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看待歷史事件，那麼恐怕會覺得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匪夷所思的。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島、澎湖列島及其附屬島嶼、遼東半島等地；向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人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如今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對《馬關條約》所造成的影響是這樣描述的：刺激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從而導致中國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作為戊戌變法領袖之一的梁啟超曾對甲午戰爭評價道：“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甲午戰爭後無數志在改革圖強的仁人志士在痛定思痛後開始總結日本崛起的經驗，然而當時中國人的所有總結都只追溯到明治維新，放佛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間所實現的跨越式發展全是明治維新的功勞。時至今日把日本的明治維新與我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進行比較仍是史學界所熱衷的一件事，而這麼做的最終目的就是想弄明白究竟是什麼導致了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上的不同命運。
在古代喜馬拉雅山脈把世界分為兩部分：在喜馬拉雅山脈以西的中東、歐洲等地的基督教文明、猶太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都屬於亞伯拉罕諸教的範疇；在喜馬拉雅山脈以東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則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套迥然不同於亞伯拉罕諸教世界的互動體系。古代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之間形成的這種互動體系是由以下幾大要素組成的：政治上的宗藩朝貢體系、文化上的漢字文化圈、儒學和漢傳佛教傳播圈以及農業上的水稻種植文明。
古代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都至少曾被納入上面所說的幾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圈子中的某個，有的甚至可能還被納入到多個圈子之中。這其中朝鮮和越南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兩國都是定期向中原王朝進貢的藩屬國，也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還從中國吸收了水稻種植技術。古代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就這樣構建起一種截然不同於西方世界的國際體系，然而這種體系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東來被逐漸打破。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於這一體系之中的國家除中國、日本、暹羅（泰國）三國之外均已淪為列強的殖民地。
中國、日本、暹羅三國之中其實只有日本才是當時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完全獨立主權的國家，而日本在擺脫自己的民族危機之後更是轉身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鄰國展開了侵略；相比之下中國儘管沒完全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但諸多主權的喪失仍使其無可避免沉淪於半殖民地的狀態。即使在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之後中國仍處於一種於外部積貧積弱、於內部軍閥混戰的狀態，直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才使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迎來了鳳凰涅槃一般的重生。
我國史學界過去的傳統觀點一直認為：日本是透過明治維新從而迅速崛起成為近代化強國並進而開始對亞洲鄰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然而明治維新難道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從天而降的變革嗎？近代中、日兩國都曾設法為擺脫民族危機而進行改革，可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能成功？為什麼我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會失敗？要解答這些問題不能把明治維新、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作為孤立的歷史事件看待，而必須把這些事件還原到當時中、日兩國所面臨的客觀環境中考慮。
在物理學上有一個能量守恆定律：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哲學上也有一個與之相類似的觀點叫做“物質不滅”。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物質存在具有的無限、永恆、絕對的性質。當然物質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於永續的運動變化狀態，但絕不會憑空消亡。事實上人類的歷史演進又何嘗不遵循這樣的規律呢？歷史並不是一個個孤立事件的簡單組合，而是一條永續發展的長河。
歷史上發生的任何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點一滴匯聚才創造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在歷史的發展傳承過程之中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事卻彼此互相影響著，從而造就了滾滾向前遞進的歷史程序。今天我們開啟燃氣灶生火做飯時我們不會想到世界上第一個發明生火做飯這種方式的人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了何等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卻的的確確是客觀存在的。這些看似與我們今天的生活無關的點點滴滴細節實際上恰恰是匯聚塑造我們今天所身處這個世界的根源。
明治維新和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一樣不可能是憑空發生的孤立事件，而必然有其一系列前因後果——正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歷史積澱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土壤。過去我們的傳統史觀過於強調明治維新在日本歷史上的轉折點意義，然而卻因此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明治維新本身是日本歷史發展的一種結果，所以對明治維新的分析就不能只單純停留在這一事件本身。對明治維新的分析應當在縱向上拓展到明治維新以前的歷史時期，在橫向上應當拓展到對當時世界局勢的分析。
如果我們把明治維新放在這樣一種宏觀時間軸上就不難發現：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就是東亞和東南亞世界的一個特例。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其所著的《文明衝突論》一書中明確地將日本列為一種與西方文明類似的獨特文明：日本作為一個東亞國家在歷史上曾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受到中華文明影響，以致於日本的文字結構就直接借鑑於中國漢字，然而日本從中世紀以來的社會結構就缺乏東亞大陸中央集權式的統治特徵，反而與西方中世紀的社會結構更為接近。
日本歷史上始終缺乏像中國一樣的大一統王權，而是形成了一種各地由各地武士階級分控的幕藩體制。日本社會中的大名和武士更類似於西歐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和騎士。這與中國的州牧、郡守等直接聽命於中央政府的地方官有很大的不同。正是這樣一種接近於西方的社會結構使近代日本更容易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為什麼說這樣一種社會結構使更容易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呢？我在上文提到歷史是一條永續發展的長河，而歷史的永續運動其實是遵循一定邏輯的。
中國古人一般將這種邏輯稱之為天命或天道，用我們現代唯物主義的觀念來說這是歷史發展所遵循的客觀規律。歷史正是遵循這樣的客觀規律不斷演進正如河流遵循著河道不斷往下流一樣：在過往的歷史歲月裡中國、日本以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在不斷髮生著變化，但任何變化都是基於以往的歷史基礎之上的，中國和日本在近現代的變革都是在充分吸納前代的基礎之上而發生的。近代中、日兩國的命運分野其實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詞”天道“，那麼何為天道呢？天之道補不足而損有餘——這點我們可以從自然界觀察得到：老鼠體型小，在食物鏈中處於下游，因此造物主就賦予它超強的繁殖力以彌補容易被捕食的缺陷；作為食草動物的羚羊則被賦予了奔跑速度和數量上的優勢。為什麼食肉動物的數量永遠少於食草動物就是這個道理，否則生態系統就無法維持。人類社會其實也遵循一樣的法則：並沒那種社會形態、文明體系、國家制度是天生優越的，只有在某個特定歷史適應本國的制度體系才是好的。
天道在賦予任何一種社會形態、文明體系一定優勢的同時也會使其具備一定的固有缺陷。社會形態、文明體系本身並無優劣之分，這就正如我們個人的性格並沒優劣之分，只看誰更能適合他所在的環境圈子。對國家文明同樣如此：並不存在先天的優越性，只看誰更符合特定時代發展的需求。任何社會形態、文明體系都同時具備自己的優勢和劣勢。這是由天道所賦予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每種社會形態、文明體系面臨時代轉折時就存在著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克服自身劣勢的問題。
中國在人類從原始的狩獵採集向定居農耕時代過渡時無疑是極為成功的，所以才能發展出綿延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相比之下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其實是失落的文明：如今的埃及人、希臘人甚至都不是建造金字塔和帕特農神廟的古埃及人、古希臘人的直系後裔。然而當人類社會從定居農耕形態向工業化大生產形態過渡時中國為什麼沒能在第一時間適應這種變化呢？物理學上的慣性定律認為：若無外力作用物體將始終維持既定的運動狀態，而物體質量越大則慣性大。
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演變程序乃至整個生物進化史也遵循這一規律：在上一輪進化或變革過程中的勝出者由於過於適應於成功經驗而往往成為下一輪進化或變革過程中最先淘汰出局者。當某一文明透過變革領先於其他文明時人們就會對自身文明形成強烈的認同感。那麼在下一波變革來臨時就會出於對未知的不確定狀態的先天抗拒心理而難以適應。這種純理論的解釋可能過於抽象，所以我為大家舉一個曾真實發生在我們很多人身邊的例子。
在我國的國企改制過程中過去的鐵飯碗制度被打破了，在這一過程中原來的國企職工們面臨兩種選擇——要麼自謀出路，要麼就等著下崗分流。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等著廠子破產以後下崗分流而不願提前自謀出路。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對未來的不確定狀態的先天抗拒心理。哪怕明知自己的鐵飯碗已捧不了幾天了，可也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因為自謀出路的結果是無法預知的。事實上大到一個國家同樣也會存在對未來不確定狀態的抗拒心理。
在世界進入近代歷史之前中國早已形成相當成熟的大一統帝國形態，而這種制度也被證明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相比之下這時日本所面臨的變革難度其實是遠遠低於中國的：日本國土小、人口少、民族成分單一、歷史文化底蘊相對欠缺，然而這恰恰使日本在面對千百年未有的變局時擁有船小好調頭的優勢。本就一無所有還能有什麼可失去的呢？這就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光腳的日本人本身沒什麼可失去的，那麼當然就有敢闖敢變的衝勁。
相比之下有鞋穿的中國人就會覺得自己的小日子還過得去，萬一折騰到最後弄得自己沒鞋穿可就麻煩了，所以中國人在當時有著強烈的保持既定狀態的慣性思維。自從武士階級崛起之後日本的中央集權就遭到了破壞，在日本無論是統治日本的幕府，還是各地藩主，如果誰拒絕變革，恐怕不等洋鬼子殺來，就會被周圍的其他透過學習西方而強大起來的藩主消滅掉。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日本上上下下都有迫切的變革動機和決心，而這種決心是當時已日漸腐朽的清政府所不具備的。
世界各國曆朝歷代的變革最大難點癥結恰恰就在於如何突破定勢思維、既得利益這些條條框框的束縛。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具備打破束縛的堅強決心，然而同一時期清政府恰恰缺乏這種勇氣與魄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近代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註定。從1615年大阪夏之陣結束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這238年間日本國內再無大的戰事。在長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業和城市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一時期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制定了參覲交代制度。
所謂參覲交代制度是指：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江戶，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們住在江戶的半年實際上處於幕府監控之下，而頻繁往返於封地與江戶之間則耗費了藩主們大量財力和精力，從而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亂的可能性。儘管幕府制定這一制度的初衷是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實力，然而無形之中這也大大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幕府出於讓諸侯大名們在路上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的目的而大力發展諸侯往返途中的商業貿易，希望諸侯們在沿途花的錢越多越好。
與此同時藩主大名們往往處於攀比的心理在參勤上做足派頭：紀州德川家第11代藩主德川齊順在1841年的參勤就動員了1639名武士、2337名工人及103匹馬。這一路上這麼多人的食宿就足以對所經之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刺激作用了。後來幕府為便利藩主大名們的參覲交代還開通了五大商路和幾條海路。交通的發展進一步刺激了商業貿易的發展。這一時期日本出現了舉世罕見的農民進城和城市化現象。1720年江戶的人口已達到100萬。
相比之下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後才達到74萬，直到光緒年間才達到108萬。除了江戶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萬人口、京都有34萬，而英國倫敦同期的人口為70萬，也不如日本的江戶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歐洲只為2%，如果算上人口1萬以上的城鎮，那麼日本的城市化率則達到10%，而同期的清朝僅為6.9%。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起步時日本的金剛組已屹立千年不倒，大阪還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貨市場。
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始於160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創立發行，然而世界上最早的期貨交易所卻不是誕生於西方國家，而是1710年誕生於日本的堂島大米會所。這一年對應的中國歷史年號是康熙四十九年。堂島大米會所的合約嚴格規定了交易標的物大米的等級標準、數量、價格變動幅度、交割時間等，確立了現代期貨標準合約的諸多要素。當時堂島大米會所的交易空前繁榮：從業的做市商有千人之多，會所開出的標準合約最多時有11萬多包 ，而當時全日本的實物大米只有3000包。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教育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且形式多種多樣：日本當時的公立學校叫學問所，主要教授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文學研究，還教民間小孩們識字。地方上的各個藩也有自己的學校，藩校設立的最初目的是培養武士階層的文化水平——當時日本的軍隊系統實際由武士構成，包括部隊的文書、會計等文職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擔任，這就要求武士必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一些思想較為開放進步的藩校就已經開始增設外語、軍事、工程學等學科。
除了學問所和藩校之外日本還有民間學塾和寺子屋。據《日本教育史資料》統計：19世紀初登記在冊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維新前夕算上沒有登記的非正規寺子屋已達到7萬家之巨。1850年的日本男孩識字率為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學生學習的內容除了儒家經典，還會學習《商業指導》、《百商教程》等實用技術。透過學習，學生能夠聽懂官方文告，學會開具發票、記明細賬、閱讀農學手冊等。
1754年若狹小浜藩的醫生杉田玄白和他的朋友山脅東洋得到京都所司代的允許用死刑犯的屍體進行了一次人體解剖實驗。1774年由杉田玄白成功翻譯了荷蘭語解剖學書籍《解體新書》，書中所使用的“神經”、“軟骨”等詞彙後來還傳到了中國。1821年伊能忠敬、高橋景保運用西洋傳入的近代測繪技術製成了《大日本沿海輿地圖》。1827年日本史上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物理學的書籍《氣海觀瀾》出版，十年後日本史上第一部介紹近代化學的書籍《舍密開宗》出版。
《舍密開宗》出版三年後中英鴉片戰爭爆發。由此可見早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就先於中國接觸到近代醫學、物理、化學、地理等方面的知識。這一時期日本對外部世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歷史的瞭解也比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更為深入：1788年大槻玄澤出版的上下兩卷《蘭學階梯》系統介紹日本與荷蘭的通商貿易史以及西方科學在日本興起的過程。1810年高橋景保蒐集日本、中國和西洋的資料繪製成《新訂萬國全圖》。順便提一下在這副世界地圖中釣魚島被標記為中國領土。
1774年繼位的薩摩藩主島津重豪在自家領地創辦了醫學校，後來又建立了研究天文和數學的學校。1851年島津重豪的孫子島津齊彬就任藩主後在今天的鹿兒島市規劃了一片近代化工業試驗區——整合館。整合館曾嘗試仿製反射爐、玻璃、瓦斯燈、水雷、火炮、輪船、紡織機等近代工業產品。過去有的說法認為中國的洋務運動要早於日本的明治維新，然而如果把日本的近代工業化從整合館時代算起則要比中國的洋務運動還要早十年左右。
1853年美國黑船用炮艦強迫日本打開了國門，七年後日本人就駕駛著鹹臨丸號完成了橫渡太平洋的壯舉。鹹臨丸是1857年日本從荷蘭購買的一艘小型軍艦。鹹臨丸總噸位不足300噸，只配備有100馬力的蒸汽機，因此只有在進出港時才使用蒸汽，而在航行過程中是藉助風力作為動力的。七年前才見識到美國人的蒸汽輪船、學習駕駛蒸汽船技術不過五年的日本人就是用這樣簡陋的一艘船橫渡太平洋抵達了舊金山。日本開國後不僅主動遣使訪問考察歐美國家，還在1862年派出 “千歲丸”號訪華。
在1862年出訪中國的日本考察團中就有後來倒幕運動中的風雲人物高杉晉作。高杉一到中國上海就去書店問有沒有魏源的《海國圖志》，結果被老闆反問：“那是一本什麼書？魏源是何許人也？”就是這本在當時的中國無人問津的書在當時的日本被先後再版20多次，成為明治維新前後日本人瞭解世界的一個重要途徑。由此可見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農業、商業、教育、運輸、科技都已發展到時代轉折的十字路口，而明治維新恰恰正是這一切運動發展的結果。
如果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外力作用刺激下自身社會形態的發展，那麼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則完全就是外力刺激下被動的應激反應。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並沒喚醒沉浸在天朝上國迷夢之中的統治者，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京師淪陷才使身居紫禁城中的最高統治層意識到了問題的嚴峻性，於是一場旨在學習歐洲國家先進技術的洋務運動隨即展開，然而洋務運動始終脫離不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器物層面：洋務運動由始至終也只停留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層面。
然而洋務運動只想引進別人的堅船利炮，卻從未思索過別人為何船堅炮利。洋務運動想單純依靠複製別人的技術實現富強，卻不願認真分析別人的技術所依託的一整套制度體系。洋務運動的這種先天缺陷在甲午戰爭充分暴露了出來：長期以來清軍的武器裝備一直主要依賴於採購，而沒掌握自主標準化生產的核心技術。由於清政府缺乏自己完整的軍工生產體系，所以更多隻能從海外進口武器。總體上清軍的武器國產化程度是比較偏低的，少有的幾種國產武器也是與引進的西洋武器混用的。
戰後日軍曾對日軍傷兵的傷口進行過仔細分析，結果發現造成日軍士兵傷口的武器有德制毛瑟單發槍、毛瑟連發槍、英制施耐德步槍、恩菲爾德步槍、馬提尼-亨利步槍、美製溫徹斯特步槍、雷明頓步槍、斯賓塞步槍、法制米涅步槍、夏斯波步槍、仿製毛瑟槍以及清軍自制的土式抬槍等二十餘種槍械。這種情形首當其衝造成的結果就是給清軍的彈藥補給造成了沉重的負擔。不同型號的武器裝備所使用的彈藥型號是不同的，然而清軍在彈藥的管理方面卻是一塌糊塗。
表面上清軍的武器裝備似乎並不落後於人，然而上了戰場才發現事先準備的彈藥根本與所用的武器型號不匹配，五花八門的武器裝備的保養維護也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毫無疑問這當然會大大影響清軍的作戰效率。相比之下儘管日本從1889年起明治十八年式村田步槍和明治二十二年式村田步槍就成為日軍中的標配武器。洋務運動後的清軍儘管裝備了看似先進的熱兵器，然而軍事理念、指揮系統、後勤補給完全停留在冷兵器時代。在這樣的軍隊中指揮系統混亂、後勤保障不力等問題是常事。
甲午戰爭前清朝的經濟總量的確遠遠大於日本，然而清朝的經濟體系仍是舊式封建經濟，日本則是一個已完成經濟轉型的國家。戰爭期間日本先後發行過4次軍事公債：發行額1.249275億日元、收入額1.22445億日元。當時日本主要是透過發行國債和接受民眾捐款募集軍費，然而整個戰爭期間日本從沒借過一分錢外債。1894年10月日本在廣島召開的第七屆臨時議會透過的預案是臨時軍事費用1.5億日元和發行戰爭債券1億日元，但實際的軍費支出並沒達到2.5億日元。
截至1896年3月日本公佈的實際軍費支出為20047.6萬日元。《馬關條約》是在1895年4月17日簽訂，而日本方面的軍費開支是在1896年3月公佈的，也就是說這時距離戰爭結束已過去近一年。事實上日方所公佈的軍費開支並非全部用於戰爭期間，而是包括了戰後經營臺灣、安置退伍士兵等一系列開支。直到這時日本的軍費開支以及戰後安置費用仍沒超出預算。相比之下清政府這邊所籌措的軍費只有日本的一半不到，但已有58%是靠舉借外債籌集的。
北洋水師作為洋務運動的一項重要產物曾被《美國海軍年鑑》認為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九的海軍艦隊，然而北洋水師從誕生之日起就始終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固有缺陷。事實上近現代海軍本身就是誕生於資本主義大航海時代的一個進攻性兵種。儘管我國熱愛和平，不搞帝國主義列強那套侵略殖民政策，但我們也必須爭奪世界範圍內的制海權以守護自己的海外利益——我所謂的海外利益包括但不侷限於能源安全、貿易安全以及海外僑民的安全。
一國海軍的定位應當是禦敵於國門之外並進而保護本國的海外利益，然而在甲午海戰中清政府卻死抱著固守渤海門戶的理念不放，拱手將制海權讓給日本，以致於日軍在攻佔清軍岸防炮臺後利用清軍炮臺和海上的戰艦對北洋水師進行前後夾擊。這充分證明了一個真理：一支不立足於能和敵人爭雄於海上從而禦敵於國門之外，而僅僅只立足於近海防守的海軍在日新月異的年代註定要打敗仗。恰恰正是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
事實上北洋水師海權意識的缺失正是洋務運動固有缺陷的體現：洋務運動在本質上並不是希望建設一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國家，而是想透過引入西方先進的技術手段維持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甚至進而重新回到過去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清政府從來也沒想過要主動出擊收復失地乃至進而開拓自己的海外利益。從這一點上可以說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在指導思想從一開始就是與歷史潮流相背離的。甲午之戰後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實際上早已註定。
從更為長遠的歷史時間軸上可以看出明治維新並不是一次孤立的歷史事件：明治維新與其之前日本歷史的發展存在因果關係，而明治維新同樣對日本後來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在透過明治維新擺脫自身的民族危機之後就轉而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德戰爭......日本的侵略野心在一次次得手之後變得越來越大，直到1945年日本的侵略野心終於在全世界人民的打擊下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時我們再回頭看明治維新又會由不一樣的理解。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實際上所展現的是這樣一條歷史脈絡：由發展到逐漸繁榮強大，然後隨著侵略野心的膨脹而走向自我毀滅，再後來又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實現復興。明治維新本身不是一次孤立的歷史事件，而1945年日本的戰敗投降也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明治維新後日本侵略擴張意識的抬頭在某種意義上就已為1945年的失敗埋下了伏筆。那麼如果我們同樣把洋務運動放到如此長遠的歷史時間軸上去審視又會發現些什麼呢？毫無疑問洋務運動是失敗的，但從長遠來看仍存在歷史意義。
中國的近代史往往被視為是一段飽受欺壓的屈辱史，然而與此同時往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近代史也是一部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艱難求索的奮鬥史。中國近代史上曾先後有過三次大規模的救亡圖存活動：第一次是封建地主階級領導的洋務運動，第二次是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第三次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封建地主階級領導的洋務運動儘管以失敗而告終，但卻從此在中國開啟了一個變革的時代，在此之後無數仁人志士繼續奮鬥才終於使中華民族迎來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