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解放戰爭由守轉攻的重大轉折之際，中共情報戰線遭受了一次大劫難。北平、西安、瀋陽、保定、蘭州等地的祕密電臺暴露，中央社會部所屬的一個重要情報系統遭遇滅頂之災。

一封電報招來國民黨的警覺

1947年9月的一天夜裡，周恩來收到一封電報，電報內容大致是，國民黨第11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有意和中共和談，請Superb負責人員來商談。發電報人是國民黨第11戰區的中將參議餘心清（中共地下黨）。周恩來接電後並沒有立即迴應。但是餘心清出於熱心，自作主張地舉行了招待會，邀請各國駐北平領事參加。會上他宣佈了一個驚人的訊息，說孫連仲以第三勢力斡旋國共兩黨關係。

其實，接到這封密電後，周恩來就感到大事不妙，他認為這封密電極有可能會招來危險。因為電報是餘心清通過打入保定綏靖公署的地下黨員陳融生經北平祕密電臺發出的。北平祕密電臺建立於1946年，屬於北平情報小組，是西安中心情報系統的一個重要分支。陳融生是北平情報小組重要成員，掩護身份是保定綏靖公署外事處副處長。作戰處處長謝士炎就是通過他成為中共地下黨員，送出了1946年國民黨進攻張家口、1947年國民黨部隊全國戰略部署等重要情報。周恩來看到密電，立即發電報嚴厲批評了北平情報小組，囑咐他們以後要格外謹慎，萬勿輕舉妄動，並令北平祕密電臺臺長李政宣要做深刻檢查。

周恩來是我黨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者

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餘心清的這一舉動立即被報告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大怒，他立即命令軍統保密局駐北平站徹查孫連仲是否通共。保密局局長鄭介民接到命令後，立即派出軍統保密局電監科10餘輛電臺探測車，在北平的街頭巷尾遊走偵聽。試圖尋找與孫連仲有聯絡的中共電臺。與此同時，保密局還指派一些特工守在室內偵聽一切可疑的電波訊號。

這天，保密局北平站電檢科有一個小特務，因和老婆吵架，不想住在家裡就到單位值班去了。他百無聊賴，就戴上耳機偵聽起來。此時，已是後半夜了，突然他聽到一個沒有登記的電臺在發報，這個電臺的頻率、波長與所有登記在冊的電臺都不同，他欣喜若狂，他判斷這極有可能是共產黨的祕密電臺。第二天，他就向電檢科科長趙容德作報告。

實際上，這個被偵測到的可疑電報訊號，正是中共北平祕密電臺發出的。按理說，中共的祕密電報訊號是不容易被偵測到的，因為祕密電臺都有自我保護的手段。比如發報時間短，發報方式不規律等等，可是這一次，祕密電臺每次發報，竟然都在一個半小時以上。因為當時正值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中共北平祕密電臺向中央傳送情報量驟然增大，所以發報時間也就比平時長了很多，有時長達7小時。這樣做是違反地下工作紀律的，因為這樣電波就很容易被敵方監聽到。

趙容德得報，立即出動多輛電臺探測車到處偵聽，全天候對北平進行監聽。此時，祕密電臺仍在每日發報，“嘀嘀嗒嗒”的電波叫個不停，很快，保密局的電臺偵測車就鎖定了祕密電臺的大致位置，即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大街和北池子大街之間，方圓約一千平方米的區域內。並且還確定該電臺每日早上6點鐘起發報。

“草上飛”發現了祕密電臺

大致位置雖然確定了，但這一帶房屋密集、人口稠密，要想找到準確的位置還是很難的。如果挨家挨戶搜查，一定會驚動電臺，失去這條線索。怎樣才能找到電臺還不驚動發報人？特工組組長谷正文通過苦思冥想，終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他讓段雲鵬在這個區域內一家一家的尋找。

段雲鵬，外號“草上飛”，本是個流竄在北京一帶的慣偷，有一身輕功，擅長攀巖爬牆，從未失過手。但在1946年的冬天卻栽了跟頭。那天晚上，北平市內規模最大的綢緞莊瑞蚨祥三樓陳列的最高階布匹竟然被偷個精光。訊息傳開，全城驚動。北平警察局通過嚴密緝查，竊賊終在幾天後落網，他就是段雲鵬。不過，這名飛賊很快就被釋放，並吸收他為成員。因為當時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長，利用他的飛簷走壁本領來尋找共產黨嫌犯的蹤跡。

谷正文叫段雲鵬每天凌晨四五點鐘登上可疑地區的最高處，四處張望。重點觀察哪一家先亮燈。凡是六點鐘準時開燈的住戶都必須仔細觀察。

根據谷正文的安排，段雲鵬每天清晨五點就登上了可疑地區內的最高點，經過幾天觀察，他終於發現，在交道口京兆東胡同24號院內，有一個年輕人，每天大約在6點10分開燈，刷牙洗臉，衝飲牛奶，然後從床底下提出一隻木箱，把它擺到桌上，隨後戴上耳機。不過因為他背對窗戶，無法看清他的雙手在桌上做些什麼，大約在7點鐘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段雲鵬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谷正文，谷正文與特務們經過分析，斷定那個年輕男子肯定是在發報。保密局決定立即實施抓捕。

1947年9月24日凌晨，那個報務員剛剛發報完畢，正在收拾器材和檔案時，谷正文、段雲鵬等人破門而入，將那個每天發報的年輕男子孟良玉和同屋的譯電員李毓萍（孟妻）當場抓獲。隨後，特務們又到北屋內抓獲一對還在熟睡的夫婦，這對夫婦就是中共北平地下電臺臺長李政宣和譯電員張厚佩。同時，特務們還在李政宣床下的一個箱子裡翻出了未及時銷燬的大量電報底稿。

更令保密局特務們吃驚的是，這個院子的房主竟然是北平市民政局科長袁永熙（中共地下黨）的。袁永熙是陳璉（中共祕密黨員）的丈夫，是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婿。此事彙報到蔣介石那裡，10月3日，蔣介石下令逮捕陳璉與袁永熙二人，並嚴查二人的身份。萬幸的是，袁永熙、陳璉堅決不承認地下黨的身份，敵人又找不到證據，最後經蔣介石同意，只好將二人釋放，交陳布雷“嚴加管教”。

地下電臺臺長被捕後叛變投敵

李政宣、孟良玉等4人被捕後，谷正文先把他們押送到自己的院子裡。谷正文知道李政宣這樣的人是不會輕易招供的，他左思右想，終於想出了一條妙計，他招來一個叫樑金花的女傭，在家裡做一些雜事。樑金花的外貌粗樸老實，像個農婦。張厚佩覺得樑金花是個下人，比較可靠，這天她見特務不在身邊，就悄悄讓樑金花幫自己發個電報，樑金花一聽，裝作很害怕的樣子回絕了。樑金花這樣的態度，反而讓張厚佩更加重信任了，她拿出一枚金戒指送給樑金花，讓她一定要幫這個忙，她這才勉強答應了。那個電報的內容是“哥哥與我住院，接收人是西安的趙耀斌（王石堅）”。張厚佩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樑金花正是谷正文安排的一個誘餌，就這樣趙耀斌的身份就暴露了。

同時，特務們還加緊了對李政宣、孟良玉等4人的審訊。很快，李政宣和孟良玉都叛變了。孟良玉向特務們供出了同在延安受訓後被派往瀋陽地下電臺的負責人申福林。因此瀋陽情報小組遭到破壞。情報小組的成員李年（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政治部少將處長）、王書鼐（國民黨瀋陽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等人被抓。

李政宣向特務們供出了北平電臺的3個地下情報小組。這3個情報小組的組長分別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長兼代局長董劍平、保定綏靖公署少將參議樑藹然，以及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教授董肇筠（化名董明秋）。董劍平被捕後隨即又供出在保定綏靖公署任職的幾位重要情報工作人員，他們分別是第一處中將作戰處長謝士炎、軍法處少將副處長兼河北省政府機要祕書丁行、高參室主任餘心清、第二處參謀主任石淳、作戰科長朱建國、北平第二空軍司令部參謀趙良璋等人。

在這幾個人物中，都為中共提供了不少情報，特別是謝士炎，把國民黨軍隊於1946年9月進攻張家口的情報，事先傳遞給了共產黨，才使得國民黨進攻張家口時，只得到了一座空城。

此外，李政宣還供出了在西安的幾名中共地下情報人員，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電臺，最要命的是他供出了這個情報網的總負責人王石堅。

王石堅，原名趙耀斌，早年參加革命。1933年5月，他在北平參加一次會議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不久就被移送到蘇州軍人監獄。在獄中，他堅貞不屈。抗戰爆發後，周恩來代表中共將關押在各地的共產黨政治犯保釋出來，1941年夏天，他被延安中央社會部派到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其中，熊向暉、申健、陳忠經等地下情報人員蒐集到的情報大部分都是通過他發出的。他通過幾年的努力，就建立起了一個以西安為中心，連結北平、保定、瀋陽、蘭州等地的高層次情報網路，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各類情報。

王石堅還有一個公開身份，就是他打入胡宗南的部隊中後，得到胡部的信任，後被派到戰區長官部密電室工作。由於工作便利，再加上胡宗南的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中共情報人員）和熊向暉等人提供的情報，他領導的情報系統對胡宗南部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清楚。1947年3月底，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撤出延安後，在陝北與幾十萬國民黨“追剿”大軍不急不慌的周旋，這就與王石堅系統提供的準確情報有很大的關係。

李政宣叛變後，直接後果是在兩三天的時間內，北平地下情報組織有20多人被抓。與此同時，設在瀋陽、承德的祕密電臺也先後被破獲。但特務們並沒有立即抓捕王石堅，而是讓李政宣繼續用該電臺與西安保持聯絡，以矇蔽王石堅，為的是找出更多的情報人員。

事發後的前3天，王石堅一直被矇在鼓裡。直到9月28日，即電臺被破壞的第4天，從北平來的國民黨特務抓捕了西安情報站的情報人員耿效文，王石堅才感到大事不好。他非常疑惑，北平特務突然來西安抓人，是不是北平的情報站出事了？他拿不準。他通過反覆考慮之後，他決定親自去北平看看。

事發後的第5天，即9月29日，王石堅在西安機場正準備登機飛往北平之時，被國民黨特務抓獲。接著，西安情報站的王金平、戴中溶、季煥麟等人，也先後被捕。幾乎與此同時，蘭州地下電臺的尹家明等人也被抓捕。

北方情報系統遭到巨大破壞

王石堅被捕後，很快就寫了自白書，並把他領導的華北、西北、東北全部情報組織、地下工作人員、5部地下電臺、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及他所知道的有關地址都全盤托出，最後導致我地下情報人員一百多人被捕，其中還包括22名國民黨將領（2名中將和20名少將）。

一場大搜捕過後，保密局的戰果頗豐，國民黨的各大媒體都大肆吹捧，就連蔣介石也發話讚揚，說此舉搞垮了中共的半壁江山，要給保密局北平站以重獎。一時間，眾多參與辦案的人員，紛紛邀功請賞。結果，由於趙容德從偵聽到這個電臺的活動，到捕捉訊號、追蹤等多個環節都立了大功，因此他的受賞最高，是1萬元。北平站長、北平偵緝組組長、抓捕人員等，分別得1000元、2000元不等。

而在這被捕的一百多人中，有的人貪生怕死叛變投敵了，有的人堅貞不屈從容就義。例如，戴中溶、耿效文等人被捕後拒不招供，最後被敵人殺害。謝士炎、丁行、朱建國、趙良璋、石淳5人被捕後被押到南京，於1948年10月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後被稱為“雨花臺五烈士”

在這場大搜捕中，也有人僥倖逃過一劫。例如，後來曾任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當時的第11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王冶秋就是其中之一。還有，打入胡宗南部並一向被胡宗南視為親信的熊向暉、陳忠經、申健3人也未遭到追殺。原因是：一是因為案發時，3人都不在國內，都在美國深造，特務們鞭長莫及。二是因為胡宗南與軍統局的幾個要人關係都非常親密，案發後，胡就決定將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幾個人都由他自行處理，不讓軍統過問，軍統的人就照辦了。至於胡為何把這個案子故意壓了下來不上報，這是因為胡宗南是個死要面子的人，他不想讓別人知道他的親信會做出背叛他的事，更不想讓蔣介石知道這件事。蔣介石如果知道了這件事，勢必怪罪他。所以，他們3人幸逃過了這一劫。事發後，他們3人就收到了李克農的緊急通知，一直到解放後他們才安全回國。

王石堅北方情報系統被破壞後，我情報戰線雖然受到重大損失，但並不是國民黨方面所吹噓的“此舉搞垮了中共的半壁江山”，因為與北方情報系統並列的還有潘漢年情報系統、吳克堅情報系統、劉少文情報系統、西安情報處系統（王超北負責，屬中央情報部）、西安通訊工作組（王敦英負責）、西安交通站（吳柏暢負責）等等，這些情報組織都在正常運轉，同樣也都做出了很多貢獻。所以，王石堅情報系統雖然受挫，並沒有影響這一時期我情報工作的輝煌，更沒有影響解放戰爭的勝利程序。

王石堅先是被關押在西安，後被押解到南京，1948年底又被押往臺灣。他出獄後，被留在臺灣國民黨特務機構工作，最後被任命為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局”情報研究機構少將副主任。1982年，因病去世。

對於王石堅，按一般看法，自然是反革命叛徒了。但熊向暉在2000年發文說：“中央調查部和黨中央從未給王石堅定性。至於為何不給他定性，我不作解釋。”這樣，王石堅的身份就成了一個永遠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