理由不看好這一點。
在上文中秦莊襄王時期戰爭的示意圖中可以看到：
秦軍在河外被擊敗以後，一路敗逃至函谷關。那麼，在這段路程中秦軍是否有重整的機會呢？首先，秦軍在退至滎陽時本可利用東部的魏長城及河內的支援進行防守；其次，秦軍在退至成皋時本可利用虎牢一帶的地利進行防守；再其次，秦軍在退至雒邑時本可利用孟津的渡口防守；最後，秦軍在退出雒邑後，本可利用陝、焦兩座雙子城與背後的曲沃（南）防守。但最終的結果是秦軍一潰千里。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滎陽、河內、成皋、雒邑、陝邑的地方官究竟在做什麼？
如果說公元前247的戰爭有足夠的理由讓魏、楚君主不看好秦國對東方領土的統治，那士人是否也會跟著不看好呢？
這一點並不好說。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從荀卿的見聞來看，當時秦國的官僚系統有以下特點：
其一，地方官吏的服從度較高；
其二，中央重臣並未出現結黨攻訐的情況；
其三，朝廷的辦事效率高得驚人，相關事務均可在當日完結。
最終，荀卿感慨說，“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可以說十分看好秦國。
有關以上內容存在有一個問題：
在范雎執政時期，秦廷的派系鬥爭十分激烈，且大搞裙帶關係，荀卿所說的“不比周，不朋黨”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這一問題，我們需要注意荀卿的身世：
荀卿本為趙人，有相當一段時期在齊國任稷下祭酒，之後被楚相黃歇請至楚國任蘭陵令。
從人生軌跡來看，荀卿遊歷秦國的時間節點應在范雎執政中期，此時秦廷內一派獨大，所以自然會看到“不比周，不朋黨”的表象。
說在這裡，就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一派獨大之下服從和效率，是否是一件好事情？
在地方，表面上“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可一旦形勢不對，河東郡基層官吏馬上就對郡守王稽展開陷害；
在中央，表面上“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但只要局勢有變，蒙驁立即對秦相進行攻訐；
在朝堂，表面上“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然而結果卻是整個國家機器開足馬力去把全部戰爭資源投入到一場又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
所謂“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縱使一派獨大能夠帶來一時的效率，但由於它既缺乏競爭，也缺乏矯正，更缺乏節制，其背後的政治隱患著實驚人。事實上，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過類似的情況——齊、晉為了爭霸而強化執政大臣的權力，楚、宋則設定一系列復職以牽制執政重臣，表面上看“執政眾而乖”影響到了朝堂的效率，但結果卻是“（楚人說）諸侯唯宋事其君”——就最終的結果來看，宋國到底還是因為牽制失衡導致了“戴氏篡宋”，楚國則在短暫動盪後以屈、景、昭三氏相互制衡而始終保持著王權的穩固。
估計有些朋友看到這裡又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按道理戰國時期計程車人都應該十分清楚這個道理，可為什麼荀卿這樣貫通古今的學者竟然會如此推崇呢？
這就要從當時的社會風氣說起了。
在戰國時期，“士無定主”的投機之風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尚賢禮士”的風尚。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禮崩樂壞的終極版本正是封建等級觀念的徹底崩潰。虢公長父之亂以後，共伯和幹王位開啟了賢臣代君的先河，經過之後四個世紀的演化，最終在戰國前期形成了尊賢禪讓的思潮。在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王室、公室對君位的壟斷力開始出現鬆動，諸子百家（注）公開表示君主應該把君位轉讓給賢德之人。到了戰國後期，這種觀念進一步加強，最終化作大澤鄉劃破長空的時代最強音。
（注：此處“諸子百家”並不絕對，比如，醫家的“君臣觀”明顯較重，這是因為醫家需要“君”、“臣”等詞彙描述客觀上的生理、病理、藥理規律，上述自然科學規律並不會因社會變遷而改變。）
解釋完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後，我們就會發現：
荀卿在遊歷秦國以後給出的評價應該至少代表了當時一部分士人的觀念——這部分士人所在乎的是士人在職位上是否能夠順順當當地展開工作，士人組成的官僚結構是否能夠暢通無阻地進行運轉，至於公室和國家能否延續下去其實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
截止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找到了戰國末期一系列亂象背後的端倪。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逝世，太子政即位，是為始皇帝。
隨之而來的是叛亂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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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狂潮：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22年
公元前246年，晉陽叛亂歸趙，蒙驁率兵平息了叛亂。嚴格來說，晉陽的變節並不能視為秦國戰國末年叛亂潮的開端，叛亂的因子在此之前就已種下。
同年，韓國向秦廷派出了一名水利專家鄭國來幫助秦國修渠，據稱目的是“疲秦”——從鄭國渠修建期間秦國發動戰爭的頻率來看，所謂的“疲秦”不過是鄭人的政治語言——至於韓國的真實訴求，要麼是為投降主義的“投名狀”，要麼是資秦以對抗背後那個狠毒的魏國。當然，鄭人之所以敢這麼幹說到底也不太看好秦廷能在中原地區實現多有效的統治。
公元前245年，秦廷聯合趙國對有復霸趨勢的魏國發起了戰爭。
下圖為秦趙聯合攻魏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左黃箭頭為秦將麂公對卷城的攻勢；
下白箭頭及白圈為當時秦廷可能的訴求，也就是透過切斷魏長城以奪取魏國在黃河北岸的朝歌、安陽等重鎮；
上黃箭頭為趙相廉頗對繁陽的攻勢；
上白箭頭及白圈為當時趙廷可能的訴求，也就是透過迂迴後方的方式來奪取鄴邑。
這場戰爭在秦軍攻取卷、趙軍攻取繁陽以後戛然而止，其原因應與趙孝成王的逝世和廉頗的投魏有關。
公元前244年至前242年，秦國繼續攻魏，而趙國轉向了攻燕。
在公元前244年到243年這段時間內，秦將蒙驁一直在攻打畼、有詭這兩座城池——具體位置不詳，想來不是特別重要——且在攻破後還是撤軍了。
不過，在公元前243年，魏安釐王與魏無忌逝世，秦軍攻魏的形勢出現了轉機。
公元前242年，秦廷大肆攻魏，攻取了多大20座城市，置東郡，魏國的領土被擊碎。
同年，趙國對燕也取得了重大的勝利，趙將龐煖大破燕軍，燕將劇辛兵敗被俘。
下圖為公元前242年秦趙聯盟的攻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對魏的攻勢，直接把魏國在黃河沿線的城市群擊穿；
黃箭頭為趙軍對燕的攻勢，當時趙軍的兵峰延伸到了武遂一帶，已經進入了今天的環首都貧困帶。
注意，這裡出現的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魏國在魏安釐王逝世之前還非常難啃，為何在其逝世以後忽然崩盤？
在這裡我們先要排除排除英雄史觀的因素，比如把魏國當時的強勢歸咎於信陵君或魏安釐王的個人行為。
這個細節比較好解釋：
我們要看到魏國在戰國後期本身就是強國，只是受制於地緣劣勢而不顯強。在魏安釐王后期，魏國由於外交環境有利因此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甚至一度在4年之內將戰國七雄打了一圈，不過依舊未能解決自身地緣劣勢，在這種情況下魏國官僚系統中計程車人也就不可能太好魏國的未來。那麼，一旦出現大幅度的權力交接，這批首鼠兩端計程車人自然會出現投機行為。
第二個細節，趙國身邊只有魏、燕、齊三個鄰國，此時齊國業已式微，魏國又遭到秦國的反覆攻打，為什麼趙國還要用寶貴的戰爭資源去消耗燕國的國力？難道它不怕遭到秦國攻打時孤立無援嗎？
公元前241年，趙國突然轉向了縱方，聯合楚、魏、韓、燕對秦國發起了進攻。
圖為公元前241年縱軍對秦國的攻勢。
如圖所示：
上黃箭頭為趙將龐煖相對可能的進攻線路，軍隊由五國的精銳部隊組成，終點位於咸陽東部的蕞城，最終因未能攻克而撤退；
下黃箭頭為楚相黃歇相對可能的進攻路線，可能為楚、韓、魏聯軍，終點位於函谷關，之後因秦軍反擊而撤退；
白圈為列國途徑的重要失地，主要為晉地、周地及原屬魏國的東郡地區，是役列國對上述失地並未表現出任何要收復的興趣。
有關是年縱軍的攻勢存有一定爭議。楊寬先生對當時縱軍所攻擊的位置也十分困惑，他在《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認為縱軍並不可能攻擊到蕞邑，但在《戰國史》中又採信了此說。上述兩部著作均截稿於1997年上半年，我們可以看到楊老對此事也頗為糾結。
那麼，當時縱軍究竟有沒有可能攻擊到蕞呢？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縱軍攻到函谷關也要途徑東郡、河內、雒邑、陝邑等一系列城市群（或經雒邑南部的城市群及重鎮宜陽），相比來看並不見得比穿過太原、河東、河西就容易很多。除此之外，此前也出現過比這跨度更長的征伐，比如齊軍在晉國腐朽時期曾攻擊到曲沃（北）。由此可見縱軍攻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不能說很高。
當然，即使我們不考慮縱軍攻蕞的因素，單從攻函谷一事也能看到秦國的地方系統存在相當的不作為。
結合公元前241年的攻勢來看，龐煖在之前攻燕的訴求應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透過兼併燕國的土地相關自身；另一方面是透過攻擊燕國造勢，逼迫燕國加入縱方，進而運作五國合縱。
不過，龐煖運作五國合縱也未必真是想要痛擊秦國。
下圖是縱軍攻秦及之後秦、趙兩國的後續攻勢。
如圖所示：
左白圈為秦都咸陽的位置；
黃箭頭為趙將龐煖、楚相黃歇的大致攻勢；
中白箭頭為秦攻魏之朝歌、濮陽的大致攻勢，並把濮陽所在的附庸衛國遷到了野王；
上白箭頭為趙攻齊之饒安的攻勢；
綠圈及藍圈為圖中爭議內容，當時高唐、阿（葛）都或為趙國所據，歷下或為魏國所據。
從戰後秦攻魏、趙攻齊的攻勢來看，龐煖在公元前241年所運作的合縱，其根本目的或許是逼迫秦廷與趙國重新劃分勢力。具體來說，就是趙國分得黃河下游的全部領土，並且還有一個附加條件，就是由秦國出兵攻擊魏國在黃河沿線的一系列重鎮，這樣給趙國攻取鄴邑創造條件。
如果以上猜測屬實的話，那麼就存在這樣一種情況：
龐煖在圍攻蕞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和秦廷進行接洽，在逼迫秦廷就範以後以未能攻克為名主動退兵，以此將秦軍放入潼關支援函谷。同理，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黃歇在封鎖函谷時就與秦廷接洽，之後以遭到秦軍反攻為名退兵，至使龐煖在蕞無以為繼，最終導致龐煖被迫接受了秦廷的提案。
公元前241年的戰爭給戰國末期的走勢造成了重要的影響：
就趙廷而言，是役似乎說明了模仿魏國在戰國中期的慣用伎倆還玩得轉，由此徹底了進一步攻燕的不歸路；
就楚廷而言，合縱似乎並不能給楚國帶來“縱合則楚王”的效果，於是楚廷於是年遷都壽春，且在之後徹底陷入了沉默——從之後的表現來看，楚國的實際工作可能是在魏國南部地區進行滲透；
就秦廷而言，此戰足以證明東方那些虛弱的王國依舊擁有殺死秦國的能力——自此，摧毀東方列國已然成為了秦國安全問題的第一要務。
公元前240年，秦軍繼續攻魏，秦將蒙驁攻取了黃河北岸的汲，之後秦軍並未展開進一步攻勢，可能和蒙驁的逝世有關。
公元前239年，魏國將鄴邑割給了趙國，此舉似乎意在拆散秦趙聯盟。
同年，秦廷派長安君成蟜於屯留攻趙。
下圖為秦軍攻趙的形勢。
如圖所示：
左白圈為成蟜所在的屯留；
右白圈為趙都邯鄲和鄴邑；
黃箭頭為秦軍可能的三個攻擊路線，即從北路攻擊武安，從中路攻擊伯陽，從南路攻擊中牟。
單具體路徑的路況來看，秦廷此時的軍事部署象徵意義應大於實際意義，目的更有可能是牽制趙軍或逼迫趙國談判。
然而，長安君成蟜卻在此時毫無徵兆地叛歸趙國，其後被趙廷封於饒（一說成蟜陣亡）。
對此，秦廷派將軍壁前去平叛，楊寬先生認為此人正是之前攻卷的麂公。最開始，將軍壁的平叛行動比較順利，處死了叛軍中的一大批軍官，屯留的叛亂應當被基本壓制。不過，似乎是因為秦廷計劃把當地民眾遷到了臨洮，當地又出現了復叛，將軍壁在接下來的戰鬥中陣亡，屍體還被憤怒的叛軍肢解了。
下圖為屯留平叛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大致是將軍壁的平叛路線，也可能是從其他地區出發；
白圈即屯留；
黃箭頭是秦廷計劃遷徙屯留居民的計劃；
紅圈及黃圈為邯鄲和鄴邑。
就屯留叛亂一事的最終結果，相關史料裡並沒有具體的說明，可能是秦廷選擇了妥協，比如之後對蒼梧叛亂的處理方式，也可能是選擇了血腥的打擊，比如之後對長信侯叛亂的處理方式。
有關屯留叛亂的叛首，我們需要特別注意3個細節。
第一點，成蟜的身份十分高貴，系秦王之弟，併為秦國封君，這樣一位身份如此顯赫的貴胄為何突然會叛逃他國？
第二點，秦國以公子統兵的情況並不常見，相對有名的僅有“挾韓而議”的樗裡疾一人，那麼成蟜為何能成為秦軍統帥，他和趙國之間是否有可能存在著某種聯絡呢？
第三點，成蟜在當時相當年輕，如果系嫡子的話最高不超過18歲，如果系庶子的話最高也不可能超過20歲，這個年齡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軍事領域都太過稚嫩，至於他的叛逃是否和其他將領或重臣有關（注）？
（注：古典小說《東周列國志》劇情中稱成蟜叛亂是受到樊於期裹挾，此說系小說家之言，特別說明。）
以上三個問題不可能有明確答案。不過，從屯留軍民對將軍壁的劇烈反抗來看，叛變不大可能為成蟜的個人行為。
也就在屯留叛亂的同一年，魏籍士人尉繚求見秦王政。他指出，秦王與帝太后之間的矛盾已不可緩和，同時也再度重申了“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的局勢，建議秦廷此時應投入一筆資金在六國朝堂中構建間諜網。對此，秦王政授予其國尉一職。
特別補充一點：
在始皇帝一朝初期，太后及權臣在他國均有封地——考慮到治理成本，上述重臣大機率會使用原有的地方官員治理封地並負責向咸陽方面輸送賦稅，可以說當時的間諜活動是相互滲透的——尉繚的間諜網計劃可能也與對抗這一形勢有關。
公元前238年，秦廷再度攻魏，攻取了垣、蒲陽、小黃等一系列城邑，又把蒲和厲割給了燕國，由此形成了“斷齊、趙之腰，絕魏、楚之脊”的效果。
下圖為是年的攻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攻魏的大致形勢，魏國的領土可能有大面積的失陷；
黃圈大抵為秦國割給燕國的領土，由此切斷齊國與趙國之間的聯絡。
這一年，秦王政至雍進行成人禮。
趁著秦王出行，帝太后聯合長信侯嫪毐發起叛亂，負責皇宮衛戍的衛尉竭、負責守衛宮門的中大夫令齊、負責中央財物的內史肆、負責山海池澤稅賦的左弋竭也參與了此事，此外秦國在地方上的軍隊也有參與，最後秦相呂不韋可能也與此事有一定關聯。
特別澄清：
某紀錄片稱，嫪毐作亂時因為沒有虎符所以不能調動正規軍，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當時，秦廷的地方武裝及中央軍隊均有人參與了這次叛亂。
從《秦始皇本紀》的記錄看來，叛軍的計劃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佔領咸陽，大抵要另立新君，第二個階段是發兵攻擊秦王政所在的蘄年宮，也就是雍城一帶。
秦王政在雍得知叛亂一事以後，立即下令秦廷的楚系重臣昌平君、昌文君動員周邊的軍隊及各級官吏進行平叛。雙方在咸陽一帶展開激戰，叛軍敗績，叛首嫪毐在逃跑中被殺，20位參與叛亂的重臣也在斬首後被車裂，家族成員被誅。
下圖為長信侯叛亂的大致情況。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叛軍從毐國出發攻擊咸陽的大致路線——當然也有可能採取其他路徑；
白箭頭為秦王政的平叛路線——其中，主力部隊可能在咸陽周邊就地召集；
白圈為秦上郡的大致位置——有關當時上郡守具體是誰不詳，不過根據考古出土的武器銘文發現，樗裡疾、司馬錯、向壽、白起等重臣均擔任過上郡守，想來此時上郡守在朝中的地位也不會太低——至於上郡守的態度較有可能持支援、默許或觀望態度。
有關長信侯叛亂一事，另有一個巨大爭議，在於秦相呂不韋是否參與了平叛戰爭。
《秦始皇本紀》的原文為：
王知之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
目前有兩種斷句的方式：
一是“王知之，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即呂不韋、昌平君、昌文君共同進行平叛；
二是“王知之，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即昌平君當時為副相，呂不韋並未參與平叛。
單就筆者個人認為，呂不韋並未參與叛亂的可能性比較大，此處的“相國”應指昌平君的副相身份，否則“斬首數百，皆拜爵”的說法很難成立，因為當時呂不韋的文信侯爵位已經沒有任何提升的空間了。但在這裡也要指出，即使呂不韋參與了平叛，我們也不能認定呂不韋就一定與嫪毐叛亂一事無關聯——因為，呂不韋既有可能慫恿嫪毐叛亂以藉機除掉政敵，也有可能因事態發展而臨時騎牆反正。
公元前239年至前238年的連續叛亂傳遞出一個重要的訊號，就是——叛亂的勢頭已經從地方倒灌回了中央。
在這兩年間，外戚、貴胄、權臣、朝廷重臣、宮廷禁衛均參與了叛亂，可以說叛亂的因子已然滲透到了秦廷的每一支血管。
同年，楚考烈王逝世，楚廷內部發生火併。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對長信侯叛亂一事開始清算。
叛首帝太后被驅至離宮，秦相呂不韋被免職並被逐會封地，秦國的外籍士人也被悉數驅逐出國，理由是負責修建運河的韓籍士人鄭國被發現是韓國間諜。
上述清算工作需要針對性地做一些補充：
就帝太后清算一事，秦廷在當時並沒做得太徹底，秦王先是殺死了帝太后與長信侯的私生子，再是殺死了一批為帝太后求請的大臣，最後在齊人茅焦的遊說下將其請回了咸陽——究竟真是出於孝道還是為了便於看管就不清楚了；
就文信侯清算一事，秦廷可謂是斬盡殺絕，呂不韋在回到雒陽以後依舊擁有著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對此秦王政發書斥責並勒令其轉封，於是呂不韋在震恐中自殺，門客也因私葬呂不韋而受到了懲罰；
就外籍士人清算一事，更多隻是走走樣子，鄭國本人被當場赦免，驅逐外籍士人的命令也在李斯上《諫逐客書》以後被迅速取消。
單就《諫逐客書》一事，還需要做一點補充：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稱外籍士人對秦國有功，他舉了一些春秋時期的例子以後，再分別以商鞅、張儀、范雎為例說明了這一點。不過，考慮到商鞅在封地起兵造反，張儀在秦魏間首鼠兩端，范雎乾脆能用“蘇秦+郭開”概括他在秦廷的全部作為，文中提及這三人無論如何也顯得沒事找事。就是這樣一篇詭異的上書又為何打動了秦王呢？
相對合理的解釋是，逐客令從一開始就是一次有政治表演，其訴求有二：
一是敲打那些向來不大安分的外籍士人；
二是“合理”地放出去一批外籍士人，以實現尉繚的間諜網計劃。
特別指出：
秦廷以“合理”的方式驅逐外籍士人並不只這一次，之後私葬呂不韋一事也驅逐了一批魏籍士人，趙相司空馬正是在之後這段時間被驅逐出秦國。
另需要特別指出：
尉繚是在逐客令期間短暫出走，據稱是出於對秦王個人的成見，之後又被請回了秦國，似乎秦廷有意撇開他和驅逐外籍士人兩者間的聯絡。
同年，趙悼襄王、齊王建入秦朝見，與秦王舉行了一場酒宴。三國大抵在宴會期間達成了聯合攻燕的意向。
公元前236年，趙將龐煖攻取了燕國的貍、陽城，此外還有進一步攻擊魏都大梁的計劃。
趁著趙軍主力攻燕之際，秦軍突然從上黨出兵去攻擊趙國的鄴邑、闕與、安陽等要鎮，總共攻取了9座城邑。當時，負責這次軍事行動的高階將領正是王翦和桓齮。
趙悼襄王在鬱郁中病逝，趙廷立倡後所生的公子遷為王，是為趙幽繆王。
有關趙廷重臣需一點作補充：
倡後與秦廷有勾結，並與趙相春平君、郭開為政治同盟，與李牧為政敵。春平君在趙孝成王晚期與廉頗、樂乘併為趙相，與廉頗為政敵。郭開為秦國間諜。李牧為堅定的抗秦派。
圖為是年秦、趙、燕之間的交戰形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趙將龐煖攻燕的大致範圍；
白箭頭為秦將王翦、桓齮攻趙的大致範圍；
紅圈為趙都邯鄲；
紫圈為圖中的一些爭議內容，當時燕下都、高唐、阿都相對可能為趙國所據。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這裡會產生一個問題：
為什麼趙廷重臣連“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麼簡單的道理都忘記了？
不出意外的話，這正是間諜網的效果。
公元前236年是秦滅六國戰爭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這一刻開始，秦廷開始將國內的叛亂因子移向他國的朝堂。
公元前235年，秦國發動4個郡的兵力計劃攻擊楚國，其目的似乎是為了拆散可能出現的魏楚聯盟。
需要說明，秦廷清算呂不韋正是在這一年，司空馬於是年被驅逐出秦國。
公元前234年，秦國在消除了南方的隱患後再一次攻擊趙國。
10月，秦將桓齮率軍攻趙國的平陽，擊敗了前來救援的趙將扈輒，其後向東推進一直攻取了武城。是役，秦軍聲稱斬首趙軍100,000級，扈輒被擊斃。秦王本人也對這次戰爭給予了巨大的支援，他親自前往河南，旨在監視東郡以為秦軍創造一個穩定的後方。
下圖為是年秦攻趙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攻平陽、武城的大致情況；
黃箭頭為秦王親至河南的大致情況。
公元前233年，秦將桓齮轉向攻擊趙國的宜安，有包圍冀州之勢。
趙國方面則令李牧攻擊桓齮，於宜陽擊敗秦軍，著手反攻太原。
桓齮在兵敗後叛逃燕國。
下圖為是年秦趙交戰的大致情況。圖中紅箭頭略有爭議，不做參考。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的大致攻勢，即包抄冀州的後方；
黃箭頭為趙軍的大致攻勢，李牧大抵從北方調集軍隊擊敗桓齮，而後對太原展開反攻。
在這裡，存在有一個疑問：
桓齮為什麼會在兵敗後叛逃燕國？
從王齕、蒙驁及之後的李信身上可以看到，秦廷對打了敗仗的將領並無特別追究的習慣，這麼看桓齮叛逃一事並不正常。
究其原因，一種可能桓齮擔心因戰敗而遭到秦王的迫害，畢竟從秦王親至河南的舉動看其對這場戰爭本抱以厚望；一種可能是桓齮擔心自己會因為戰敗一事遭到朝中政敵的迫害，想來桓齮在朝中的政敵勢力頗大。嚴格來說，這一次將領叛逃並不應該視為叛亂。
在攻趙受挫後，秦廷把重點轉向了弱效的韓國。對此，韓廷向秦國派出公子非，表示出想要成為秦國附庸的意思。秦廷則在一系列政治運作下殺死了公子非。
公元前232年，秦國再度攻趙。
當時秦軍兵分兩路，北路攻擊太原一帶的狼孟，東路攻擊鄴邑一帶的鄱吾。其中，東路軍被趙相李牧擊敗。
下圖為是年秦攻趙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兩路攻趙的大致情況；
黃箭頭為李牧抗秦的大致情況。
公元前231年，韓國的南陽郡的副郡守騰帶著治下的領地投降秦國。秦廷應任命其為內使，並由他負責接下來的軍事行動。
公元前230年，趙國代郡發生地震，秦廷趁機派內使騰攻韓，韓廷投降。
是年，正是秦滅六國戰爭總攻階段的開始。
公元前229年，秦廷再度攻趙。
李信以太原為基地大抵向代郡挺進，王翦以上黨為基地攻取了井陘，楊端和以河內為基地包圍了邯鄲，羌瘣攻擊趙國的其他地區。其中，王翦為整個行動的統帥。
下圖為是年秦攻趙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從上向下分別為為秦將李信、王翦、楊端和的大致攻勢；
黃箭頭為羌瘣可能的攻勢——不出意外的話，他應清掃邯鄲的周邊地區以創造楊端和對邯鄲的圍攻之勢。
其中，李信部或為牽制作用，大抵也和路況不理想及太原地區不穩定有關。
同一時期，趙相李牧、趙將司馬尚等人帶兵進行抵抗，此時趙軍主力應在邯鄲周邊一帶。或許李牧等人所對抗的正是羌瘣的軍隊，由此導致了羌瘣部在文獻中並沒有明確的攻略記錄。
約在這段時期，趙相司空馬向趙王遷進諫，稱此時應該把一班國土割給秦國以引誘列國合縱，趙王則以該計劃成本過高而給予了否定，於是司空馬出走。
至於司空馬為什麼會提出這樣一個近乎自殺式的計劃，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他確實認為只有這種方法才有可能組成合縱；
二是他是類似郭開這種身份保密的間諜，目的是削弱趙國；
三是他是類似樓緩這種身份半公開的間諜，是以隱患的方式向趙王提出秦廷方面的價碼——保留一半領地作趙王投降後的封地——不過被趙王婉拒。
另需要補充一點，李牧與司空馬的關係不錯，不排除後人附會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李牧需要司空馬在秦國的關係進行外交運作。
應在這一年年底，郭開、韓倉等間諜透過一系列政治運作使趙王誅殺李牧。
公元前228年，秦軍攻克了邯鄲，趙王遷逃往東陽後被俘虜，被秦廷遷於漢中房齡。
是年，秦王政親至邯鄲，進行了一場血腥的政治清洗，理由是這些人曾和秦王的外祖父家有仇——不過，考慮到帝太后母家作為“趙豪家”竟連姓氏都沒能在史書中留下，秦王政本人是否真的那麼在乎外祖父家的恩仇著實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至於這次清洗的真實原因，說到底應與壓制趙國的地方勢力有關。
同年，秦王政的生母及曾經的頭號政敵帝太后逝世。
也是在這一年，趙公子嘉在代郡自立，楚國方面可能也有些動作，由此導致了秦國在南郡的備警。
公元前227年，秦廷應將內史騰派往了南郡，任南郡守。
在上任後，南郡守騰向治下的大小官吏釋出了一道命令，稱秦國的法律在南郡地區的貫徹相當不理想，對此他重申了秦法的重要性，並公佈了一系列的獎懲措施。
在這裡我們需要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秦法到現在還沒有被南郡的地方系統認真執行；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秦廷要在此時特別強調秦法要認真執行。
第一個問題比較好解答，南郡距離咸陽過遠，且本地為屈、景、昭三氏盤踞數個世紀之地，秦廷派遣的官員確實很難在此地推行秦法，因此秦廷方面也只能一直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第二個問題，秦廷在此時突然認真起來，大概與連續吞併了韓國及趙國南部地區有關。由於秦國此時在南郡、韓地、趙地均有較大的軍事壓力，而法律不統一自然會影響行政及備戰的效果，那麼從南郡下手整頓統一法律的工作也就必能再回避了。
注意，後者或許就是秦朝時期“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政策的早期原型。
有關整頓南郡一事需要做一個補充說明：
當時秦廷之所以要整頓南郡，未必一定是真的要徹底貫徹秦法，也存在有做做樣子的意思，目的是讓新佔領的韓地、趙地老老實實地接受秦法——此後，南郡依舊不作為，還曾出現過鎮壓蒼梧叛亂時軍隊譁變的情況，可見這次整頓的效果不是太好。
同年，燕卿荊軻入秦，攜桓齮（樊於期）首級及督亢地圖求和。
與會期間，荊軻從地圖中拔出匕首刺擊秦王，在一擊不中後雙方圍繞柱子追逐。在這段時間內，殿內重臣、內侍無一人嘗試捨身制止刺客，殿外衛士也以未接到命令為由始終不進殿護駕。為數不多的支援只有宮廷醫生向刺客投擲藥箱，以及某個不知名的人提醒秦王從背後拔出佩劍。一直到秦王親手砍倒刺客以後，衛兵才進殿將刺客格殺。
在荊軻刺秦一事當中，刺客隱藏匕首的方式著實不高明，甚至遠遜於春秋時期在魚腹中藏匕首的手段。至於當時秦廷的安檢是如何安排的，衛隊的軍官是如何安排的，內侍的首領又是如何安排的，想來頗為可疑。從文獻來看，秦王政本身的近臣蒙嘉收取了燕國的賄賂，為荊軻入朝打通了路子，倒沒說他參與了刺殺秦王的謀劃。至於其中是否有秦廷的人員變節並不好說，大機率講應有一批中央重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節行為。
在刺秦一事失敗以後，燕代聯軍向秦國發起進攻，被王翦、辛勝擊破於易水以西。
下圖為秦、燕、代交戰的大致情況。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燕、代聯軍的大致攻勢；
白箭頭為秦軍的大致攻勢。
公元前226年，秦將王翦、李信攻燕。
王翦攻取了薊都，燕王喜逃至遼東。李信率數千人追擊燕太子丹的軍隊一直深入到遼東，將太子丹的軍隊追到了衍水一帶。燕王喜被迫獻太子丹之首向秦國求和。
同年，秦將王奔率兵攻楚，擊敗了楚國的軍隊，並攻取了楚國的十餘座城邑，隨後回師攻擊魏都大梁。
有關秦國攻取楚國的城邑，大抵在郢陳一帶，於是年封給了昌平君。昌平君攜一批死士至郢陳臨封。
下圖為秦攻燕及攻楚的大致形式。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王翦、李信攻燕的大致情況；
黃箭頭為王賁攻楚再回攻魏的大致情況。
公元前225年，秦軍在包圍大梁後，從黃河引水灌向大梁。
3個月後，大梁城的城牆不堪水浸崩塌，秦軍攻入大梁城俘獲了魏王假。在攻取大梁之後，秦廷下令捕殺魏國群公子，魏王假也被格殺。
有關秦廷為何如此針對魏公子，大抵有2種原因：
一是吸取公子價嘉在代郡自立的經驗；
二是魏籍士人遍及天下，魏公子天然蘊含著巨大的政治能量。
需要說明，秦廷捕殺魏公子的命令執行的不大理想，多名魏公子存活到了秦末。
公元前224年，秦廷轉向與楚國決戰。
是年，秦廷以李信為統帥，以蒙武為副將，宣稱調集了200,000人的集團軍攻打楚國。
當時，秦軍兵分兩路。李信率兵攻擊平輿，蒙武攻擊寢邑。
下圖為李信伐楚的大致規劃。注意，本圖使用了滅魏前的地圖，為了可以清晰看到哪些是秦國的新佔領地。
如圖所示：
黃圈所示即楚都壽春；
白圈所示即原楚都郢陳，大抵在秦滅魏之前為王賁攻取。
黃箭頭為李信部計劃的進攻路線，應以宛城為基地，先攻破平輿，之後與蒙武部掃蕩黃河以北，以為之後攻打壽春創造條件；
灰箭頭為睡虎地2個從軍的青年黑夫和驚至李信部的路線，從這次徵召看來，李信部的基地不大可能在中原地區，不出意外應以宛城為基地；
白箭頭為蒙武部計劃的進攻路線，考慮到有會師因素，這支軍隊的出發地點應於李信部不在一個地方，大抵以中原為基地。
不過，接下來的一場叛亂完全打亂了李信的計劃。
在李信攻取平輿之後，“鄢郢”方面發生了叛亂，這一叛亂與秦廷重臣昌平君有關，迫使李信回頭攻取後方的鄢和郢，完後向城父方面的蒙武部移動以匯合。
就在此時，楚將項燕尾隨李信部進行了為期3天的強行軍，一舉擊破了這支秦軍。是役，秦軍有7個都尉陣亡，軍隊被迫撤退。
有關昌平君叛亂的“鄢郢”存在爭議，胡三省認為指中原的鄢陵和郢陳，楊寬認為指南郡的鄢城和郢都。
下圖為昌平君叛亂範圍的兩種可能性及李信平叛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灰箭頭為蒙武部的大致進攻路線，這一路線並無爭議；
黃圈為楊說中昌平君叛亂的大致範圍，黃箭頭即李信部的在攻楚後平叛再至城父會師的大致路線，這一路線看上去著實詭異，當然也並非完全不可能；
白圈為胡三省認為的昌平君叛亂範圍，白箭頭為此說中李信部的進攻路線，相對於前者較為合理；
紅圈為淮陽的大致位置，睡虎地秦簡中稱黑夫在此地參與了對“反城”的攻擊，其後黑夫與驚在與楚軍或叛軍的戰爭中陣亡。
就昌平君叛亂的具體範圍，我們很難判斷出楊寬和胡三省的說法哪一種才是歷史中的實際情況。
如果從楊說的話，昌平君叛亂的範圍大抵從南郡一直蔓延到淮陽，之間的宛城方面大機率附逆，叛亂範圍著實大得驚人；
如果從胡說的話，秦廷將昌平君封於郢陳的目的應當是另其鎮守楚國北部的領土以維持前線的正常運轉，可謂委以重任，但這樣一位肩負著重要任務的重臣居然就地叛亂也著實讓人心驚。
相比於長信侯叛亂，昌平君叛亂一事雖不至於更為惡劣，但所表現出的資訊更為驚悚：
在秦國一統天下的前夜，一個地方封君居然能帶著一大片地方官全面投向弱勢的一方。
一些讀物將上述情況歸結於昌平君作為楚公子的“故國情節”，這種因素確實可能有，但不可能是核心原因，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一大批秦國或原屬魏國的地方官會隨之附逆。
相對合理的唯一解釋是：
秦廷重臣及地方官本身也不看好秦國的未來。
應在這一年的秋收之後，始皇帝集結了一支空前龐大的集團軍交予王翦指揮。在秦廷的公開資訊中，這支軍團的規模為600,000人，估計包括了前線的蒙武部及李信殘部。從“空秦國甲士”一句來看，當時徵兵的主要範圍在秦地，黃河沿線的中原地區也應有徵召。
在抵達前線以後，王翦取代了李信的指揮權，與蒙武先攻取了郢陳的南部地區，又南下攻取了平輿。在攻擊平輿或周邊的戰鬥中，秦軍俘虜了楚王負芻。
在楚王負芻被俘之後，項燕立昌平君為楚王，在“淮南”繼續進行反秦鬥爭。
公元前223年4月，王翦的軍隊在蘄南擊敗了楚國的軍隊，昌平君被殺，項燕自盡。
下圖為王翦滅楚的大致攻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王翦的大致進軍路線，秦軍自灞上出函谷關，沿黃河轉滎陽至大梁一帶，而後先壓制了郢陳，之後在平輿俘虜了楚王負芻；
黃圈為平輿，即秦軍俘虜楚王的位置；
白箭頭為項燕在楚國也就是壽春一帶集結軍隊後抗擊的大致情況，與王翦軍在某個位置進行對峙，比如在楚考烈王時的臨時都城巨陽沿河而拒，再或者是其他位置，最終因堅持不住而向東撤退；
之後的黃箭頭為王翦攻項燕的大致路線，王翦最終在蘄南消滅了昌平君與項燕。
不過，楊寬先生認為當時項燕、昌平君抵抗的位置應位於淮陽，下圖為楊說中的具體滅楚形勢。
如圖所示：
黃圈為結合城父的方向模糊標出項燕擊破李信的位置，比較隨意，這裡特別宣告；
灰箭頭為楚王負芻在反攻路線，大致在李信被擊敗後，楚王負芻親率軍隊收復北方的失地，之後因為一些原因退至平輿；
第二個黃箭頭是項燕可能之後的動向，即收復楚國在淮河西北部的領土，因此使其錯過了王翦與楚王負芻的交戰；
第三個黃箭頭項燕在楚王負芻被俘之後轉向淮陽發動叛亂的大致路線；
白圈即淮陽的位置；
白箭頭為王翦攻楚王負芻之後又攻項燕的路線，之後項燕逃向蘄南，王翦追至此地將其消滅。
其後，秦軍繼續向南攻略，消滅楚國的殘餘勢力。
公元前222年，王翦繼續向南攻略，平定了楚國的“江南”地區，楚國的封君越君投降。
王翦之子王賁與李信攻同攻燕，在遼東俘虜了燕王喜，之後回師攻打代國又俘虜了代王嘉。燕、趙兩國被徹底消滅。
公元前221年，齊廷在是年中斷了和秦國的溝通。齊相後勝派遣軍隊到西界守備，似乎有對抗秦國的意思。需要說明，後勝亦為秦國的間諜。
秦廷方面則命令王賁從燕國南部地區繞看齊軍的部署，直撲齊國內地，齊國計程車民沒有人敢阻擋秦軍，齊王建因此投降。
蒙武之子蒙恬參與了滅齊的行動，因此被提拔為內使。
下圖為秦滅六國戰爭最後的形勢。
圖為秦滅燕、代、齊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王翦繼續攻楚的大致情況；
白箭頭為王賁滅燕、滅代、滅齊的大致情況；
綠箭頭是後勝封鎖西界的大致情況；
紅箭頭是王賁迂迴的另一種可能，即從燕南走海路攻擊齊國——這種可能性應該比較低。
同年，秦廷撕毀了和齊王建五百里之封的協議，將齊王建餓死在一片叢林中。
至此，秦滅六國戰爭正式結束。
有關秦滅六國戰爭，我們需要注意以下4個重要資訊：
其一，尉繚的間諜網在這場戰爭中居功至偉，只是這一點被很多讀物所忽視，但在這裡存在一個問題——接下來，秦廷將如何安置這些變節重臣及一大批下屬官員；
其二，秦軍在當時所摧毀的只是列國的中央朝廷，由於戰爭推進的速度過快，秦廷不能在9年間對六國的地方進行有效消化——接下來，秦廷將如何打贏後面的治安戰；
其三，秦國在戰國末期始終都有重臣叛亂，究其原因還在於朝堂糜爛引發的內部矛盾進而導致重臣不再看好秦廷的未來——接下來，秦廷將如何重塑在官僚及天下士人心中的公信力；
其四，在清除權臣以後，秦廷內部出現有武將的家族化及世襲化，代表為王氏、蒙氏及後來的馮氏集團，表現出一種“晉國化”的返祖現象——當時秦廷為何出現這種返祖現象，接下來又能否克服“晉國化”帶來的政治危機？
公元前221年，當新生的秦帝國正要宣告華夏大地業已浴火重生之際，蒼梧的叛亂猛然為帝國敲響了警鐘——抑或是喪鐘。
火山口上的太平：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9年
公元前221年，就在秦帝國初生之際，南方的蒼梧郡發生了叛亂。
下圖為蒼梧的位置及秦廷鎮壓時可能抽調軍隊的郡縣。
如圖所示：
紅圈為蒼梧的大致位置，原屬楚郡，與秦南郡有廣闊的雲夢澤相隔；
綠圈為秦廷在滅楚戰爭中新佔領的楚地，上為壽春所在的淮河一帶，右為會稽所在的長江下游一帶，下為九江所在的幹越地帶，左為巴郡與南郡之間的巴東地帶；
黑圈為南郡的大致位置，原為楚故地，位於雲夢澤以北，秦國佔領此地約有半個世紀左右；
箭頭為當時秦軍可能存在的抽調情況，平叛的軍隊可能來自於新佔領的楚地，也可能來自於楚故地，另有可能來自於中原或關中地區。
有關蒼梧叛亂，目前已知的資訊還比較少。我們只知道發生在公元前221年，當時秦廷曾派出軍隊進行鎮壓，不過前去平叛的軍隊也叛變了，秦廷只能又派了一支軍隊才講其鎮壓，最後對叛亂者的處置也相對比較寬容。其他細節就需要等待歷史學家對《裡耶秦簡》的進一步研究了。
就蒼梧地區，需要注意3個細節：
其一，楚國自戰國初期佔領這一地區，之後在要衝之地設有一系列縣及封國——注意，當時的縣為軍事單位——整體上統治較為鬆散，主要依靠縣級軍事長官和封君分割控制當地蠻夷；
其二，楚王負芻死於公元前224年，末代楚王昌平君死於公元前223年，王翦降服楚封君越君是在公元前222年——從時間線上來看，秦廷接收楚地與叛亂的間隔是比較短的；
其三，秦廷之後曾命屠雎、趙佗等人率領大量軍隊及移民征伐此地，還在這一地帶修建了靈渠——這支軍隊或許與叛亂一事存在某種聯絡，比如當時正是這支軍隊最終平定了叛亂，再比如叛亂初定後秦廷向此地派遣大軍進行鎮守並進一步向南征。
蒼梧為什麼要叛亂，秦廷派去平叛的軍隊又為什麼會叛變？
就蒼梧叛亂一事：
楚廷覆滅於公元前223年，越君降服於公元前222年，至此楚國的核心地區已全部被秦軍佔領。正常情況下，秦廷會向巴東、蒼梧、九江方面的原楚國地方官員傳送公文，要求其儘快歸順朝廷。而原屬於楚國的一部分郡守及封君會順勢投降，另一部分則會消極對待或拒絕。對於前者，秦廷會向當地派遣一些正職或副職的地方官員也可能有一定規模的駐軍。對於後者，秦廷則會透過軍事或政治手段進行施壓以督促其儘快歸順。不出意外的話，其中某個環節可能激化了秦廷與楚官之間的矛盾，最終引發了蒼梧的武裝叛亂。
就秦軍變節一事：
如果變節軍隊來自於楚地的話，其原因當與不服秦朝的統治有關——不過，假若秦廷在當時能派出這樣一支軍隊進行平叛，想來決策層應當出現了某些嚴重的問題。
如果變節軍隊來自於滅楚的軍隊的話，其原因很大程度應與厭戰有關——具體導火索的可能性很多，比如士卒不堪欺壓，又比如軍功未能及時兌現，再比如軍士疲憊不堪產生了反感，還比如作戰不利遭到了責備，等等；
如果變節軍隊來自於中原及關中地區的話，其原因大機率也與厭戰有關，畢竟這次軍事行動的路程太過遙遠——不過，變節的機率還是偏小，所以來自於中原或關中的可能性不大。
當然，無論蒼梧叛亂還是秦軍變節，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即使大秦橫掃天下，所向披靡，即使秦朝混一六合，創造了古今未有的偉大征服，但它依舊不被相當一批人看好——既包括它的敵人，也包括它的軍隊。
仍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天下的第一年，秦廷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宮廷會議。
在這次會議中，秦王政本人首先表達出了發動滅六國戰爭的正義性，理由是六國背盟這才消滅了他們。而後，秦王以此為由要求眾臣為其加以帝號。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人則一致表示應加以泰皇為號。最終，秦王親自決定加以皇帝為號，並要求廢除諡法，之後以“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皇帝”替代諡號。
有關這次會議需要注意3個小細節：
其一，會上有關加帝號一事是由秦王本人親口提出來的，我們都知道，後世帝王需要加尊號時一般都會讓大臣先提出來，自己要推脫幾輪才接受，至於為什麼當時為什麼要由君主親自提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當時還沒有形成假作謙讓的習慣，另外也不排除是其他原因；
其二，秦王在要求取消諡法時給出的理由是有儒家傾向的“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注意這個細節，後文的諸多內容與這一點有很大關聯；
其三，當時馮劫已經在朝中任御史大夫，可見馮氏家族至少在秦滅六國戰爭期間就已經加入了秦廷。
在這次會議之後，始皇帝又運用五行家的知識解析王朝的天命所歸，並以水德的特點為理由設定了一系列的嚴刑峻法。
特別澄清一點：
五行家並非迷信，它是一種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大致是將世界上的客觀事物分為五類，以五行解釋五者的相互作用。同理，陰陽家則是將客觀事物分為兩類。除此之外，古人也有其他數量的分類方法，但並未像陰陽家、五行家形成單獨的學科。在戰國時期，五行家與陰陽家逐漸合流，形成了“陰陽五行”。某些年輕的朋友可能是受到了動畫片《秦時明月》的影響，一看見“陰陽”、“五行”就認為是迷信，這是錯誤的想法。
上圖為動畫片中陰陽家學士的形象，實際是西方奇幻文學中魔法師的東方化。在古代，陰陽家、五行家屬基礎科學，在各個領域中均被廣泛運用，包括某些唯心主義領域——這正是一些幻想題材文學作品把陰陽五行與魔法混淆的緣由。
大約是在秦王朝建立初期的一次朝會中，丞相王綰聯合一些重臣在會上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
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
建議秦廷在燕、齊、楚地區分封諸侯王，也就是恢復秦國在戰國時期所實行的郡縣制與封君制並行的制度。
對此，廷尉李斯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指出封君是地方的不穩定因素，全面推行郡縣制可以加強集權，從而實現國家的安寧。
始皇帝則表示：
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表示封君確實是天下混戰的罪魁禍首，此時封君是埋藏戰爭隱患。
上文中的“立國”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王綰提出的分封方案究竟是西周時期的實封還是戰國時期的虛封。有關這個問題很難有結論，不過影響並不大，因為即使是戰國時期的虛封，封君在封國內依舊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在上述政治語言中，有一個論斷頗為有趣，就在於西周王朝為何崩潰。
根據李斯的說法，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實際上，西周王朝的衰落源自於周室自身，正是因為自身力量的衰弱才導致了周夷王一朝時的“諸侯或不朝，或相伐”，之後在周厲王一朝時傾覆也是自身出了問題，要靠“諸侯覆宗周”才恢復了過來，等到周幽王一朝崩潰還是自身出了問題。
至於李斯為什麼這麼說，結合語境來看應當是委婉地提醒之前持續不斷的封君叛亂。
說到這裡，又存在一個棘手的問題：
既然如此，王綰等人為什麼非要提出封君呢？難道他們這麼快就忘了之前的一系列封君叛亂？
原因或許要涉及兩方面：
一方面可能與主觀方面的利益訴求有關，是年始皇帝39歲，最年長的子嗣也不可能超過20歲，假如封君的話最大受益者自然是母系、妻系及政治同盟；
一方面應該與客觀因素的實際情況有關，前文中提到過，秦廷在戰國中後期就已經表現出對河東、南郡等地統治力的疲軟，現在如何統治更遙遠的領地委實是個問題——考慮到“士無定主”的社會因素，郡縣長官未必可靠，設定封君以作牽制就成了為數不多的手段。
對於王綰提案背後的客觀因素，秦廷方面找到了另一種解決手段：
秦廷為每一個郡設定了守、尉、監三個要職，收繳各地的兵器到咸陽銷燬，統一各地的度量單位、道路尺寸、書寫方法，搗毀列國之間的防禦工事，遷徙天下120,000戶大地主至咸陽，另外還在渭水一帶模仿六國宮室大規模修築宮殿。
注意兩點：
一是遷徙大地主一事，加入確遷徙12萬戶的話，即使以5人一戶計算，咸陽新增人口也有600,000人以上，在加上原有居民顯然超過公元前3世紀關中城市的承載量——雖然12萬戶之說存在有不少水分，但實際人口還應是相當龐大的；
二是大規模修建宮殿一事，當時新建宮殿主要分佈於咸陽以東的渭河、涇河流域，最終抵達驪山一帶，跨度大約在60公里以上——大致為北京南站到天津站路程的1/2左右。
下圖為當時宮殿的分佈情況。
如圖所示：
左紅圈為阿房宮所在地區；
右紅圈為驪山地區，秦始皇陵位於東部一帶；
紅箭頭為宮殿的大致分佈，由於涉及涇河所以應是沿河分佈；
圖中為現代交通地圖，讀者可結合今西安市換線核對當時的宮殿分佈。
從大興土木的範圍來看，當時秦廷建造宮殿的目的想來不單單是為了皇帝的個人享樂，其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政治訴求：
首先，在於擴建城區以容納更多人口，而秦公室為保證自身的安全尤其需要控制至驪山的交通要道，以修建宮殿為由是一個理想的理由；
其次，咸陽周邊不可能擁有承載十餘萬戶新增人口的耕地，如果以仿製六國宮殿為由命令上述人口參與宮殿的修建一事，一則可以讓上述人口不至於淪為無業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二則可以消耗上述地主家庭及背後地方上的財力；
最後，由於此時秦廷內部已高度糜爛，皇帝在下達某些命令時不可避免要給相關官吏足夠的操作空間才能保證下屬有足夠的積極性，而修築宮殿一事從來都有著相當的操作空間。
補充一點：
公元前220年，始皇帝到西北地區巡視，主要是隴西、北地、雞頭山、回中地區。
下圖為秦始皇首次巡視的情況。
如圖所示：
紅箭頭為巡視的大致範圍。
從圖中可以看到，這一次巡視相比於後來的巡遊而言範圍實在小得可憐，可能與當時道路不理想有一定關係。
在秦始皇回朝以後，秦廷開始籌備建造馳道的方案。
下圖為秦馳道的具體範圍。
圖中可見：
當時秦廷有意向透過公路的方式提升對燕、楚、齊及長城、中原地區的控制力。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進行了第二次巡遊，也是首次大規模巡遊。
從途經的地點來看，秦始皇巡遊的路線應當是先穿過三門峽，再途徑洛陽、滎陽一帶的周地，然後進入朝歌一帶的魏地，之後轉入原為楚國佔據的魯地，接下來巡遊整個齊地，之後轉向原為魏國佔據的宋地，又南下至南郡，最終自武關回到咸陽。
下圖為現代交通圖下秦始皇第二次巡遊的大致路線，大家可結合現代省市的位置估測當時巡遊的長度。
如圖所示：
紅箭頭為秦始皇的巡遊路線；
第一個紅圈為函谷關地區，這是拱衛秦廷中央的重要防線；
第二個紅圈為虎牢關地區，西部為周地，東部為韓地，是秦廷控制東方的重要樞紐；
第三個紅圈為東郡地區，原屬魏國，在戰國時期為縱橫的樞紐；
第四個紅圈為嶧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巡遊至此的時候和當地的儒家學士進行了一場會談，在儒士的建議下“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第五個紅圈為泰山地區，秦始皇在此舉行封禪儀式，並刻碑稱頌秦朝在【禮儀教化】上的功績；
第六個紅圈為琅琊地區，秦始皇下令將30,000戶遷徙至此，又刻碑稱頌秦朝在結束戰亂後【民生】上的功績，之後與群臣批評了【五帝三王】統治上的缺點，由此讚揚秦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期間，有齊人徐市聲稱海上有三座仙山，於是皇帝下令出海尋找；
第七個紅圈為彭城地區，秦始皇在泗水一帶嘗試打撈失蹤與宋太社的九鼎，可見之前雒陽的九鼎為周室製造的仿製品，或九鼎之說系政治宣傳；
第八個紅圈為湘山地區，當時秦始皇遇到了大風，認為是湘君作祟，於是下令砍伐山上的樹木——此舉顯得比較神經質，不知是不是為了徐市出海而蒐集木材——客觀來講，當時長江河道的運輸能力並不算特別理想，想運到海邊並不容易；
第九個紅圈為武關地區，是秦廷中央另一重要道防線，之後楚將劉季正是透過武關滅亡秦朝。
有關這次巡遊，有3個重要資訊需要特別注意：
其一，主要巡視的是原魏、齊、楚三國的領土，至於為何要巡視此地，想來也上一年巡視西北防線有關——至於優先巡視的原因，想來與這些區域的統治難度更大有關；
其二，皇帝的巡視隊伍包括了隗林、王綰兩位丞相及王離、王賁、馮毋擇等武將，還有李斯、王戊、趙嬰等重臣，可以說此時帝國的中央已不再咸陽，而是這個巡遊中的朝廷——至於構建流動朝廷的原因，想來也與咸陽方面很難控制東方郡縣有關；
其三，始皇帝本人出現了進一步的儒家傾向，開始在禮儀、教化、民生領域上闡述秦朝統一天下的合法性。
有關第三點需要做一些補充：
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闡述秦滅六國的正義性時使用的理由是列國背盟，思路還停留在戰國時期的開戰藉口。到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和儒家學生溝通後，開始轉向了禮儀、教義、民生等因素，可以說儒家傾向愈發明顯。但有意思的是，秦始皇對儒家尊為楷模的“五帝三王”並不怎麼認同，還把他們當做了反面教材。
就秦廷對五帝三王的批判一事，說起來還有些蹊蹺之處。在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多以託古的方式兜售自身的觀點，包括法家。至於秦廷在此時為什麼要公開批判古代聖王，想來與當時士人多以此為由批評秦朝制度有關。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度巡遊。路線的前半段和上一次大致吻合，均為沿黃河途經中原，之後進入齊地，再轉入琅琊，而後才轉變了路線，向上黨移動，最後回到咸陽。
圖為秦始皇第三次巡遊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說：
第一個紅圈為博浪沙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地遭到了韓籍士人張良的刺殺，所幸擊中的是副車，之後秦廷下令“天下大索十日”；
第二個紅圈為之罘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刻碑，碑文中提到六國的殘暴，稱秦廷為拯救蒼生而消滅了這些邪惡的統治者，從而徹底消除了戰亂——注意，這正是後來封建統治者闡述自身合法性的標準模板；
第三個紅圈為琅琊地區，秦始皇再度巡遊此地，應該一方面要檢視徐市出海的落實，一方面也檢查之前的移民一事，除此之外也和個人享樂有一定關係；
第四個紅圈為上黨地區，當時秦始皇應途經東郡、河內，之後轉入河東、河西，最後回到咸陽。
秦始皇的第三次巡遊，主要巡查的是韓地、魏地、齊地，想來與上一次巡查發現齊地最不安生有關。
相信很多朋友會注意到其中的兩個小細節：
一個是之罘山刻碑的內容，秦廷對自身正義性的闡述已經與孟子的教義基本吻合；
一個是馮劫所掌管的御史系統在皇帝遭到刺殺時並未表現出任何想要破案立功的興趣——考慮到當時資訊的傳遞速度，“天下大索十日”與其說要徹查倒不如說是糊弄差事——於是在應付十天以後連一個長久的專案組都懶得設定，禍首張良改了個姓名就能在下邳安然隱匿到秦末。
公元前217年，可能是發覺之前兩次大規模巡遊消耗過大，這一年秦廷再沒有大折騰。
到了是年12月，秦廷下令給每一百戶百姓分發6石米和2只羊，此舉似乎與緩解通貨膨脹有關。
大抵在公元前217年12月或前216年的某一天，秦始皇到蘭池微服夜出，遭到了盜賊的攻擊，場面一度使皇帝陷入窘境，最後靠侍衛殺死盜賊才算化解了危機。
有關蘭池的具體位置不詳，大致範圍如下圖。
如圖所示：
紫圈所示大致為蘭池可能存在的某個位置；
紅圈及紅箭頭為阿房宮至驪山的宮殿群。
圖中可以看到，當時始皇帝遭到盜賊襲擊的位置距離秦廷的核心地區十分臨近。客觀來說，以古代的統治力在這一地區出現強盜到也並不奇怪。不過，考慮到東周時人多以“盜”的形式在國都一帶弒君，秦始皇本人因為此時無比震怒也就再正常不過了。於是，秦廷又在關中徹查了20天。
同年，每石米的價格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600錢。根據《睡虎地秦簡》所載，正常情況下一石米的價格應在30錢左右，此時約翻了50倍。至於這一價格可能只是關中地區的短期糧價，暴漲的原因或與之前封鎖徹查有關。不過，考慮到秦國使用了源自魏國的平糴法，如此幅度的暴漲也不正常。糧價暴漲的原因，一方面應與之前秦廷的一系列工程有關，一方面也應與之前收集民間兵器有關——畢竟，青銅兵器不可能全部用來鑄造金人，還應有相當一部分被鑄造為銅錢——特別強調一點，秦廷自秦惠文王時期就壟斷了鑄幣權。
仍在公元前216年，秦廷下令黔首自實田，也就是承認土地私有化。在此之前，秦國的土地制度是源自於晉國的授田，這是一種接近私有制的土地國有制，秦廷在此之上衍生出了斬首授田的制度。在土地完全私有化以後，斬首授田的制度也就無以為繼，土地兼併變得更為直接且露骨。自此，地主階級在與類奴隸主/封建主貴族階級長達3個世紀的較量中取得了勝利。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再次巡遊，這次的路線是沿古黃河東一路北上，進入原燕國領土，一直巡遊到秦皇島一帶，之後轉入上郡，再回到咸陽。
下圖為秦始皇第四次巡遊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紅箭頭為黃河古河道的大致流向，約在這一階段，秦始皇下令拆除列國的軍事要塞和一些以鄰為壑的堤壩；
紫箭頭為秦始皇在離開黃河河道以後的大致路線；
紫圈為秦皇島一帶，當時秦始皇在此刻碑，內容依舊是批判六國君主的暴虐，從而彰顯秦滅六國的正義性，相比於之前的碑文這一次提別說明瞭戰爭結束以後對民生的改善；
綠箭頭為蒙恬攻擊胡人的大致情況，當發生在秦始皇回到咸陽以後。
秦始皇遣盧生等人尋仙正是發生在這一年。是年，盧生從海上取回了一條讖語，稱“亡秦者，胡也”，皇帝遂命令蒙恬率300,000大軍征討胡人。
有關讖語與伐胡之間的因果關係不明，有可能是秦始皇因為這一讖語而發動了戰爭，也有可能是秦始皇為找了一個發動戰爭的理由而安排了讖語這一政治表演。
特別需要補充一點：
蒙恬在戰國時期表現並不突出，僅在滅齊戰爭中作為偏師統帥出戰（注），此時秦始皇命他為北伐軍的統帥，當與扶持蒙氏以牽制王氏武將有關。
（注：有關蒙恬參與伐楚戰爭一說，系《王翦列傳》將蒙武誤作蒙恬所致。）
公元前214年，秦廷集中了一批流亡者、贅婿、商人，將他們派往南方征討嶺南。
同年，蒙恬部繼續在北方征討。
公元前213年，秦廷又抓捕了一批判案有問題的官吏，讓他們到長城或嶺南駐防。
下圖為秦朝末年秦軍的征討情況。
如圖所示：
綠箭頭為蒙恬部攻擊胡人的大致情況；
藍箭頭為任囂、趙佗部攻擊嶺南的大致情況；
紅箭頭為當時秦廷令人駐紮長城的情況，燕長城的位置與今萬里長城有一定區別，有相當一部分地區位於今內蒙古東南部地區。
同年，秦始皇與70位博士官舉行宴會。
會上，僕射周青臣稱讚秦朝全面採用郡縣制的好處。此時，齊人博士官淳于越卻直接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
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單從上述內容來看，淳于越似乎是主張封君制或分封制的。不過，這裡存在一個特別彆扭的問題，就在於他所提及提及的“田常、六卿之臣”，本身就是因為分封制度才擁有造反的條件，以此舉例在支援分封制實在是沒事找事——這一點和之前李斯的《諫逐客書》頗有相似之處。
當然，即使確為政治表演的話，也存在一個問題：
那麼，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答案應當是顯而易見的。
在當時，秦廷內部必然有相當一批重臣認為有必要恢復戰國時期封君制與郡縣制並行的制度，甚至不排除有一部分重臣認為要恢復春秋時期的實封。
至於支援封君的一派，其政治訴求不見得一定是全部來自於某些個人利益——從8年來秦廷折騰的結果來看，單一使用郡縣制確實很難解決遠方領土統治的問題，尤其對於這個如此老邁又吞併大片新佔領地的政權而言。
在淳于越發言之後，丞相李斯說：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相比於公元前221年的發言，李斯這一次沒有扯到遙遠的西周，而是歸咎於“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他說，“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直接將矛頭指向了私學。最終，李斯提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得到了秦廷的認可。
有關公元前213年的焚書事件，並不是一次孤立的政治運動。
早在商鞅變法時期，秦廷就曾下過摧毀《詩經》、《尚書》的命令，目的是防止本土士人因求仕而荒廢農業——此舉也有壓制本土士人為外籍士人讓利的意思，畢竟秦廷上層及改革者以魏籍士人為主，且秦獻公一朝以前的大庶長權力又確實過大。
到了秦王朝時期，皇帝本人雖然在一定程度接受出了儒家知識，但對於儒家特別喜好託古的作風並不接納，同時對諸子百家普遍託古的作風也不接納。在始皇帝一朝時，皇帝本人經常在公開會議及碑文上對古代統治者進行批評，這種舉動必然與當時經常有人以託古為由抨擊秦廷的單一郡縣制有關。
寫到這裡，我們終於觸及了本文最核心的問題：
為什麼秦始皇如此青睞單一郡縣制？
為什麼有相當一批重臣否定單一郡縣制？
又為什麼支援封君與郡縣並行制度的重臣會以託古的方式抨擊單一郡縣制？
原因也非常簡單：
經歷了戰國末期的叛亂潮以後，秦廷在此時已經不具備封君的條件。具體來說，秦始皇認為一封君必反，而另一些重臣則認為不封君根本無法統治遠方的領土，反不反只是個時間問題——兩派都是著手於現實的問題，著眼於國家的命運，但也都只能解決一半的問題——更麻煩地在於，由於此事過於敏感，無論皇帝還是朝臣都不方便說破，於是爭論就變成了崇古與反崇古的對抗。
在這一次會議當中，秦廷以李斯為代表發出了最後的通牒——禁止傳授百家學說及相關的託古言論——由此堵住了封君一派表述自身政見的渠道。
在這一宣言中，我們需要注意一個重要的細節：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關焚書之舉，楊寬先生認為其目的在於實現思想專制，呂思勉先生認為也有“書同文”規範化的目的。除此之外，我們還是需要特別注意，所謂“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其目的明顯不是要摧毀諸子百家的知識，而是由博士官對知識進行壟斷，從而創造社會板結以維護博士官背後大地主家族的利益。有些觀點認為焚書一事是推崇法家思想、迫害儒家思想，這是錯誤的。前文提到過，隨著地主階級的崛起，秦廷以黔首自實田公開承認了土地私有制。此時，秦廷為了貫徹思想專制的法令，又給博士官背後的大地主家族授予知識壟斷之權，可以說地主階級已經全面取代舊類奴隸主/封建主貴族階級。
再補充一點，焚書令並非秦朝獨有。該法令被延續到漢代，化名為挾書令，直到漢文帝時期才被廢除。
接下來，又是一個新的問題：
維護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能否給秦帝國換來一副鐵打的江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