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徹可能是楚漢相爭時期最大的忽悠，韓信擁兵自立、三分天下？理論上很美，實際上壓根不成立。韓信用兵確實牛，但說到底他只是一個“職業經理人”，沒有任何足以自成一派的人事、資源根基。蒯徹建議他自立門戶，那等於是讓他送死。

第一，韓信帶領漢軍平定趙、齊兩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掌控了軍隊。

公元前204年，劉邦逃出成皋後直接奔進韓信兵營，奪取了兵權，史書對這一過程的描繪耐人尋味。

當時，劉邦是這樣進入軍營的：“自稱漢使，馳入趙壁”。戒備森嚴的軍事重地，僅憑自稱是使者就能進入，你信嗎？

“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張耳、韓信倆人還在呼呼大睡，劉邦直接進去拿了兵符、印信，然後把將領們的崗位全部調換了一遍。這是啥概念呢？就像老闆在辦公室裡睡覺，突然殺進兩個人拿了老闆的印章，把公司各部門負責人的崗位都給調換了。這幾乎是天方夜譚。

接下來更神奇：“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外面調兵遣將、熱火朝天，倆領導睡醒了才知道這事！壓根沒有任何親信之類的提醒他倆，彷彿都在看笑話。匪夷所思！

在古代，兵符只是一種象徵，並不單獨具備調動軍隊的威力。否則的話，將領的親兵豈不隨時有機會擁有一支大軍？韓信之所以能如此輕易的被劉邦架空，只有一個原因：除了韓信、張耳之外，其他關鍵崗位的將領都是劉邦的人。

這並非猜測，其他記載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根據《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在漢初官至太尉、丞相的灌嬰，曾長期跟著韓信作戰。在平定齊地過程中，他曾親自帶領一軍擊敗田光、田橫等隊伍；

大名鼎鼎的曹參，在平定齊地過程中的作用更加明顯，據《曹相國世家》，他“以右丞相屬韓信”，名義上成了韓信的副手；隨後平臨淄、攻盧縣，藉著跟隨韓信擊敗龍且、俘虜周蘭，抓獲田光、許章、田既等齊國大員。而在韓信前去包圍項羽時，留在齊地鎮守的也是曹參。

而在垓下之戰後，劉邦乾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故伎重施，奪了韓信的兵權：“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劉邦之所以能如此輕易的拿捏韓信，能夠多次輕輕鬆鬆、一路暢通無阻進入韓信的大帳，原因無他——韓信並沒有獲得獨立的人事權，曹參、灌嬰等等一眾老夥計，長期跟韓信如影隨形，你可以理解為學習，更能解讀為監控、制衡。也許在所有關鍵的崗位，劉邦都安排了老部下盯著。

其實這也容易理解，任何開國帝王能成事，明面上是因為慧眼識才、用人不疑，實際上背地裡都留有後手。身在亂世，胸無城府無條件相信他人的傻白甜，基本都會淪為別人的墊腳石。

第二，韓信沒有靠譜的根基地。

打仗，打的是消耗，不僅是物質、更是人力。身在亂世，任何梟雄如果沒有一塊靠得住的根基地，那等於是無根之木、無本之水。

當初楚懷王一句“先入關中者為王”，就讓劉邦如同被打了一針雞血，在以往沒少屠城、喜好酒色的他，在進入咸陽後，搖身一變成了謙謙君子，對財寶美女秋毫無犯，廢除苛政、約法三章，三秦百姓如同撥開雲霧見青天，“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我們可以感受到劉邦的喜悅。畢竟相對於爭先恐後復辟的山東各國貴族，出身基層的他想要攫取裂地封王的機會談何容易。染指處於權力真空期的秦國故地，顯然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因此，楚漢戰爭前期，劉邦面對戰力爆棚的項羽時雖屢屢落敗，物資、人力消耗驚人，但蕭何坐鎮的關中已經成了漢軍最為可靠的後勤大本營，這個在當初支撐秦國問鼎中原的福地，再次付出了無數血淋淋的代價，幫助劉邦逆襲為天下之主。所以很多朋友認為，劉邦統一天下，其實是重演一次秦滅六國。

而項羽為啥執意要回到楚地，顯然不是史書中的暴發戶說法：“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家族世代為楚將的政治、人脈資產，既是項羽率領8000子弟橫行中原的資本，也是他今後統領各路諸侯的依靠。換一個地方？他還真沒這個底氣。

反觀韓信，他在前期沒有任何資源積累，其權力、地位都是被劉邦賦予的；而蒯徹口中的“強齊”，則可以被視為那個時期的火藥桶：

當初六國復辟時，田假被齊人立為齊王，但後來被原齊相田榮趕走，田巿被扶植為傀儡；但到了項羽分封諸侯時，富庶的齊地被一分為三，齊王田巿降格為膠東王，田都被任命為齊王，項羽部將田安則成為濟北王，這明擺著是要搞事情。

果然，沒過幾個月，齊地就率先燃起戰火：田榮打跑前去就任的田都，扣留田巿、不讓他去膠東；但田巿更害怕項羽，堅決逃跑，田榮把他抓住殺死，乾脆自己當上了齊王。其後他任用彭越擊滅田安、一統齊地。

這當然招來了霸王項羽的痛打。但田榮被楚軍幹掉後，項羽為了殺雞儆猴、威懾各國，在當地燒殺搶掠、坑殺俘虜，引起了齊人的反抗，王室後裔田橫繼續起兵反抗，雙方對峙不下，這才給了劉邦在關中起事的機會。

從田氏在當地的強大號召力可以看出，齊國作為數百年的大國，貴族政治底蘊根深蒂固。後來，明知劉邦已派人招降齊王田廣，韓信卻透過偷襲的方式撕毀合約、襲破齊軍，在當地激起的反抗可想而知。以至於後來韓信前往垓下時，曹參仍留在齊地收拾爛攤子：“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

指望韓信依仗這樣一個餘怒未消、口服心不服的齊地跟劉邦、項羽三足鼎立，豈不太過兒戲了嗎？

因此，韓信之所以沒聽蒯徹的建議，極有可能是充分評估了上述兩大客觀因素所做的決定。更何況，他的職場目標，原本就只是裂地封王、衣錦還鄉。若不是狗急跳牆，他這樣的人是不可能反叛的，相信劉邦對此也心知肚明；但可惜的是，韓信“春秋戰國式”的職場定位，已經與信奉大一統的劉邦起了衝突，被降為淮陰侯其實是一次善意的敲打。

畢竟，劉邦需要的是打工仔，而不是合夥人。

如果韓信有張良那樣的智慧，擺平心態、找準位置，他的人生也許會有所不同；然而他沒有這份覺悟，在長安時隨時隨地憤憤不平，就差把“不滿”兩個字貼在額頭上了；對於樊噲的“跪拜送迎”，他不僅不回禮，反而自嘲：“我這輩子竟然和樊噲這般人為伍了。”

樊噲是誰？劉邦的老友、連襟，呂后的妹夫！由此可見，韓信對出身基層人士的鄙視，比項羽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也許這正是他面臨殺身之禍時，沒有一個沛縣開國元勳站出來說好話的原因所在，說不定他們內心在暗自稱快呢。

能力決定職場下限，但眼界、情商決定上限，從古至今都是這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