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出走不是叛國，歷史評價他只是特殊情況下的出走者

一、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時代的灰塵，應相互體諒

今年我們特別熟悉的一句話，應該是“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到一個人的肩上，就是一座大山。”相信不用特別去舉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此情感觸。

而傅聰應該算得上對這句話最為了解的一個人了，他的一生可能貫穿著時代的很多灰塵，而每一粒灰塵對他所要做出的抉擇都是艱難且驚世駭俗的。

但是傅聰卻一口回絕了他，開頭那幾年，傅聰過得很艱苦，彈琴為生，收入甚微。他對祖國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傾注在家書上……

然後他對自己在海外用了三個定義作為原則：不入英國籍；不去臺灣；不說不利祖國的話，不做不利祖國的事。他決心靠自己的藝術立足、謀生。

雖然他依靠不同於普通人的身份在海外會得到一些優勢，但實際上是絕對不同於後來能去海外上學、生活的人，他更多的還是靠自己的能力與追求過活。

二、時代與社會的進步，會讓每個人的人生相對輕鬆、幸福

唯一能看到的只有兩段話，第一段是來自他父親傅雷的：“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

第二段是來自傅雷的：“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

我們來看兩段歷史性的評價，第一個：1978年11月，傅聰的老朋友、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吳祖強率領中國藝術教育代表團訪問英國，兩人終於見了一面。

得知傅聰想回國看看的願望後，吳祖強要傅聰給鄧小平寫一封信，這是當時他要回到中國必須辦的手續。

1978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傅聰的信上寫下批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他終於得到諒解。

三、他出走之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沒有做不利於國家的事

第二個：粉碎“四人幫”後，傅聰看到了新的希望。1979年，他主動向我赴英藝術教育考察團要求回國做一點工作，考察團的同志告訴他國內條件還很艱苦。

他說：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麼苦我都能吃。胡耀邦讀到李春光就傅聰問題的信後，他寫了一段批語，大意是：傅聰出走，情有可原。

對他，要體諒，要愛護，要關心。他在國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來演出、講學，要給一點報酬。

雖然有這兩個評價都對傅聰的特殊情況進行了積極的化解，但剛回國演出時傅聰依然面臨著各種冷嘲熱諷。

甚至有文化層面的人士發出詰問：我們在國內遭受“文革”苦難，如今連副教授都未能評上。而給一個叛國者授予職銜，這是提倡什麼道路，樹立什麼榜樣？

我們要解決的是瓦解苦難，創造幸福，同時防止苦難捲土重來，從而捍衛還創造出來的新果實不被反噬，好的是，這兩位領導人都堅持了堅定開放的原則。

四、傅聰在世界上得到的藝術認可，也為我們中國迎來了藝術存在的探討

我們再看傅聰回憶出走的歷史，他說：我出走的時候，心情很複雜，因為那時候國內沒有藝術，而我離開藝術就沒法活下來！

這位“流浪音樂家”20年間，舉行超過240場獨奏音樂會，錄製超50張唱片，足跡遍佈五大洲，更在60年代被時代週刊讚譽其為“當今最偉大的中國音樂家”。

除了不想面對與家人之間的相互“矛盾”，再有就是他對藝術的追求，而我們從歷史上對傅聰進行的評價，一方面是因為他並沒有過多言說什麼。

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於他透過努力所作出的成就，即便不得已入了英國籍，但始終還是在彰顯一箇中國海外遊子在世界上貢獻藝術力量的努力與奮鬥。

當然有些人會認為，時代週刊是美的喉舌，它的誇獎是別有用心。這樣的看法過於短視，即便是喉舌也不會去誇一個毫無作為的人，這是宣傳的規律。

而對傅聰的宣傳是毫無意義的對於所謂的美別有用心論，因為他至始至終沒有就曾經的事過多的言說，相反他為中國帶來了藝術的探討，及世界的認可。

我們需要反思的，反思這樣的國家人才如何越來越多？反思這樣的國家人才，如何更好的服務世界、服務人類，最終回饋到自己的國家和社會？

而今我們這裡一些吃瓜群眾恨不得將傅聰重新踏上一萬隻腳，這不是什麼光彩的做法，相反是將我們社會更好的進取、多元、開放視為寇仇，無知且無畏。

紙白君所堅持的文字一直表達的，其實和傅聰是一樣的，做好自己該做的事，自己社會的問題，需要自己人多多反思與思考，而非做仇快親恨的無知者。

2020—12—29落筆於墨辯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