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

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人生遭遇困頓時，不能有自暴自棄的念頭，要有當初奮發圖強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後，要審視自己的信用與原則是否能堅持不懈，這關乎人生結局的交代。

拿個例子來講:李斯，汝南上蔡人（河南上蔡縣人），秦朝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曾和韓非子一起師從於荀子門下，學有所成後，遊歷列國。可能秦國對招聘人才比較積極，給出的條件也相對優越，李斯便投奔秦國當了客卿。

什麼是客卿？就是具有外國身份國籍的在任官員。因為客卿在秦國人數越來越多，擔任的職務也越來越大，也不乏一些間諜混淆其中，這就引起了秦國朝野上下民族主義情緒的反彈，他們懷疑客卿們對秦國的忠誠度，紛紛要求維護族群與國家利益，驅逐攆走客卿。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面對洶洶輿情，李斯上《諫逐客書》說: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 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這篇文章從大秦統一天下的高度來正反論證，利害並舉，說明用客卿強國的重要性。理足詞勝，雄辯滔滔。因此，打動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驅逐六國客卿的成命，並升遷李斯為廷尉。

李斯也不負眾望，積極出謀劃策，協助秦王嬴政制定了“遠交近攻”的戰略部署，然後遣外交人士遊說六國，離間“合縱”之勢。再用軍事力量配合，恩威並施，各個擊破，最終統一了六國。這其中李斯的作為，可以說是至關重要，功不可沒。

大秦統一六國後，秦王嬴政認為自己堪比遠古的“三皇”與“五帝”，因此自稱“始皇帝”。皇帝的下面設“三公九卿”。秦始皇任李斯為丞相，即三公之首，百官之頭。再由李斯牽頭，商議制定國家的禮儀制度。李斯反對周朝的國家分封制，建議實現國家郡縣制，主張銷燬民間兵器，嚴禁私學，並焚燒諸子百家書籍，施行思想專制，這也是韓非子在《五蠹》中所提：“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學說。李斯也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衡量等制度。這些措施，確實加強了中央集權對國家治理的執政力度。

李斯的“法家”政治主張，對後世歷朝歷代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形成了二千年的政治格局。如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詩中道:“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始皇在東巡中死去，李斯被宦官趙高說服偽造遺詔，逼死公子扶蘇，擁立胡亥為秦二世皇帝。

後被趙高陷害。秦二世（前208年），李斯父子被腰斬於咸陽，夷滅三族。行刑時，他對身邊的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李斯初到秦國時，先投於丞相呂不韋的門下，後得到呂不韋的賞識與提拔，逐漸走進秦王嬴政的身邊。在藉助秦王贏政剷除嫪毐團伙之機，又陷構扳倒了恩公呂不韋。

當他在秦國高官得做之時，同窗師兄韓非來投，本想借他身份之便，以求向秦王贏政有引薦的機會，推銷自己的學說，卻遭其忌賢妒能，被奪其學說，逼殺於秦國大獄之中。

秦統六國後，李斯為丞相，他繼承和發揚了韓非的“嚴刑重罰，獨尊法家”的學說，重用惡吏，誰執行力強，誰升遷快的原則。可是，這些政策缺乏生民之念，導致整個社會怨恨沸騰。他與秦始皇一手締造的大秦帝國，僅僅十幾載便人亡政息了。

他在位於丞相時，百官皆來祝壽，門廷車騎有千數之多。他喟然而嘆曰：

“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騖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他不是沒有反思的能力，而是環境使然，就像太史公在《史記.李斯列傳》中所說:持爵祿之重，便生阿順苟合之心。到頭來，他想過著那種牽著黃狗，陪著兒子去東郊遊玩的生活也無法實現了。

縱觀李斯一生，個人奮鬥不可謂不強，功成名就不可謂不盛，榮華富貴不可謂不極。而他生有所戀，卻死有所憾！

這為什麼呢？

我認為李斯的人生悲劇有兩點可說:

1.他出生於布衣，在個人奮鬥的過程中，為達目的，用了很多不光彩的手段。因此，他個人的功名成就越大，所造的孽緣越多。所以，生前除了有秦始皇的認可，和他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並不多。死後史學家對他一生的價值體現也不認同，後世士子對他焚書坑儒，以及個人做人的原則更是不能諒解。生前德不配位，身後怎能得到同情與支援呢？

2.他和秦始皇利用“法家之術”，雖然統一了六國，可是卻無法統治六國的人心，僅僅在十五年後，天下又分崩離析。後世的帝王，雖然繼承沿襲了“法家之術”，但不是完全採用秦國的政治遺產。他們已是左手儒家，右手法家，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策略，來進行國家治理和馭民之術，這就是所謂的“王道”吧？

依上所述，我認為個人生活和國家治理方面，要想達到“行穩致遠”，就要有“知止”的意識與判斷。

怎樣才有“知止”的意識與判斷呢？

《菜根譚》雲: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