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終結了封建帝制對中華大地上千年的統治。事態變遷、政朝更迭本應令華夏民族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但因為革命的不徹底，導致很多封建糟粕沒有消除，比如說女子裹足、娶妻納妾，這些封建枷鎖都是對女性的一種不公平，也反應女性在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而包辦婚姻更是讓無數青年女子對未來美好人生的期望成了幻想，而深受其害的女性之一就有朱安。
性格和善的朱家女子1878年，朱安生於浙江紹興一個富貴人家。祖上曾當過縣太爺，雖說到她父親這裡，沒有考取功名，但也成了紹興師爺，家境還是不錯的。
朱安自幼生活優越，衣食無憂。家裡尊崇“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朱安沒怎麼上過學，雖識字不多，但懂得大家閨秀所應掌握各種禮儀，再加上性格溫順，待人厚道，以後應該成為賢妻良母的典範。
朱安的哥哥從四五歲就開始接受教育，學業一直不錯，後來學習法律的他進入政府擔任司法承審員，發展還是不錯的。而朱安在四五歲的經歷，卻令她此生難忘。
她記得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先把她的鞋襪脫去，把腳浸泡在一盆溫水中。過了一會，母親和兩個女傭將她按住，拿出一條長的棉布條，將她的四個腳趾向腳底曲折，用溼布條一層層裹起來，接著又把她腳跟拼命向前拉，這就是裹足。
多年以後，朱安也沒忘記那種鑽心的痛。
在當時她只是遭受這種封建陋習約束很普通的一員，而且待到“三寸金蓮”成型後，雖然行動多有不便，但不會再痛了，而包辦婚姻帶給她的痛苦是終身的。
不幸的包辦婚姻紹興的傳統是以妻子比丈夫大個兩三歲為佳，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女大三，抱金磚”。
1899年，朱安剛滿21歲，這個年齡在現在還是個活潑開朗，無拘無束的女大學生，在當時已算是“老姑娘”了，所以家人開始將朱安的婚事提上議程。
經過一番張羅，朱家與周家有了聯姻。周家長子剛滿18歲，兩人正好年齡相差三歲。雖說周家家境有些衰敗，大不如從前，但是兩家老人還是覺得他們非常相配，不聽母親之言的朱安對婚事沒有什麼異議，只是希望未曾見面的周家長子，以後會給她一個幸福美滿的婚姻。
當時周樹人本該在年底從南京畢業回家，但沒想到此時竟拿到赴日留學的獎學金，雖然朱安不能儘早結婚，但朱家也希望未來的女婿以後從日本歸來有了好出息，能為周家光宗耀祖，也是朱家的一份光榮。
沒想到這一去就是數年，後來還是周母謊稱自己急病，將兒子騙回來，給兩人成了家。早已在日本受到進步思想洗禮的周樹人，對這場包辦婚姻甚為不滿。
結婚當晚，新娘子在床上空等一晚，耳邊不時傳來翻書聲，沒錯新郎在洞房花燭夜看了一晚的書。第二天晚，新郎就搬進母親屋裡睡，待天明他就收拾東西離家去了日本。
後來周樹人回了國，最開始在杭州任教，偶爾回一次家，只是暫短停留，從沒有與朱安有過交流。後來即使回到紹興當老師，他也是住校，雖然學校離周家大宅並不是很遠。
或許在周樹人對朱安的態度，並不是針對這個人，而是表示對封建世俗的不滿，但承受痛苦的只是朱安。
後來隨著周樹人被北洋政府受聘，進入教育部工作，隨著職位的提升，周家家業興旺起來。
悲涼的人生結局作為一家主婦，朱安孝敬婆婆，一家人甚為融洽。但作為周家兒媳，她還覺得自己還未盡到義務，後來透過哥哥給北京的丈夫寫信，希望他能納妾，可以為周家生個一男半女，只是沒想到丈夫的回信中卻斥責的她這種想法，讓她頗為不解。
直到朱安居家遷往北京六年後，魯迅的訪客中出現一個新面孔，這個人就是魯迅先生的學生許廣平。兩人在頻繁的學術交流中漸漸產生感情，許廣平不是第一個接近魯迅的年輕女性，卻是魯迅先生第一個能夠接受的。
雖然朱安曾寫信勸說丈夫納妾，但許廣平真正走進魯迅的精神生活中，卻讓她倍感壓力，後來竟住進了醫院。
因為各種原因，魯迅在一年後接受廈門大學的聘任，帶著許廣平與家人告別。1928年，魯迅與許廣平真正走到一起，一年後兒子周海嬰誕生了。
丈夫的離去反而讓朱安的精神不再遭受折磨，也漸漸接受了現狀，後來她看到寄來的魯迅寄來三人的合影，表現的只是關懷和友善的神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第二天噩耗傳到北京，所有人都呈現出痛惜、惋惜的情感，只有朱安一人在角落裡默默流淚。
魯迅去世後，周作人每月都會寄來15元的供養費，而許廣平也也偶然匯款接濟，但這些對於家庭開支還是有些入不敷出，後來周母魯瑞去世，周作人的供養費也少了很多，而許廣平在上海被捕，匯款接濟也中斷了。
沒有收入的朱安體弱多病，到了1944年已經欠款數千元，當時有人提議她可以賣掉魯迅的藏書，換取錢款度日。
沒想到朱安剛剛要這樣做，就有一些魯迅的追隨者來到北京制止此事，痛責朱安的作為，要試圖保護魯迅的遺物。
這或許是朱安第一次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她說：“你們都說要保護好周先生的遺產，我也算是他遺產的一部分，你們有想過我嗎？”
簡單一句話道盡這個女人一生的悲慼與酸楚。臨終之前，她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葬在丈夫身邊，但是這個心願並沒有達成，因為在許夫人的操辦下，她只是被草草地葬在了保福寺，沒有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