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統一六國，四海一家，結束了戰國時代倚強凌弱，以眾欺寡的長年混戰，這是民心所向的大好事，六國的老百姓對秦始皇是萬分景仰，翹首以待，以為從此再無戰亂，終於可以過上安定的生活了。如果這時候始皇帝能薄賦減稅，安撫百姓，修養生息，天下黔首怎能不感恩戴德。
然而秦以法強國，兼併天下，嚐到了好處，如今形勢變化，仍然沿用嚴苛的刑法來管理天下，使民不得休息。秦用商鞅變法以強，而《商君書》核心就是“民弱國強，民強國弱”，認為民弱則易於驅使，民強則難以管理，必須用嚴刑和威權使民震服，聽命於國家法令。這在戰爭時期是有效的，可是國家安定之後，形勢變化了，秦始皇仍然沿用弱民政策，用戰爭時期的做法來管理國家，就不合時宜了，他的做法是：
其一，焚書坑儒，使民眾不能有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就易於驅使。
其二，無休止的勞役，讓百姓心不得寧，身不得安，無一刻輕鬆放逸，只能成為勞動的機器。
秦始皇巡遊天下，在琅琊臺刻字曰：“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盜賊。”似乎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實上，秦朝建立這短短十多年，從沒安定過。“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擊誅，所殺者甚眾，然猶不止。”甚至在都城咸陽，也是盜匪橫行。
“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秦始皇微服出遊，想逛逛咸陽的夜生活，結果竟遭遇打劫，幸虧隨行的四個大內高手護駕，才沒被搶了財物，扒了衣服。
那麼盜匪都是從哪來的，又為何如此猖狂呢？從大臣的諫言中就能看端倪：“盜多，皆以轉漕戍，做苦事，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盜賊多的原因，是因為轉運戍邊，不堪苦役，而且賦稅太重的原因。百姓被壓迫盤剝太重，不能聊生，只能相繼為盜，這也算是逼上梁山。可惜的是大臣們的諫言未能得到重視。因秦法嚴苛，多有直臣因進良言而身遭戮滅者，所以就乾脆鉗口不敢再言了。
上面提到的轉運戍邊和修建阿房宮，是秦朝最大的兩項工程。第一，使蒙恬率三十萬眾，日逐戎狄，夜築長城，既要打仗，還要勞動。
第二，發七十萬人，築阿房宮。另外，“關中建宮三百，關外建宮四百餘”，勞民傷財，耗資巨大。這些錢從哪來呢，無非是蒐羅韓魏齊楚燕趙之府庫，不夠用了，就不斷增加民間賦稅，短時間內，把老百姓累得半死，盤剝得精光。如果有人不服，有嚴刑峻法等著呢，輕者或輸邊築長城，或發關內挖驪山，重者直接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其餘連坐、棄市、腰斬、車裂、鑊烹，煎炒烹炸，花樣繁多，“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人民被逼得走投無路，乃群起暴動，主要的成員，都是最苦的貧農僱農奴隸們，以及失業流民。陳勝原是為人傭耕的僱農，後來應徵為“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的戍卒，英布是挖驪山的勞工，彭越是山東的漁民，他們都是兩項工程的受害者。而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貴族後裔，和以劉邦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還有蕭何曹參為代表的秦朝官吏，他們都是引頸觀望，等到形勢明朗後，才宣佈起事的，屬於典型的投機分子。
劉邦後來入咸陽，廢去秦繁苛的刑罰，只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一下子就獲得了民心。漢朝建立後，廢除秦朝的嚴刑峻法，採用黃老之術，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才取得了長治久安，奠定了大漢四百年基業。
賈誼的《過秦論》，把強秦覆滅的根源歸結為四個字，“仁義不施”。杜牧的《阿房宮賦》也說，秦朝若能愛六國之人，焉知不能傳三世乃至萬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人共棄之。治亂興亡之道，盛衰安危之理，於秦可以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