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遭慈禧打擊，但忠於皇帝和清廷之心始終未改。
文／劉江華
始設於乾隆朝1762年的伊犁將軍，在1844年新疆建省前一直是清廷在新疆的最高代表，總攬全疆各項軍政事務。有清一代，共41位伊犁將軍，辛亥革命期間被革命黨所殺的志銳是最後一位。
不同於其他伊犁將軍，志銳還以晚清邊塞詩人著稱。在今人輯錄的《中華竹枝詞全編》中，就收有其所著的竹枝詞100首。此外，志銳還有著更令歷史愛好者感興趣的身份——光緒寵妃珍妃的堂兄。
與珍妃在廣州將軍署的青年時代志銳為滿洲鑲紅旗人，祖父裕泰歷任湖南巡撫、湖廣總督、閩浙總督等，咸豐元年調任陝甘總督，但未及上任即病逝京師。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志銳一生也與西北邊陲緊密相關，在西北為官20多年。
《萬國來朝圖》區域性，描繪了1761年各國貢使齊聚紫禁城的場面，其中手持藍色旗幟者為伊犁貢使。次年，清廷在新疆設伊犁將軍。
志銳父親長敬曾任四川綏定知府。1853年，志銳即出生於綏定，少年時期正趕上太平天國、捻軍的勃興。長敬為此組織了百人小隊，日夜操練以自保，志銳也跟著學武練藝。《清史稿》評其“馳馬放槍，發必命中，人以是奇之”。
精通武藝之外，天資聰穎的志銳對於博取科舉功名的制藝也汲汲於求。但或許是老天爺有意考驗，1872年，志銳19歲那年，父親病逝於四川任上。
長敬為官清廉，家無餘財，他一死，志銳一家立即陷於困頓。好在此時身為廣州將軍的伯父長善伸出了援助之手，將他和胞弟志鈞，以及後來赫赫有名的珍妃、瑾妃接到了廣州。
說到珍妃、瑾妃，不少記載說她們是志銳的胞妹。但其實，珍妃、瑾妃的父親長敘，志銳、志鈞的父親長敬，和長善是親兄弟——都是裕泰的兒子。因此，珍妃、瑾妃與志銳之間只是堂兄妹。
他沒有到部就職，而是繼續留在廣州求學。《同聽秋聲館圖》在晚清光宣之際曾流行一時，畫的就是他們兄弟二人發奮攻讀之事。陳寶琛、梁鼎芬等名士，以及晚清印壇巨擘黃牧甫等，曾題詠、留印其上。梁鼎芬題詠中，盛讚志銳兄弟“有二妙、辭華無敵”。志銳、志鈞兄弟果然不負眾望，分別於1880年、1882年中進士、入翰林。兄弟連捷，一時傳為佳話。
坎坷仕途成就邊塞詩人志銳的1888年屬於一場歡喜一場愁的年份。伯父長善在這一年去世；同在這年的11月8日，兩個堂妹同時被選入宮。且因生性活潑，加上在廣州生活讓其思想較為開放，珍妃很快成為光緒寵妃。
是否真的如此？可以把他和經歷相同的曾國藩做比較：曾氏1838年中進士，1840年散館（相當於翰林院畢業）後授翰林院最低一等的檢討，至1849年升授禮部侍郎，歷時11年，時年37歲。反觀志銳，1880年中進士，1883年散館之後被授比檢討高一等的編修，1892年出任禮部侍郎時已39歲。也就是說，志銳仕途的起點比曾國藩高，但達到與曾平級的禮部侍郎，用時還多1年；再考慮到志銳的滿族血統和官宦世家出身，應該說，他的升遷確實比較緩慢。
箇中原因，多種史料都認為是志銳屢屢上疏言事，因直言不諱，得罪了朝中權貴。
目前已不可考得罪了哪位權貴，但志銳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的表現讓後人看到了他敢言的性格特徵。11月4日，他向光緒皇帝上萬言疏，力主對日開戰，彈劾主和的大學士孫毓汶，並奏請親赴熱河募勇辦團練保衛北京，與文廷式主戰的奏疏遙相呼應。
志銳在廣州期間就與文廷式相識，後曾推薦文廷式做珍妃姐妹的家庭教師。文廷式1890年參加會試中探花，據《翁同龢日記》，光緒得知後讚歎道：“此人有名，作得好”。4年後的翰林院大考，光緒特面諭將文廷式拔為1等第1名。文廷式的奏疏，不僅反對議和，還疏請取消慈禧六旬生日“慶典”、召回恭親王奕訢主持朝政、參劾李鴻章“昏庸驕蹇、喪心誤國”，樁樁件件都含有要慈禧歸權、讓光緒親政之意。加上後來支援戊戌變法，因此被慈禧打入另冊可謂意料之中。志銳身為外戚，卻不掩鋒芒、倡言主戰，自然而然被目為“帝黨”。
很快，李鴻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楊崇伊反參“文廷式企圖支援珍妃奪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對慈禧聽政，支援光緒皇帝自主朝綱”。慈禧藉機下旨，以“交通宮闈，擾亂朝綱”的罪名，將文廷式革職，永不錄用。珍妃因受文廷式之託向光緒進言主戰而受懲，與瑾妃雙雙遭廷杖、從貴妃降為貴人。志銳在熱河辦鄉團之舉也被慈禧斥為“舉動荒唐”，從禮部侍郎貶為烏里雅蘇臺（蒙古境內，距烏蘭巴托正西1800裡）參贊大臣，調其出京、奪其兵權。
從熱河經張家口前往烏里雅蘇臺，途經64處臺站（驛站），翰林出身的志銳將一路所見的自然景觀、社會群體、風俗習慣寫成《廓軒竹枝詞》100首。撰寫過程中，雖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一再強調只是客觀描寫，但諸如“幾多憂憤一時蠲”、“澄清心事已相違”等詩句，無不透露出志銳的憂君思國情懷。今天，這些竹枝詞還成為研究沿途山川地貌，以及蒙古族風土人情和宗教的重要參考。
從中俄邊境審案官到杭州將軍自1894年任職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至1907年調任寧夏副都統的13年，是志銳仕宦生涯中最具色彩的一段。其間，他兩度受命赴司牙孜會同俄國官員審理中俄邊民糾紛積案，充分展示了才幹。
司牙孜為俄文譯音，即“仲裁會”或“會審法庭”。清代後期，中俄兩國定期會審雙方邊民互控積案，被稱“司牙孜會讞”。
志銳首度受命，是伊犁將軍長庚的奏請，“半年中結案數百起，中外人士交口頌之”。1904年5月，經伊犁將軍馬亮推薦，時為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的志銳再度領命，在不到半年內將新疆建省20年來中俄積案清理完畢。
儘管辦案有功，但志銳非但沒有被升官，反而連降兩級，1899年10月由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降為伊犁索倫領隊大臣。按清制，伊犁將軍下轄都統、參贊大臣、辦事大臣、領隊大臣等職，領隊大臣只管帶兵，不能過問地方政務，且無單獨上折權。看來，雖已遠離朝廷中樞，但慈禧並沒有忘記志銳這位帝黨的中堅力量。而就在志銳遭貶不久的1900年8月，他的堂妹珍妃被慈禧在西逃前下令推入井中。
1908年慈禧病逝。第二年年底，攝政王載灃下旨調時為寧夏副都統的志銳進京陛見。1909年12月，闊別京師已長達18年的志銳抵京，延至1910年8月才被任命為杭州將軍，賦閒長達8個月。箇中原因，《清故伊犁將軍文貞公行狀》指出是當時載洵、載濤兩貝勒當權，暗中派人關說讓志銳投其門下，但志銳不為所動而遭報復。
出任從一品的將軍，意味著志銳完成了由文職翰林向最高武職的轉變。
當年出任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時，志銳就多次上疏，且不改其直言秉性。比如，他在奏請實行滿漢融合折中指出，京師11部，滿尚書已佔了9人；外省7總督，旗人佔了5席。長久以往，恐怕會引起漢人心中不滿，“非朝廷之幸，亦非滿人之福也”。很顯然，在由滿族貴族統治的清廷，這是人所諱言的。也因此，“疏屢上皆留中”，被慈禧擱置不議。
出任杭州將軍後，志銳仍不改其本色。按例，各地將軍主要管旗兵、軍務，但據《宣統政紀》，在杭州將軍任上，志銳所上奏疏，顯然超越了此範圍。當時日本大量收購中國製錢熔鑄成銅塊，再運到中國銷售，甚至公然違反中國法律，在天津、上海等地租界私鑄銅錢。為此，1910年10月，就任杭州將軍僅兩個月的志銳，就上摺奏請查禁，並建議規定銅圓一枚僅值銅錢四文或五文，讓販賣銅錢無利可圖，從而減少和杜絕私鑄。
1910年代，新疆民間武裝。
此外，他還批評杭州軍事新政，認為除學堂頗為可觀之外，其他的巡警局、工藝廠等都難成氣候。值得一提的是，出身官宦世家的志銳，秉持的仍然是傳統觀念，對新政持反對態度：任職索倫營領隊大臣時曾據實奏報新疆新政頭緒繁多，名不副實；1911年2月調任伊犁將軍不久，他立即上疏“力陳新政多糜費，請省罷”。
末代伊犁將軍命喪邊城儘管同為從一品，但從有“人間天堂”之稱的杭州，調往苦瘠荒涼的伊犁，無論如何都算不上美差。或許為了安慰志銳，釋出任命不久，清廷又賜志銳紫禁城騎馬、賞尚書銜等殊榮。
好在志銳並不以為苦，降任領隊大臣時，凡有閒暇，他就潛心研究當地輿圖，並借打獵之機考察伊犁山川、要塞等。調任伊犁，在他看來，終於有了守邊牧民、報效清廷的機會。只是，行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清王朝，雖同意志銳所請賦予伊犁將軍節制伊犁附近文武官員的權力，但無法完全滿足他增餉、練兵之請，最終使得志銳“悵惘出都門”，走上不歸路。
朝廷給伊犁的協餉，每年為五十多萬兩。而按照志銳的統計，伊犁練兵和辦公經費等，每年需八九十萬兩。如此一來，每年虧空就達四十多萬兩。歷任伊犁將軍府只好向當地官錢局借款，志銳上任時已欠下160多萬兩。為此，志銳一面奏請朝廷撥款200萬兩以清前欠，一面奏請將伊犁協餉增至每年100萬兩。最終，戶部只答應給20萬兩，而且還無法立即撥付；增加協餉的請求則石沉大海。他要求招募新兵重新訓練，朝廷也沒有完全同意，而是讓他與新疆巡撫袁大化籌商。
從京師赴伊犁將軍任，朝廷給的時間是8個月。志銳4月上路，據清宮檔案，10月即抵烏魯木齊、11月到伊犁。這表明，他比朝廷規定的時間至少早到了兩個月。
就在志銳趲途西進的同時，國內形勢發生著劇烈變化。四五月間開始的四川保路運動愈演愈烈；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新疆也正處於革命火山爆發的前夜。
新疆的革命，和前任伊犁將軍長庚頗有淵源：1907年，長庚奏調南北洋新軍近900名到達伊犁，作為當地編練新軍的骨幹；至1909年，編成陸軍一協，由同盟會會員楊纘緒出任協統（相當於旅長）。與此同時，革命黨人馮特民、馮大樹、李輔黃等隨軍來到伊犁，成立了革命組織機關——伊犁同盟會，並創辦了革命機關報《伊犁白話報》，號召推翻清廷。
鑑於各地響應革命的多為新編陸軍，為了遏制革命，到任不久的11月，志銳先借新軍士兵與伊犁武備學堂學生毆鬥之機，將新軍的彈藥收繳入庫，並撤銷了武備學堂；隨後，又迫使協統楊纘緒辭職，以避免衝突為藉口撤銷伊犁陸軍混成協建制，遣散其士兵和官佐；又以“譏彈實事”的罪名，下令查封《伊犁白話報》，企圖藉此控制輿論、壓制民眾。
但在遣散士兵的同時，志銳接連犯下了多個錯誤。
首先是沒有善待協統楊纘緒和被遣散官兵。一日楊纘緒謁見，得知楊之胞兄楊開甲為湖北軍政府參謀部副部長後，志銳聞言色變，厲聲“送客”，此後再也不見楊纘緒。裁撤、遣散伊犁新軍之際，志銳要求士兵將所穿的皮衣皮褲全部繳回存庫。此時新疆已屆冬季，擔心士兵途中凍斃，楊曾懇求先準士兵將皮衣皮褲穿至牧地再行繳庫。志銳卻暗中派人率隊在士兵經過的各個要道加以阻攔，強行剝下士兵身上的皮衣皮褲，致使這些士兵挨凍而行。
其次是遲遲未給遣散的官兵發旅費。由於跟志銳不和，楊纘緒決然辭職，料理東歸，可虧欠官兵的三千兩餉銀遲遲沒能發放，因此不得離去。最終強行遣散新軍、剝下皮衣皮褲、拖欠餉銀成了點燃伊犁革命的導火索。
不僅如此，志銳還誤判了伊犁革命形勢，過於託大、疏於防備。起義爆發之前，伊犁武備學堂教師崇行銘曾向志銳告密。但志銳認為城內外忠於清廷和他的滿、蒙軍等兵力不下數萬，楊纘緒只有一協人馬且槍彈不足，非但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自己正可藉機加以全殲，故並未嚴加防範。
1912年1月7日夜，伊犁革命爆發，志銳次日被殺。據仍留在伊犁的新任杭州將軍廣福事後報告，兵變的原因是“伊犁陸軍因志銳到任後久未發餉，又紛紛裁撤，邊地天寒，窘迫無計”；兵變的結果，是“兩方傷斃三十人，志銳被戕，印信遺失”。
綜合親歷者的回憶，當起義軍攻打伊犁將軍署時，志銳才發現手下的部隊分散駐防、調集不易，且部分官兵多系哥老會人、同情革命，調集時遲遲不來。倉皇之下，志銳從將軍署後門逃出，躲進老滿營右翼協領烏爾格春的衙門裡暫避，8日早被尋獲。
一開始，眾議推舉其為都督，但志銳以不能“背朝廷、辱祖宗”為由，只求速死。於是，眾人將他押往商務會，準備公開處決。走到鼓樓旁的官錢局門口，志銳裝死賣活不肯走，革命黨人馮特民擔心夜長夢多，掏槍將其殺死在大街上。有現場目擊者回憶，“地上躺著一個頭朝南，年約五十開外，身穿天藍綢棉衣的人，沒有穿鞋的白布襪底上沾滿了泥雪，臉上兩道刀傷，光著頭一動不動。人們指著他說，這就是志將軍”。
才華和品行志銳文武全才，既點翰林，又事武職。他工於詩詞，且為官清廉，自號“窮塞主”；雖屢遭慈禧打擊，但忠於皇帝和清廷之心始終未改。《清史稿》記載，志銳“抵新疆，聞武昌變，或勸少留”，但他沒有答應，慨然赴任。在給友人的信函中，即有“以身許國，不作生入玉門想”等語句。
還有一種說法是，志銳西進途中，曾分別與陝甘總督長庚、新疆巡撫袁大化及已革輔國公載瀾等人密謀，計劃迎宣統帝西遷，在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或者阿勒泰建都，聯合蒙、甘、新各族封建王公，割據西北，偏安以觀其變。解密的清宮檔案表明，從1911年11月25日到1912年1月初，為了要3萬兩銀給士兵發餉，官居從一品的志銳不惜放下身段，和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額勒渾、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這兩位二品大員交章爭奪。但最終，捉襟見肘的清廷連區區3萬兩銀子都未能撥付，致使志銳被戕。
志銳重信守諾。父親長敬的一位年近17歲的小妾在長敬去世後絕食殉葬。志銳感動之下，當時曾想將其靈柩運送回京城，安葬於祖墳之內。但四川至京師，路途遙遠，靈柩運送費用約需千兩。當時沒錢的志銳只好作罷。20年後，志銳官至禮部侍郎，終於兌現了自己當年的諾言，並利用在禮部就職的便利，為該小妾上折請旌表，還親自撰文記載此事。
王雙壽與志銳家是世交，宣統初年，王雙壽領其父自湖北進京投靠。王父甚至在志銳府終老，其時賦閒京師的志銳親自為其料理後事。武昌起義爆發後，遠在西北的志銳還多次去電詢問王雙壽的情況，並準備寄錢加以賙濟。《清故伊犁將軍文貞公行狀》因此評價，“其篤於故舊多類此”。
珍妃被沉井11年之後，志銳被殺。除去被暗殺的廣州將軍孚琦，志銳、福州將軍樸壽、西安將軍文瑞是辛亥革命期間殉難的三位將軍。時年59歲的志銳之死，也標誌著清王朝在伊犁軍府100多年統治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