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建陵
乾元二年（759年）四五月份的時候，在洛陽行營的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被召回京師。
郭子儀的去留，軍中早已是“朋肆流議”，到了這一天真正到來時，還是激起了不小的騷動。臨行那天，大批軍人擋住了郭子儀一行的去路。將士們痛哭流泣，圍住長安來的中使，請求留下郭子儀。眼看局面要失控，郭子儀既尷尬又無奈，只能說謊：“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將士們將信將疑，但還是讓開一條通路。郭子儀與中使一行魚貫而過，絕塵而去。
李光弼的任命延宕到七月份才下達。在此之前，李光弼想借皇室親賢服眾，向朝廷提出願以一親王為帥，自己為副。這一要求顯然有悖於肅宗的初衷，但必須要考慮。於是，唐室便以趙王李係為元帥，不出京師；李光弼為副元帥，知節度行營事。世事無常，李光弼提出的這一本來很合理的要求，居然為其以後的命運埋下了禍根。
任命李光弼的制書中寫道：
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宏遠，志懷沈毅。蘊孫吳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阽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廈，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寇猶虞，總戎有命，用擇唯賢之佐，式宏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天人，誓於丹浦之師，剿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藉舊勳。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為天下兵馬元帥趙王系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唐大詔令集 李光弼副知行營事制》
可以看出李光弼已經卸任河東節度使，僅保留司空兼侍中的京銜，新的職務是天下兵馬副元帥，知節度行營事。這裡的節度行營就是設在洛陽的朔方節度行營。所謂行營，是節鎮部隊出轄區征戰時所設的臨時營地。行營設有行營節度使（亦稱節度行營），負責統領行營內的部隊。一般情況下，如果節度使親自領軍征戰，行營節度自然由節度使充當。如果節度使不親自領軍，或行營由多支來自不同節鎮的部隊組成，行營節度使就應當專門指定。比如李嗣業，是以安西節度副使身份充任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統管參加平叛的安西、北庭兩鎮兵馬。就兩者關係而言，將節度使轄下部隊的作戰指揮權削離出來，設立專使來行使，這個專使就是行營節度使。與節度使相比，行營節度使是專為遂行作戰任務而設，事解輒罷，兵歸於節鎮，具有臨時性的特點。從現有史料來看，行營節度使這一職務的大範圍使用是從至德年代開始的，顯然其專利屬於肅宗皇帝。
搞清了行營節度使和節度使的關係與區別，再回到這份制書上。從字面上理解，李光弼是以天下兵馬副元帥身份兼任朔方行營節度使，似乎並沒有取代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而史籍記載卻並非如此。在顏真卿撰文的《大唐太尉兼侍中臨淮武穆王贈太保李公神道碑》中，明確提到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是年（乾元二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為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副元帥。
李光弼神道碑
“兩唐書 ”《李光弼傳》也有同樣記載：
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舊唐書 李光弼傳》
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新唐書 李光弼傳》
而有關的官方檔案並不支援上述說法。其中一份是釋出於乾元二年十二月的《授李光弼太尉中書令制》：
司空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副元帥知諸道節度行營上柱國鄭國公光弼，器格沈正，襟靈邃遠，感風雲之密契，蘊縱橫之大才。成經綸之功，足以靜亂；懷忠孝之道，故能匡國。……不有殊獎，寧彰厥德。是以載疇嘉績，俾允具瞻，宜進上臺之秩，仍兼右弼之寵。可太尉兼中書令。
制書中所羅列李光弼的職務中根本沒有朔方節度使一職。另外，與四月份的《李光弼副知行營事制》相比，這道制書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李光弼的職務中多了一系列使職——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即范陽節度使（或河北節度使）。這一系列職務是八月二十九日壬戌授予的：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資治通鑑 唐紀三十七》
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使職務在當時只是肅宗開給李光弼的空頭支票。因為整個河北都被史思明佔著，李光弼根本不可能去幽州（今北京）任職。
其二，制書中用了“知諸道節度行營”的措辭，與此前制書中“知節度行營事”稍有差異，其原因應當是此時已經大軍雲集，戰區內有多個來自不同節鎮的行營，而李光弼職權也擴大為統管包括朔方行營在內的戰區內所有行營。
另一份釋出於上元元年（760年，該年四月前為乾元三年，之後改元上元）九月的詔書——《命郭子儀充諸道兵馬都統詔》中羅列了郭子儀的職務：
司徒兼中書令朔方鄜坊邠寧等節度使代國公子儀
很明顯，這一時期郭子儀不但仍舊是朔方節度使，還兼領鄜坊、邠寧二節度。郭子儀兼領二節度事在《舊唐書 肅宗本紀》中有記載：
（乾元三年春正月）戊子，以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兼邠寧、鄜坊兩道節度使。
《唐大詔令集》中列有這次職務變動的制書條目——《郭子儀兼邠寧鄜坊兩道節度使制》【正文闕】
《李光弼副知行營事制》《授李光弼太尉中書令制》與《命郭子儀充諸道兵馬都統詔》可以相互印證。作為最為原始、可靠的官方檔案，其可信度當然要高於墓誌或史書上的記載。就這一記載來說，“兩唐書”應當是沿用了顏真卿“神道碑文”的說法。而顏真卿雖然與李光弼同時代，但作為決策圈外圍的文官，也有可能搞不清楚行營節度與節度使微妙的區別。
所以可以斷言，李光弼與郭子儀職務交接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郭子儀交出朔方行營部隊指揮權，保留朔方節度使職務。李光弼任天下兵馬副元帥兼朔方行營節度使，同時被免去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改任有名無實的河北節度使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
李光弼空出的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職位由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潞沁節度使王思禮兼任。王思禮屬於最早於靈武追隨肅宗的將領，史書中對他的評價是“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王思禮打仗雖然一般，但忠誠度久經考驗、馭軍嚴整、長於後勤。把河東交給他，朝廷放心。
經過一系列審慎巧妙的運作，肅宗將實力不斷膨脹的朔方軍的首領郭子儀調回京師，解除了他的指揮權，讓其作為朔方軍的精神領袖在形勢需要時再發揮作用。將戰場指揮權賦予河東的實力派將領李光弼，同時將其從河東節度任上調離，防止其藉機擴充自身實力。用忠誠可靠的王思禮控制戰略要地河東，進一步強化了對河東的控制。這樣，各個山頭的勢力在乾元二年年中這段戰略空檔期再次達到了平衡。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
[1]宋 司馬光等 《資治通鑑》
[2]五代 劉昫等 《舊唐書》
[3]宋 司馬光等 《新唐書》
[4]唐 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
[5]宋 王欽若等 《冊府元龜》
[6]唐 杜佑 《通典》
[7]宋 宋敏求 《唐大詔令集》
[8]吳廷燮 《唐方鎮年表》
[9]清 董誥等 《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