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頓勳爵曾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傳統帝國的歷史，就是這句話的最佳註腳。

然而，歷代中國治國者，並沒有對腐敗聽之任之，歷朝歷代，都會有政治強人發起“反腐敗運動”，但弔詭的是，隨著強人的離世，反腐運動總會人亡政息，腐敗就會捲土重來。

例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官吏腐敗懲處之嚴，在歷代皇帝中極為少見。

清朝的雍正皇帝，懲處腐敗也不遺餘力。

兩人在位時，敢於貪汙腐敗貪汙的官員大大減少；兩人去世後，腐敗就捲土重來，甚至愈演愈烈。

朱元璋、雍正的反腐措施為什麼沒有演變成相關的制度沿襲下來？

為何腐敗的生命力如此頑強，而嚴厲的反腐卻在明清兩代難以持續？

在歷史學家張宏傑看來，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歷代統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

·“權力不受制約”

·“低薪導致腐敗的惡化”

傳統社會，“利出一孔”

傳統社會權力萬能，歷代統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原則。

什麼叫“利出一孔”？

天下所有的好處，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從一個孔出來，那就是都要由權力這個孔出來，由皇帝來賜予。

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於一切，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

確實，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那麼，中國傳統社會則是權力萬能。這是古代中國腐敗的第一個基礎：權力支配一切。

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官員們私下徵收的雜費，一旦經由朝廷拿到檯面上來明確化，那麼另一些灰色雜費又會偷偷滋生，因為“揩國家的油”是官員群體改不掉的本性。

這也是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的一部分，也是利出一孔的必然結果。

黃宗羲說，“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確實，中國歷史上每次國家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因為出現新的稅費而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所以康熙說，“自古以來，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開。”“若將火耗明定額數，人無忌憚，愈至濫取。”

也就是說，如果明定火耗標準，官員不但收起火耗來更會肆無忌憚，而且在標準之外還要多收。

康熙皇帝認為，既然“揩油”是官員群體的本性，那麼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讓他們少揩一點而已；但完全不給他們揩油的空間，是不可能的。

仔細探討起來，這種“陋規”思維並不止存在於官場，甚至遍及全社會。

康熙皇帝

民國時人記載說，在北平僕人們來買東西時，商店照規矩會自動把價格提高一成，作為僕人們的佣金，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錢。

小康之家給僕傭的工資很低，因為他們明知廚子買菜時要揩油，僕人購買家用雜物時也要撈上一筆。

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維，與市井細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構、如出一轍。

所以，晚年面對官場貪風，康熙的應對策略是一方面默許官員們在一定程度上需索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學。

他希望官員們以“存理遏欲”為思想武器，保持廉潔，或者至少在揩油時保持一定的“度”。

這種解決方式，實際上還是把問題輕輕推到“良心”二字之上。應取與不應取，只有一線之隔，如果保持這一線之防，端在人心之“正”與“不正”了。

反腐敗的防線如果完全寄託於人心的話，註定是脆弱的。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第二個基礎，則是權力不受約束。

雖然中國曆代王朝為了約束權力也進行了一些制度設計，但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無治法”，所以這些制度實際發揮的作用很小。

中國傳統的權力制約機制是封閉的，它排除外來力量的參與，特別是拒絕引入民間的監督力量。

因此，所有官員都處於同一權力體系之內，受到“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個同樣的遊戲規則的左右，監察官員打“大老虎”，隨時可能為其反噬。

所以，傳統時代，大多數時候監察官員只能“打打蒼蠅”。萬曆年間，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經說：“（官場）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

明末，監察體系淪為了黨爭的工具

儘管有所謂的監察體系，監察官員和其他官員一樣，也受利益最大化原則支配。當他們發現巴結權貴有利於自己時，就會輕易將手中的監察權力作為向權貴們討價還價的資本。

所以，在歷史上很多時期，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很容易“貓鼠一窩”，在竊取“天家”利益時結成同盟。

歷代王朝後期，隨著官僚體系的腐敗，監察系統也會高度腐敗。

明代言官的權力非常巨大，特別是“風聞言事”的特權讓他們擁有非同尋常的殺傷力。

這並沒有導致明朝官場風紀特別嚴明，反而導致了明代後期言官系統的腐敗特別嚴重。

因為手中握有的監督和考察官員的權力，他們公然索賄，買官賣官。明代後期人稱科道監察官員為“抹布”：“言其只要他人淨，不顧己汙也。”

監察系統腐敗的結果，是這個系統完全失去作用。

比如崇禎年間，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經完全流於形式——拘私情，通關節，結果全是“稱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低薪，是嚴重腐敗的土壤

第三個是低薪制導致腐敗的惡化。

中國古代王朝，腐敗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那就是低薪制。

朱元璋不能理解元代官吏貪汙橫行的制度基礎正是薄俸制，他制定的俸祿水平比元代還要低。

比如明代正七品縣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以今天的購買力計算，最高估計也不過在 2500 元人民幣左右。

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

用兩千餘元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貧民水平。

朱元璋的反腐手段，令人不寒而慄

所以，明清兩代的清官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窮，比如海瑞；而之前的清官，比如包公，並不是這樣。

包公的清，是指他正，但他並不窮。

權力巨大，不受約束，又只給開低薪。這就形成了“渴馬守水，餓犬護肉”的局面。

你讓一條狗去看著一塊肥肉，卻一天只給它二兩粥喝，那麼無論你怎麼打它罵它嚇唬它教育它，它也還是要偷吃，因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

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會有個別清廉官員出現。所以，對個體來說，低薪只是貪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但是，從歷史大資料來看，收入過低，很容易引發大面積的貪腐。那麼，由此又引發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曆代大都實行低薪制呢？

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官員數量過多。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律，就是歷代官吏數量呈不斷擴張趨勢。明代劉體健稱“歷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到了明代，文武官員共十二萬餘人。

為什麼官員會越來越多呢？

這是皇權專制制度不斷強化的結果。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制度強化，表現出兩個方向：

一個是皇權不斷向下延伸，控制起社會的方方面面，國家權力不斷向基層擴張；

另一個方向是隨著君主專制的發展，官員權力被不斷分割，皇帝也信不過官員們，所以要讓官員相互制衡，由此造成一官多職，官僚隊伍進一步擴張。

比如，宋代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不斷增設機構、分化事權，“昔經一官治之者，今析之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

所以，中國曆代官員就越來越多。

官員越來越多，但稅收是有限的。中國傳統稅收，主要只有農業稅一途，官吏數量過於龐大，使得俸祿成為財政支出的第一大項。

西漢末年，官員俸祿支出就佔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為財政上一大難題；為了節省開支，薄俸制就成為大多數時候不得已的選擇。

表面光鮮，掩蓋不了內部的腐爛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曆代執政者並未放任腐敗橫行，他們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前所未有，他們對歷史經驗反思之深刻，制度設計之巧妙，不由得讓世人驚歎。

然而，中華帝國卻始終擺脫不了“問題越解決越多，越解決越糟”的歷史窘境——腐敗橫行，直至徹底拖垮一個又一個的王朝。

認識歷史，重要的不是看一個王朝表面上短暫的繁榮，而是看它在歷史長河中的影響和作用，更是看它在廣闊空間中的定位，探尋歷史興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