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王朝都有一批公開的或潛在的政治對手和敵對勢力,新建的王朝更會面對較大的威脅。秦朝所面對的敵手相當複雜,他們匯聚成一股力量強大的政治反對派。依據這些政治對手和敵對勢力形成的原因,他們大致由以下幾類人構成:
第一類是“六國餘孽”。
這類敵對勢力實際上是由戰國時期的老對手轉化而來的。每到改朝換代之際都會產生大批懷戀故國、仇視新朝的遺老遺少,“六國餘孽"就屬於這一類。他們本是六國統治集團的成員,或是宗室國戚,或是封君貴族,或是卿相重臣,或是其他忠誠宗國舊主計程車大夫。
秦始皇在完成統一戰爭的過程中,與各國舊貴族結怨甚深。
秦始皇對各國貴族採取的措施可以概括為:殺戮豪傑,遷徙大族,降為奴僕,嚴加控制。他滅了韓國,後來又平定貴族叛亂並殺了韓王安;他滅了趙國,並親自到邯鄲坑殺了一批與他有仇怨的貴族;他滅了魏國,殺了投誠的魏王假及諸公子,僅僅逃亡一人,他仍窮追不捨,重金懸賞,必欲斬盡殺絕;他滅了楚國,殺了一批貴族,他們的子弟後來都成了反秦的干將;他滅了燕國,殺了太子丹,又到處通緝他的門客;他誘降了齊王建,又背信棄義地將其活活餓死,招致齊國臣民的怨恨。
家仇國恨使一大批人成為秦朝的死敵。這些人的部分家族成員和門客故吏也會加人進來。他們人不死,心還在,一有機會便會興風作浪,甚至組織叛亂。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韓國舊貴族就曾在故都新鄭發動了較大規模的叛亂。秦軍平其亂,為了根除禍患,還殺掉了被軟禁的韓王安。
“六國餘孽”的數量很多。秦滅齊之前,有數以千百計的楚、趙,韓,魏等國計程車大夫逃到齊國聚居。據說,“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王城南下者百數”,他們都有復國之志,因而被齊國謀士視為一支重要的可以藉助的政治,軍事力量。
流散在各地的這種人士可能數以萬計。秦朝建立後,他們往往隱姓埋名,蓄勢待機,一有風吹草動,便起而推波助瀾,以求一逞。其中有些人有較強的主動攻擊性,他們甘冒殺身滅族風險,積極尋找時機,不惜鋌而走險。張良的博浪一擊最為典型。
這一類人主要來自六國貴族、舊臣。他們胸懷光復宗國、報仇雪恨之心,擁有較大的政治影響力和一定的經濟實力,且大多具有政治軍事經驗,其中不乏將帥之才、謀略之士,因而是最具直接威脅性的政治敵手。後來興兵反秦的六國諸侯王及其重要助手多屬於“六國餘孽"這一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幾個人。
一是張良,他是韓國貴族後裔,胸懷韜略,有膽有識。張良從黃石公處得到《太公兵法》“常習誦讀之”,因而有帝師之才。為刺殺秦始皇,他不惜傾家蕩產,親臨險境。在反秦戰爭中,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起事,後來投到劉邦帳下。他“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充分展示了軍政之才。
二是項梁、項羽叔侄,他們是楚國貴族後裔,“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梁是項羽的叔父。項梁父親即楚將項燕。秦滅楚國時,項燕與王翦決戰,兵敗自殺(一說被殺)。項梁、項羽素有大志,早就蓄志反秦。他們“避仇於吳中”,在當地士大夫中頗有號召力。項梁經常主持當地大規模的徭役和喪事,“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項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他不喜歡學習書法、劍術,認為“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項羽兵法。
秦始皇巡狩會稽,項梁、項羽親眼見到皇帝的大駕鹵簿,項羽竟脫口而說:“彼可取而代也。” 後來叔侄二人趁天下大亂,殺會稽守,率精兵八千人起兵反秦,成為滅亡秦國的主力軍之三是魏豹、田儋、韓王信等人。魏咎、魏豹兄弟都是“故魏諸公子”。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為庶人”。陳勝稱王,魏咎投奔到他的帳下。攻佔魏地後,陳勝立魏咎為魏王。魏咎兵敗自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軍隊,攻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狄人田儋及其叔伯兄弟田榮、田橫是“故齊王田氏之族”。
田氏兄弟“皆豪桀,宗強,能得人”。天下動亂之際,他們設計謀誅殺狄令,起兵反秦,率兵略定齊地。田儋、田榮、田橫先後自立為齊王。韓王信是“故韓襄王孽孫”項梁“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後來劉邦立得力戰將“信為韓王”。
第二類是仇秦的“俠義之士”。
他們是一批對秦朝統治者深惡痛絕的俠義之士。廣義而言,他們也可以歸入“六國餘孽”範疇。但是與前一類略有不同的是:
他們出身平民,仇秦的緣由主要是基於一種“義”。儘管也有政治理念或政治情感因素夾雜其中,卻主要出於某種個人因素。他們的仇秦主要表現為對秦朝皇帝個人的仇恨。一個“義”字,也使他們敢於採取非常之舉以報仇雪恨。舉琴行刺的高漸離是這類人的典型代表。
高漸離,燕國人,與荊軻有莫逆之交。兩人一個善於擊築,一個慷慨悲歌,可謂知音知己。易水河畔,高漸離與荊軻一彈一唱,悲歌一曲,眾人和之,因而留名下古。荊軻刺秦失敗,高漸離受到牽連、秦朝建立後,秦始皇下令緝捕“太子丹、荊軻之客”。高漸離改名換姓,以打工為生,藏匿於宋。
高漸離是一位音樂家。主人知其才,“召使前擊築,一坐稱善,賜酒”,遂尊其為上客。他經常“擊築而歌”,當地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才藝出眾的樂師。久而久之,這個訊息傳到秦始皇耳中。秦始皇任高漸離以宮廷樂師之職,並上分欣賞他的演奏。不久,一位熟人認出並告發了他。“秦皇帝惜其善擊築,重赦之”。死罪赦免,改為弄瞎雙目,從此高漸離成為盲人。秦始皇每次令高漸離擊築,“未嘗不稱善”。
高漸離決心為家國、朋友和自己報仇雪恨,於是暗地把鉛塊塞進築中,尋機刺殺秦始皇。有一次,秦始皇沉浸在動人的樂曲聲中,將身體靠近高漸離。高漸離趁機舉樂器向秦始皇猛擊,可惜沒有擊中。高漸離因此被殺。從此以後,秦始皇“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高漸離與其說是仇視秦朝統治的人,不如說是俠義剛腸的人。對朋友的“義”永遠高於其他人的“恩”,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履行與知己故交的心理契約,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仇秦的“俠義之士"常常以刺客的面目出現,以奮不顧身、拼命一搏的個人行為做出突發性的舉動。對於秦始皇個人而言,這一類人也是最危險的對手。這類危險有時會令人有無處不在的感覺,必須時刻防範。秦始皇后來甚至發展到不敢接觸任何可疑的人。
第三類是懷念故國的廣大臣民。
他們已經成為新朝的臣民,而在情感上依然對故國舊君有懷戀之心,有很大的離心傾向。項梁、項羽的謀士范增在分析政治局勢的時候曾經講了這樣一種現象:“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項梁認為他講得很有道理,於是找到在民間為人牧羊的楚懷王的孫子心,“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在各國故地都會有類似情況。
這一類群眾通常未必對新朝有所反抗,如果新朝政策得當他們都會逐漸轉化成順服的臣民。他們不能算作“六國餘孽”,然而極有可能成為“六國餘孽”的群眾基礎。一旦有人以光復故國為號召,興兵舉事,他們就會紛紛響應,成為反秦勢力的基本群眾。
第四類是由於其他各種原因而仇恨當權者的人。
歷朝歷代這樣的人都為數不少,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皇帝或其他當權者個人心懷不滿。例如,引發“坑術士"事件的侯生、盧生等人和沒能親自參與封禪大典的齊魯儒生。他們都曾得到秦始皇的信用,卻由於某種原因遭到追究、面臨處罰或失寵。他們耿耿於懷,在背地裡大發牢騷,甚至惡語相加,散佈謠言。這類人當初未必反對秦朝統治,僅僅對某個當權者有私怨,但是這種情緒進一步發展或一旦發生某種事變,他們很容易轉化為與秦朝為敵的人。
第五類是各種懷有政治野心的人。
從歷代的政治鬥爭看,這類人的數量相當大。他們的政治行為受強烈的政治野心的驅動,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們未必與朝廷有深仇大恨,有的甚至毫無嫌隙,但是一有機會便會以不正當的手段達到個人目的。如果夾雜了個人恩怨,他們的行為會更加惡劣。趙高是一位典型。
趙高與趙國王族同宗,是“諸趙疏遠屬”。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官奴婢。據說其母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因此趙高兄弟數人,皆生隱宮,成為被閹割的宦官。“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始皇見趙高能力很強,“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還讓他擔任公子胡亥的師傅。
趙高曾觸犯重罪,秦始皇命令蒙毅依法處置。蒙毅根據法律規定,判處其死刑,“除其宦籍”。秦始皇愛才心切,“赦之,復其官爵”。但是,趙高為人有才而無德,圖謀富貴而不擇手段。他為了攫取卿相之位,“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後來他趁秦始皇病死巡狩途中的機會,利用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的地位,“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
這個事變是導致秦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這類政治對手具有隱蔽性、潛伏性。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大多以馴服臣民的面目存在,認真履行臣民義務,有的甚至屬於歌功頌德、阿諛奉承之輩。若無機遇,他們可能終生只是一個尋常的臣民。
但是一遇機會,他們便會在強烈政治野心的驅動下,膽大妄為,做出不利於皇帝和王朝的舉動。這類人為數不少,又很難識別。他們廣泛分佈在朝野上下、宮廷內外,有的就生活在皇帝身邊,其中還不乏梟雄豪傑和鉅奸大猾。歷史的經驗證明,這類人最難防範。
第六類是“草莽英雄”。
在古代文獻中通常稱這類人是“盜”“盜賊”。他們因為各種原因流落江湖、嘯聚草莽,屬於後世所謂笑傲江湖的“綠林好漢”。
春秋時期的盜蹠是這類人的先輩,據說他們“萬人必死,橫行天下”。在秦朝,法繁刑苛,動輒罰款、貲物、謫戍“黥為隸臣”,“刑為城旦”。許多人為了逃避苦役苦刑而逃亡,靠打家劫舍為生,其中有不少豪傑。這些人的行為本身就直接威脅著秦朝的統治秩序和地方安定。一遇風吹草動,他們就會大幹一場,“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劉邦帳下的戰將彭越、英布是這類人的典型代表。彭越為盜的原因不詳。彭越聚集一批流民劫掠富豪“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
後來彭越成為一員驍勇的戰將,被劉邦封為梁王。英布是一位刑徒,故又稱黥布。他被遣送驪山為秦始皇修築陵墓,“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天下大亂,英布“ 乃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
他先後在項羽、劉邦帳下為將 ,被封為淮南王。
第七類是持有不同政見計程車人。
在通常情況下,這類人大多或隱身朝市,或避難山野。有的是具有反秦傾向的“天下豪俊”。著名代表人物有張耳、陳餘等人。
張耳、陳餘都是大梁人。張耳“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後來“乃宦魏為外黃令”。陳餘好儒術,他“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白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裡監門以自食” 秦始皇屢下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裡中”。
他們始終不願為秦朝服務。陳勝起兵,張耳、陳餘投奔其帳下,出謀劃策,奉命輔佐武逆“北略趙地” 他們知人善任,富於謀略,在反秦戰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據說“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後因“據國爭權”,兩人反目成仇。
還有一部分人出於對秦朝現行政策的不滿而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例如,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導致許多士人的不滿。
他們有的降志屈身,依然在朝為官。大部則迫於彈壓,畏於酷刑,隱逸林泉,潛心學術。如漢初傳《詩》的浮丘伯、申公、穆生、白生,傳《易》的田何,傳《禮》的高唐生,傳《春秋》的公羊等。其中孔子後裔孔甲等部分儒者後來參加了反秦鬥爭。史稱“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
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第八類是“閭里黔首”。
自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群就一直是現存統治秩序的天敵。他們屬於社會中弱勢群體,在政治結構中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在經濟結構中處於被剝削者的地位,在社會結構中處於被歧視者的地位。秦朝的“閭里黔首”主要由這些人構成。他們沒有政治權利,法律地位、社會地位低下,還必須向國家交納沉重的賦稅。
其中奴隸,奴婢等賤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人的權利,尊嚴被剝奪殆盡。“閭里黔首”之中也有一些階層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較高,但是作為被統治階級或階層的成員,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也受到當權者的支配、剝奪、壓迫甚至奴役。
“閭里黔首”與國家(皇帝)之間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就決定了他們是現存秩序天然的政治反對派。由於各種社會原因,“閭里黔首”通常大多以順民的方式存在,他們順從或敬畏皇權,還對聖王明主多有期待。只要還能生存下去,他們大多不會介入政治,更不會造反。可是民不欲反而官逼民反,一旦政治繁苛,賦稅沉重,徭役頻興,大災流行,導致“閭里黔首”無法生存下去,他們就會被逼無奈,鋌而走險。
“閭里黔首”中不乏各種人才。他們本來就是社會歷史的真正主角。儘管通常默默無聞,可是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佔據歷史舞臺的中心位置,展現歷史發展主宰者的風貌。首義反秦的陳勝、吳廣就是“閭里黔首"中卓越人才的典型代表。
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陳勝素有大志,年少時曾受僱於人,傭耕於野。有一次,他思緒萬千,輟耕壟上,對其他傭耕者說:“苟富貴,無相忘。”夥伴們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勝慨然而長嘆,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他和吳廣都被推任為戍卒的屯長,史稱“吳廣素愛人,土卒多為用者”。事實證明,陳勝、吳廣頗有政治頭腦,也有很強的組織領導能力。
在特定政治情勢下,這些“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奮發崛起,振臂一呼,“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他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於是“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漢高祖劉邦本也屬於“閭里黔首”的範疇。他出身平民,“及壯,試為史,為泗水亭長”。他常常到咸陽服徭役,縱覽都城,見到過秦皇帝儀仗,曾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有一次,劉邦“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許多刑徒中途逃亡。劉邦估計自己很難交差,所以乾脆將刑徒統統放走。
他率領部分刑徒流亡草莽。天下大亂,他趁機在家鄉聚眾起兵,被眾人擁立為沛公。在各路反秦軍隊中,劉邦這一支率先攻克咸陽。後來劉邦與項羽楚漢相爭,逐鹿中原,終於敗項羽於垓下,再次統一了中國。
大規模揭竿而起的“閭里黔首”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政治力量。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一旦第八類人群起反抗,星星之火勢必變成燎原烈焰。無論當朝統治者還能聚集多大的力量,也難以挽狂瀾於既倒。
“天下畔秦,能者先立。” 歷史還一再證明,一旦天下大亂,許多循良的官吏、百姓也會加入到抗爭者的隊伍中來。西漢第一任相國蕭何和第二任相國曹參本是秦朝的地方官吏。他們都是劉邦的同鄉。蕭何“為沛主吏掾”,曹參“為沛獄掾”,都“居縣為豪吏”,是幹練、稱職的官吏。
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是秦朝統治的骨幹力量。繼曹參擔任丞相的王陵,也是沛人。他“始為縣豪”,是一方豪強。劉邦曾經事之如兄。在正常情況下,他也只是個社會地位較高的百姓,不會參與造反。在動亂年代,蕭何、曹參、王陵都與比他們身份低下的劉邦結為君臣,成為反秦勢力的骨幹。
其實,有上述各類“懷有逆心”的人群存在並不可怕,也可以有所防範。任何一個新建的王朝都會有類似的敵對勢力及相應的政治隱患。推而言之,自人類社會有了貧富的分化,有了階級的差別,有了政治的存在,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面臨類似的政治問題,他們都不得不面對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對派、陰謀家、野心家及其他敵對勢力。
有這一類人存在就必然會有各種各樣的麻煩,諸如“叛國”“謀反”“謀逆”“謀篡”“行刺”“誹謗”“惑眾”、“盜賊”“匪患”之類。這也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史的常態。然而這一類人能不能成氣候,歸根結底取決於芸芸眾生的政治態度,而芸芸眾生的政治態度又直接受國家總體政治狀況的影響。在通常情況下,主動權把握在當權者的手中。
早在先秦,思想家們就提出了“一言喪邦,一言興邦”的觀點,還發現了庶民“可以載舟,可以覆舟”的現象。在帝王“一喜天下春,一怒天下秋”的時代,這些思想不失為真知灼見。只要最高統治者的方略和政策得當,芸芸眾生就不會積極參與反對國家政權和皇帝的活動,甚至不會主動介入政治,因此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對派也就很難興大風作大浪。
二、苦秦什麼？秦始皇好大喜功,窮奢極欲,不恤民力,賦役繁興,誅求無厭。
古代論者幾乎一致認為,他有兩大暴政:一曰“收以太半之賦”,二曰“威以參夷之刑”。這種說法是否有所誇大,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然而這是一位令天下“苦”的皇帝,當無疑義。
秦朝建立僅十餘年,人們就撥出“天下苦秦久矣”,可見對“天下苦秦”之“苦”還是要有所分析的,大體可以分為統一之前六國臣民之舊苦和統一之後秦朝臣民之新苦。七大國戰國長期鏖戰,秦軍屢屢奏響得勝鼓,攻滅殺伐,不僅苦了六國的貴族,更苦了各國的百姓。秦朝剛剛建立,原屬各國的臣民對這種“苦”還記憶猶新。人們原來期待戰爭結束之後,苦盡甜來,誰知卻舊苦加新苦,遂有“苦秦久矣”之嘆。“天下苦秦"之“苦”大多由普通民眾承受。
秦始皇統治時期的民之苦有四：
其一曰兵戈不休。
秦始皇親政以前,兼併戰爭已屬曠日持久。連年征戰,兵戈不休,真可謂“不一日而無兵”。秦始皇發動的統一戰爭歷時一二十年,惡戰一場接著一場,從未休止。這些戰爭無論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沉重的戰爭負擔勢必苦民。戍卒是最苦最重的徭役,它的徵發物件具有廣泛性,包括眾多社會階層的臣民,其中主要承擔者是勞苦大眾。“兵戈不休”必然導致“民苦”。“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無論王朝興與亡,總要“兵戈不休”,百姓只是個“苦”字。
哪一個王朝興起時,沒有一段“不一日而無兵”的日子!
論者大多譴責秦始皇窮兵黷武,這是不公正的。統一戰爭(包括掃滅六國,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基本上是合理的,屬於不能不戰,或勢在必戰,或你不戰他戰,或遲早必有一戰。戰而勝之,可以“以戰止戰”,達到“弭兵”的效果。
從歷代統一戰爭的過程看,這類問題也都是以一氣呵成的方式完成。如果只限於這些戰爭,秦始皇有功無過。它也不是秦朝亡國的根源。由於不能不戰,有關的戰爭負擔也屬“合理"範圍內。以北伐匈奴為例,蒙恬率三十萬大軍,“暴師於外十餘年”,戰爭負擔沉重。
這件事一直受到後人指責。而這個負擔是不得不付出的。戰國時期,僅趙國一國就需要十幾萬軍隊防禦匈奴,加上秦國、燕國的防禦軍隊,人數也相當可觀。秦軍北逐匈奴,一度採取積極防守的態勢,又須修築長城,這個用兵數量並不為多。
漢朝初年,每次對匈奴用兵大體也需三四十萬兵力。平時為防禦匈奴而設的常備駐軍也至少有二三十萬之多。此後,歷代王朝都必須以重兵防禦北部邊疆,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一筆戰爭負擔基本上屬於合理的範圍之內。南征百越與掃滅六國一樣,都有“以戰止戰”之效,它基本解除了這個地區的戰爭壓力,有一勞永逸之效。更何況對於這個地區的開發有利於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
秦始皇所面臨的歷史任務就是統一國家,歷史註定他是一位“戰爭皇帝”。他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有關的戰爭基本上屬於合理的範圍之內。只要對比一下其他“戰爭皇帝”(多為開國皇帝)所發動的戰爭的規模、範圍和時間,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兵戈不休”不是直接導致秦朝滅亡的原因。百姓不至於為此“四方潰而逆秦”。只有當“兵戈不休”與其他因素疊加在一起的時候,它才構成一個王朝的覆滅之因。
其二曰工程浩大。
工程浩大,糜費良多,是導致秦王朝短命的主因。在戰亂殘破,大局甫定,急需休養生息的時期,好大喜功,驕奢淫逸,糜費資財,輕用民力,這是政治之大忌。秦始皇恰恰犯了這個大忌。但是在探討秦朝亡國之因時,有必要區分“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工程,不能一概加以指責。
有一類工程屬於合理或基本合理。這些工程多數為當務之急,工程的完成還有增收節支之效,有的還有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歷來爭議頗大的修築長城一事,也應劃入這一類。儘管工程浩大,而其總體負擔不會超過六國各自修築長城所需負擔的總和。長城築成以後,在抵禦匈奴侵擾方面可以節支,在發展內地經濟方面可以增收。這個工程的總體收益是合算的。
修馳道、開運河、整溝渠等大體與此相仿,且都屬於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工程專案。秦始皇把馳道築向四方,把長城築在邊疆,這一點歷來受到人們的譴責。公平地說,這類工程專案都應列入秦始皇的政績。
還有一類純屬勞民傷財,如與修皇陵、封泰山、祭神明、求仙藥,厭王氣有關的各項工程。其中僅阿房宮、驪山陵等工程就長期動用七十萬人以上的勞動力,還需要消耗大量的財力、物力。粗略估計,秦始皇平均每年用在無益工程和活動上的勞動力可能達百萬之多,其人力,物力、財力消耗甚至大大超過用於南平百越、北御匈奴和修築長城開支的總和。秦朝弊政主要體現在這類工程和活動上。
其三曰賦斂繁劇。
秦始皇曾經一度實行過“緩刑罰,薄賦斂” 的政策。可是連年征戰,大興土木,封禪巡狩,供奉神仙,修宮築陵,勢必賦斂繁劇,減輕民眾負擔的舉措並沒有落在實處。關於秦始皇統治時期的移民,徵發,謫戍的人口規模,許多史學著作算過這樣一筆賬:秦朝約有二千萬人口,南征百越、戍守五嶺徵發五十萬人,修築長城四五十萬人,建造宮殿和皇陵七八十萬人。
加上兵役以及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秦民已被完全淹沒在賦稅和徭役、兵役的苦海之中。” 這個演算法不夠準確,還值得進一步推敲。
首先,南北兩個防線並非總是同時有如此規模的服役者,上述幾個數字,特別是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都要打些折扣。其次,一些專門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認為“秦朝人口的下限是4000萬,實際上可能更高些”,甚至可能達到 6000萬。如果這個說法符合歷史事實,那麼每年處於服役狀態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將大幅度降低。但是,無論如何計算,秦朝的徭役繁重,賦稅沉重,這是事實。
其四曰刑罰嚴苛。
關於這一點,在法制篇已經論及。當時僅在咸陽附近修築宮殿、陵墓的刑徒就有七十餘萬,還有大批的人被謫戍,刑罰的嚴苛程度可想而知。
筆者認為,秦始皇治民之失主要在於徭役繁重,而導致徭役繁重的主要原因是搞了過多的勞民傷財的工程和活動。秦始皇不應徵發的徭役主要有修宮殿、築陵墓、求仙藥等。如果大幅度減少這方面的徭役,在那個時代中便可以算是“仁政”了。徵發各種徭役是最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破壞農業生產的人為因素。“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徵發徭役過濫常常成為引發民眾起義的導火索。
不應徵發的徭役和應當徵發的徭役疊加在一起,勢必大幅度增加民眾負擔。民不聊生,內患必生。正如唐代政論家所說:一旦民力凋盡,“庶黎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秦、隋亡國便是典型事例。
外患不足慮，內患實堪憂。晚年的秦始皇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以嚴刑峻法制天下之民，導致政治反對派不斷增加，敵對勢力不斷壯大。楚地的歌謠，必是表達著懷念故國臣民的心聲；博浪的椎擊，顯然來自政治反對派的鐵椎；東郡的刻辭，可能是反叛黔首的標語……這些現象都是天怒人怨的徵兆。
秦始皇意識到政治形勢的嚴峻，卻沒有采取有效措施減輕民眾負擔，緩和社會矛盾，反而企圖用厭王氣的方法防止新王興起，用殺黔首的方法壓制輿論，用求仙藥的方法延長個人的統治。這無異於南轅北轍。
天下動亂,行將到來,剛剛建立不久的秦朝面臨著土崩瓦解的危險。就在這個時候,一位曠古未有的昏君登上皇位。他的胡作非為徹底動搖了秦朝的根基。
秦始皇最大的政治失誤是沒有穩定有序地安排政治繼承人。
在君主政治條件下,這件大事歷來被視為“國本”,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政治動亂,乃至王朝傾覆。秦始皇在巡幸途中暴病而亡,其長子扶蘇又遠在邊塞,致使胡亥得以乘機篡奪了皇位。皇權的合法性從此受到廣大臣民的質疑。政局也因此而進一步搖動。為了坐穩皇帝寶座,心中有鬼的秦二世採取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的政治措施。
在這場政治變局中,秦始皇的長子扶蘇被欺騙而自殺,其餘的皇子、公主被誅殺殆盡;秦始皇的絕大部分輔臣、愛將及近侍之臣,包括蒙恬、李斯等人相繼被貶斥 ,誅殺甚至滅門。秦朝的政治日益黑暗,恐怖,統治集團內部離心離德,人心渙散。
秦二世不僅沒有調整嚴刑酷罰、橫徵暴斂的政策,反而推行更嚴厲的“督責之術”,制定更殘酷的律條刑罰,徵發更繁重的賦稅徭役。調整政治的機遇喪失了,國家的根本搖動了。秦朝的君臣關係,君民關係全而惡化。
恰在此時,又發生了皇帝制度下第一次宦官專政。權宦趙高身為帝師,位居宰相,專擅朝政。他挾持庸君,欺上瞞下,乃至於指鹿為馬。後來竟發展到弒君篡政,圖謀稱帝。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皇權變異。秦朝的政治已然無善可伐,民眾之苦已然無以復加。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