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葆光1908年出生於湖北紅安，1934年，鄧葆光考入了東京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日本經濟。在他留學日本期間，中日兩國的關係開始不斷惡化，鄧葆光只能暫時離開日本回國。

1935年，鄧葆光與美國人格尼娜結婚，他們夫妻二人一同進入日本中央大學學習經濟。有了美國妻子的陪伴，日本人減少了對鄧葆光的盤查，這讓他可以藉助查詢經濟資料來考察日本經濟學者是如何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

當時，鄧葆光將他研究對比得到的結果，寫成一篇篇的論文，不斷地寄回國內，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報刊上發表。這個時候，中國駐日本使館的官員聯絡上了鄧葆光，希望他可以為祖國繼續研究日本經濟，為國家做貢獻，並且提出可以給鄧葆光推薦合適的單位。

後來鄧葆光回國之後，這名官員便給鄧葆光寫了一封保薦信，寫著“南京雞鵝巷五十三號戴雨農先生收”。就這樣，鄧葆光被推薦到了軍統局中工作。

後來日本投降後，鄧葆光奉戴笠的命令，到上海去接收日偽經營的東方經濟研究所的全體財產。可是鄧葆光剛去，還未來得及做清點的時候，便傳來了戴笠身亡的訊息。戴笠死了之後，整個軍統內部群龍無首，這便使得像鄧葆光這類既沒資歷，又沒背景的人不斷受到排斥打擊。

但此時的鄧葆光依舊堅持做財產清理工作，他發現在大量的日偽收藏圖書中，除了一部分是蒐集的情報外，更多的是漢奸周佛海、梁鴻志所珍藏的珍貴圖書，其中不少還是古籍孤本，都是國寶。鄧葆光將其都登記在冊，並報告軍統局。

當時，國共和談破裂，內戰爆發，軍統局命令鄧葆光將他所蒐集的財產儘快搶運到臺灣，鄧葆光則以上海飄搖，暫避香港為由將這些古籍運到了香港的招商局倉庫。

這個時候，隱藏在東方經濟研究所的中共地下黨員找到了鄧葆光，在這名地下黨員的引薦下，鄧葆光與潘漢年見了面。潘漢年讚揚了鄧葆光保護國寶的義舉，並建議鄧葆光移居香港，等到局勢大變之後，再對其進行安排。

就這樣，1949年6月，鄧葆光全家和幾名心腹便一同前往香港，隨後他們採用了化名，平日內深居簡出。而此時在臺灣的毛人鳳，也想到了鄧葆光和那批國寶級的圖書。為此，他透過香港站的軍統特務，終於找到了鄧葆光的下落和那批被藏起來的圖書。

當時毛人鳳立即指示香港軍統特務，要不擇手段，從倉庫裡搶出圖書，並且對鄧葆光也必須採取監控。鄧葆光得知毛人鳳要搶回國寶後，便又立刻租借了一處倉庫，和幾個朋友親自動手，將7萬多冊的圖書轉移至此。

此時，在臺灣的毛人鳳更加氣急敗壞，他指示在香港的軍統特務，繼續追查圖書下落，探明鄧葆光的住處後，見人就立即槍決。

1950年9月，鄧葆光在香港的街頭身中九刀，幸虧搶救及時，這才得以保命。當軍統的特務得知鄧葆光經過搶救脫離了生命危險後，便又計劃將其殺死在病床上。好在鄧葆光居住的是外國人開設的醫院，醫院對來路不明的訪問者一律拒之門外，讓特務們無從下手。

特務們只好將鄧葆光所在的醫院包圍起來，危急時刻，鄧葆光的妻子與香港的警署進行交涉，要將鄧葆光轉移回內地就醫。在她的再三堅持下，香港警署終於答應了她的要求。

隨後，香港當局用靈車將鄧葆光護送至羅湖橋，鄧葆光由此安全進入廣東，之後遷居上海。某一天，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楊帆一起來看望鄧葆光，並告訴他，那批藏在香港倉庫的國寶，已經全部安全運回上海，不久之後就會送往北京，儲存在故宮博物院和北京圖書館內。

1955年，曾與鄧葆光有過直接聯絡的潘漢年、楊帆被定為“內奸”，不久，鄧葆光也被隔離審查起來，給他下的定論是：自首不誠。給的有期徒刑是5年，此後，鄧葆光就一直在徐州的一座煤礦裡，拿著掃帚掃大街，連他的妻子也被關押了14個月。

只不過後來鄧葆光的刑期竟然長達25年之久，直到1980年，中央為潘楊事件平反之後，鄧葆光才被宣佈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