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後，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舉行多次談判。圖為1937年4月初，周恩來在西安談判後回到延安。左起：秦邦憲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蕭勁光。(資料圖)

1936年，是一個極其不平凡的年份。中國大地上，國內國際各種力量分化組合、風雲激盪，上演了一幕幕大戲。

在這一年即將翻過去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幾乎超出所有人意料而震驚中外的大事——西安事變。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統治者的蔣介石被扣押起來了，原因是他不願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西安事變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之一。事件的主要發動者張學良說“我把天捅了個窟窿”。周恩來評價張學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而順利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國共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一）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後，各路義勇軍揭竿而起。他們馳騁於深山叢林中，出沒於青紗帳裡，同侵略者進行了極其艱苦的鬥爭。

1936年2月，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宣佈原有抗日武裝“一律改組建制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軍，以及抗日聯軍××游擊隊”。據此，東北抗日聯軍相繼組建了11個軍，最終形成了以“南楊（靖宇）北趙（尚志）東周（保中）西李（兆麟）”為軍事指揮的抗日局面。“東北抗聯”最盛時期發展到3萬餘人，威名響徹全國。

楊靖宇是東北抗聯第一軍軍長兼政治委員，之後第一、第二軍合編為第一路軍，他任總司令，活動在南滿地區的金川一帶。1936年3月初，他得知奉天偽教導隊一團團部76人將經過高麗溝前往通化縣城的訊息，便設下埋伏，準備伏擊。但由於走漏了風聲，敵人沒有過來。於是楊靖宇故意放出訊息說：部隊將向東作戰。他率部向東走了幾裡後，突然掉頭返回到村裡隱蔽起來，並告訴正在修路的群眾照常幹活。果然，幾個小時後敵人來了。楊靖宇鳴槍為號，戰士們勇敢衝殺，僅用15分鐘就結束戰鬥，俘敵38名並有大量繳獲。他對被俘偽軍講話後，偽軍士兵議論說：“人家一個大隊長（當時部隊為保密稱楊靖宇為大隊長）講話就這樣呱呱叫……咱們‘滿州國’的官連人家一個眼睛角也趕不上。”

為加強黨對北方工作的領導，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1936年3月底抵達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對華北黨組織的狀況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工作，大力肅清黨內“左”傾錯誤影響，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推動了各階層人民群眾的抗日救國運動。與此同時，劉少奇充分發揮領導白區工作的才能，通過撰寫大量文章、報告及黨內通訊，闡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鬥爭的正確策略思想，將黨的祕密工作同群眾的公開半公開的活動既嚴格分開，又正確地結合起來，扭轉了白區工作的被動局面。

在全國抗日救國運動掀起新高潮的形勢下，北方局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特別是解決當時幹部缺乏的問題，作出決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要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中長期堅持英勇鬥爭的一批黨員履行手續出獄。後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陸續出獄。1936年10月，薄一波、楊獻珍等受北方局的委派到達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他們接辦了閻錫山創辦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並利用這一合法的組織形式，開辦多種訓練班、教導團，培養了一大批領導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幹。

（二）

1936年2月初，率領紅軍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的毛澤東，來到陝西省清澗縣袁家溝，冒雪登山，勘察路線。遠眺著雪花紛飛的大好河山，他激情豪邁，懷著抗日必勝的堅定信念，寫下了氣勢磅礴的不朽詩篇《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此時，離中央紅軍主力剛到陝北才兩三個月。毛澤東力排眾議，親自擔任“紅軍抗日先鋒軍”政治委員，決定政治局多數成員“隨主力行動”，調集300名地方幹部隨軍東征，“東渡黃河，以堅決手段消滅東岸地區之敵……在東岸造成臨時作戰根據地”。陝北由周恩來為書記組成中央局，主持後方工作。

這次紅軍東征歷時兩個多月，取得了重大戰果，為後來開闢抗日根據地打下基礎。5月5日，紅軍回師河西，併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的口號，呼籲蔣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愛國軍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

緊接著，5月19日至7月27日，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等組成西方野戰軍，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發起西征戰役，向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發動進攻。經過兩個多月的作戰，紅軍對堅持反共的寧夏軍閥馬鴻逵、馬鴻賓部予以重大打擊，解放了環縣、定邊、鹽池、豫旺四座縣城，開闢了縱橫二百公里的新根據地，並與陝甘老根據地連成一片。這次戰役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發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

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張國燾同黨中央在北上與南下戰略方針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擅自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並公然宣佈另立中央。南下過程中，紅四方面軍遭受了極為嚴重的損失，兵力由10萬餘人銳減到4萬餘人，其南下方針在實踐中已告失敗。1936年6月，張國燾宣佈取消第二“中央”。

另一支部隊紅二、紅六軍團於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的劉家坪出發，退出湘鄂川黔根據地，開始戰略轉移。他們北渡金沙江，越過大雪山，歷盡艱險，6月抵達四川甘孜地區與先期到達的紅四方面軍會合，並於7月初召開慶祝會師大會。7月5日，紅二、六軍團奉命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紅二、四方面軍會合後，在黨中央的積極爭取，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嚮應、劉伯承等的鬥爭和紅四方面軍指戰員要求與中央會合的壓力下，張國燾被迫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

在紅一方面軍的接應下，1936年10月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22日紅二方面軍指揮部在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二、紅四方面軍完成了長征，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

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一幅無比壯麗的歷史畫卷，是人類軍事史上的空前奇蹟，是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後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南方江西、福建、廣東等八省的十幾個地區，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援，採用靈活的游擊戰術和鬥爭策略，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領導南方游擊戰爭的陳毅在一封信中寫道，這三年游擊戰爭“是我革命鬥爭中所經歷的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他和游擊隊員“整年整月的時間，都沒有房子住，大風大雨大雪的日子，都在森林和石洞裡度過。風餐露宿，晝伏夜行”。1936年冬，負傷未愈的陳毅和戰友們被敵人圍困在梅山二十多天，生死未卜。他以對黨、對人民的耿耿忠心，在衣底留下了豪氣入雲的“絕筆”——《梅嶺三章》：“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三）

1936年4月9日，延安城邊降落下一架飛機，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是身穿飛行服的張學良。

當時，延安城還屬於東北軍的地盤，張學良派人將等候在城外的周恩來、李克農接入城內，他們從晚8點開始，一直談到次日清晨4點。

這次會見雙方談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張學良提出的“假如我們能夠聯合抗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周恩來首先說明共產黨過去是主張抗日反蔣的，不過現在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表示回去報告中央。張學良根據這兩年同蔣的不斷接觸和多方觀察，認為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提議：“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

周恩來對同張學良的會談十分滿意，在離開延安返回瓦窯堡的路上，他對同行的人說：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朗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

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見，是建立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一環。

這條統一戰線的形成，經歷了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轉變，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逐步實現的。

華北事變後，黨中央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鑑於當時蔣介石還沒有明確的抗日表示，並且正繼續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進行“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針是“抗日反蔣”。

隨著日本侵略華北程度的加深，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來越深，對於中日之間的外交談判，蔣介石不再親自參與，對日立場有所趨硬。而對共產黨的態度有所趨緩，國共兩黨先後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祕密接觸。

同時，黨中央和毛澤東採取上層和下層相結合的方式，傾注很大精力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並取得顯著成效。東北軍是張學良的部隊，九一八事變後退入關內，1935年被蔣介石調到陝甘一帶“圍剿”紅軍。第十七路軍的總指揮是楊虎城，他還擔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識、主張抗日的愛國將領。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親自致信張學良、楊虎城，表達中共停止內戰的政治主張。中央專門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還派劉鼎任東北軍代表常駐西安。此外，共產黨還開展了許多下層統一戰線工作。

與這種變化相對應的是共產黨統一戰線方針的逐步改變。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沒有再提“討蔣”“反蔣”等口號，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且將舊稱“蔣賊”改為“蔣氏”，一字之差在全國社會各界產生巨大反響。5月31日，沈鈞儒、鄒韜奮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制定了《抗日救國初步政策》，並發表宣告，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書，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到了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中，明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方針已經完成了轉變。

經過多方努力，紅軍同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停止了敵對狀態，在西北地區形成了“三位一體”新局面。這種局面甚是奇特：雙方默契地和平共處，即便前方發生了象徵性摩擦戰鬥，後方集市上雙方的採購人員仍相互打著招呼。紅軍劇團還可以去白區演出，當演出話劇《亡國恨》的時候，臺下的東北軍官兵哭成一片。

（四）

讓東北軍打紅軍，是蔣介石自認為“一箭雙鵰”的得意之筆。但西北地區“三位一體”局面的形成，讓他大為失望。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乘專列到西安。他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師旅長以上軍官一個一個地來華清池邊吃飯邊訓話，要求這些軍官服從他的命令，帶領部隊積極參加“剿共”，但是沒有從他們口中得到滿意答覆。於是蔣最後向張、楊攤牌：要麼上前線進剿紅軍，要麼將兩支部隊調往南方，讓出陝甘一帶由中央軍自己“剿共”。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及廣大官兵所不願意接受的。

當天晚上，張學良到住地向蔣“哭諫”，大意是：如不再對日寇加以制止和反擊，那時“我們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千古罪人而無以自解”……張學良的痛哭陳詞，並沒有使蔣介石回心轉意，反而責備張年輕無知，最後氣急敗壞地說：即便你用手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會改變。

第二天，楊虎城再次“諍諫”，無果。楊虎城回來後立即與張學良商量對策。張學良表示：“我們為了國家，對蔣也仁至義盡了，現在只有乾的一條路。”他們決定扣蔣。

接下來的12月9日，成為西安事變的導火索。這天是一二九運動一週年，西安城內上萬名學生舉行請願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極為惱火，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胡鬧”，對不聽勸阻者“格殺勿論！”張學良怕愛國學生遭到不測，親自來到遊行隊伍勸說學生回去。一個站在前排的東北大學學生站出來，流著淚問張學良：“張校長（張學良曾兼任東北大學校長），您什麼時候能帶著我們打回東北老家去？”此言一出，張學良的喉嚨哽住了，他沉默半晌，激動地高聲向學生們說：“你們現在都回學校去，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覆你們。如果失信，請你們把我處死！”之後張學良立即赴行轅見蔣介石，痛哭陳詞，請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蔣介石不僅不為所動，還怒斥張學良是“犯上作亂”！張學良心中憤懣無比，進一步下定了“兵諫”的決心。

張、楊確定了行動分工：東北軍負責驪山捉蔣，第十七路軍負責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與安全。張學良選擇最忠實於他的人去執行捉蔣任務。他還帶著親信到華清池熟悉蔣的居室位置。

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陝西臨潼驪山風景區內格外靜寂。凌晨四五點鐘，一陣清脆槍聲驟然劃破黎明前的星空。東北軍一隊衛兵突然衝進蔣的住處五間廳。等他們進入寢室時，蔣介石已經沒了蹤影，於是立即沿山搜尋。大約一個時辰之後，衛兵們從一個荊棘叢生的巖洞中架出了蔣介石。

（五）

西安事變的爆發，震驚了全世界。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事前毫無所知。訊息傳來後，有人提出“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提出“不要急躁”“慎重考慮”等。

在弄清情況後，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2月1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充分肯定西安事變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堅決主張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爭取全國人民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所歡迎的前途。中央還對紅軍作出部署，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鉗制胡宗南部，從軍事上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相互策應。

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一到西安，周恩來便與張學良徹夜長談，及時了解事變6天來的情況及各方反應。張學良向周恩來介紹了舉行“兵諫”的經過，以及最近幾天來蔣介石的表現。蔣介石初被扣時拒絕商談任何問題，甚至伏在桌上，捂住耳朵，什麼話也不說，現已允許商談抗日。周恩來還同張、楊商定了與南京談判的條件。

12月22日下午，一架專機降落在西安機場，已經等候在機場的張學良親自登機，迎下了宋美齡、宋子文一行人。宋美齡與蔣介石相見後百感交集，她勸蔣介石忍耐自制，放棄寧死不予妥協的決心，接受張、楊談判。在她的勸說下，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變。他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與周恩來進行接觸。

12月24日晚，周恩來由張學良、宋美齡陪同去見蔣介石。由於蔣介石稱病，周恩來未能多談就起身告辭了。第二天一早，宋氏兄妹和周恩來再一次去見蔣介石。周恩來向蔣介石表達了中共聯合抗日的誠意及努力。在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下，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至此，西安事變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解決。

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逐漸成熟的時候，西安事變起到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毛澤東對西安事變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它“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1937年，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便形成了，國共兩黨團結抗日、共禦外侮。

就在1936年即將消逝而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刻，一首歌傳遍了全中國。這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