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相信孫文自己說的，早在上書李鴻章時代就已經具有民主革命思想。其實，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1893年在廣州成立的興中會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華夏”，就是把滿洲人趕回東北老家去，漢人繼續坐江山。
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時宗旨改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這得益於美國在夏威夷策動政變，迫使女王退位，廢除君主制，建立臨時政府，頒佈資產階級憲法，定名夏威夷共和國，並決定5年後併入美國。“合眾政府”明顯是模仿美國政體的，這就有了一點兒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味道。
1895年孫文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當時的革命者謝纘泰在日記中寫到：
孫逸仙看來是一個輕率的莽漢，他會為建立“個人”的聲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險，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議的事情，他以為自己沒有什麼幹不了的——事事一帆風順——大炮！
孫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時全神貫注，以致一言一行都顯得奇奇怪怪！他早晚會發瘋的。我也是個認為不能把領導運動這個重大責任信託給他的人……
孫文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會說大話的傢伙。
1897年，孫文到日本宣傳革命，結識宮崎寅藏等日本志士，萌發亞洲革命思想。
孫文認為中國迫切需要進行政治革命，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中國人有資格擔此政治革命責任，要想革命成功，黃種人應該團結，相互支援，日本和中國同擔此重任，中日之間在反對西方列強、振興亞洲這一點上有相同的地方。他把泛亞的反帝國主義情緒添進他的反滿主義中，動機很明顯，是爭取日本的同情和取得日本人的支援，對力量的渴望是孫中山最為迫切的：恰恰在19世紀未中日之間都存在著共同點的力量，孫、宮的相識，意味著雙方在共同點上的合作，而宮崎背後有一股力量，推進孫文啟動中國革命。
宮崎寅藏對結識孫文很是興奮，他在《三十三年落花夢》中寫道：
他實在是東洋的珍寶。從此時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他身上了。
孫文和宮崎寅藏，看看宮崎寅藏的笑容，你可以體會，他是真心的。
這時候發生了一個故事。
9月27日，平山周從橫濱陪孫文到東京拜訪犬養毅。孫文後來回憶說：“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孫文與犬養毅的會晤，為他重新籌劃和啟動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機會。犬養毅是日本政壇的實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權主義的政治力量。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在列強瓜分中國狂潮中，正積極尋覓和物色他們的代理人，為以後日本在華攫取利益做準備。犬養毅對孫中山發生興趣，他命平山周和曾根俊虎在東京為孫中山安排住處。孫文與犬養毅初次會面後說，今晚要暢談一番，平山周帶孫文投宿寄屋橋旁的對鶴館，館主請其簽名登記，孫文不想以真名示人，平山周想到剛才經過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遂以“中山”兩字登記，孫文順手拿筆在中山字下寫了一個“樵”字。孫文向平山周解釋說，這個意思表明自己是“山中的樵夫”。從此，“中山”之名便開始使用起來。
孫中山原擬由西南邊境潛入內地，再次發動起義。他把計劃告訴了宮崎寅藏，但犬養毅、小村壽太郎得報後，認為遠入內地並非最好策略，要他暫住東京，待機而動。顯然，日本政治勢力對孫中山另有意圖。犬養毅是日本政治舞臺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熟悉中國的傳統文化，主張亞洲各國聯合對抗歐美列強。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形態是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為基礎，《禮記·禮運篇》所標誌的大同理想是政治思想的最高表現。而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攝取歐美諸國的近代民主思想，一方面把中國的傳統思想——儒家大同理想、王道主義融合到革命思想裡，雙方誌同道合，是使犬養毅願意支援孫文革命的主要因素。孫中山和犬養毅的共同志向，相互之問的欣賞成為長期合作的基礎。
1897年10月18日，孫中山在致犬養毅的信中稱:“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弟於先生見之矣。”在犬養毅等人的努力下，經大隈重信外相的干預，孫中山被允許居留日本。10月12日，東京府給孫中山發放了“外僑居留許可證”。在日本站穩後，孫中山展開一系列活動，透過犬養毅穿針引線，他開始結識日本政界大隈重信、大石正己、頭山滿、尾崎行雄等人。孫中山後來在《建國方略》中說：
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訊息易通，便於籌劃也。
……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五郎)等，後又識安川(敬一郎）、犬冢(信太郎)、久原(房之助)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冢為最。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亨)兩博士。此就其直接幹予者而略記之，以志不忘耳。
——《孫中山全集》
孫中山的天真，一方面表現為對日本人過於相信，另一方面企圖運用春秋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之術對付西方列強：
萬一不幸歐洲有聯之舉，鄙意必先分立各省為自主之國，各請歐洲一國為保護，以散其盟；彼盟一散，然後我從而複合之。其法以廣東請英保護，廣西請法保護，福建請德保護，兩湖、四川、中原為獨立之國。法、德一入我圈套，則必自解其與俄之從，然後我得以利啖之，使專拒俄，或聯東西成一大從，以壓俄人東向之志。俄勢一孤，我可優遊以圖治，內治一定，則以一中華亦足以衡天下矣。
他的亞洲革命思想很有意思：
餘固信為支那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君等之來締交於吾黨，是其證也，朕兆發於茲矣。夫吾黨所以努力奮發，以期不負同胞之望；諸君又盡力於所以援吾黨之道，欲以救支那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洲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我國之革命，即為得之。此事成，其餘之問題即迎刃而解矣。
1898年美國吞併菲律賓，菲律賓掀起獨立運動，派人到日本尋求幫助，日本政界不願得罪美國，孫中山慨然允諾，找宮崎寅藏商量購買武器，可惜運到中途遭遇颱風，船沉人死，但此後，他和菲律賓人士的交往日益密切。
孫中山奔走於日本、香港、美國、歐洲之間，到處勸人參加革命，勸誘各國政要支援他的革命。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邀約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學生和旅日華僑共70餘人，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黑龍會內田良平宅中舉行中國同盟會籌備會。孫中山偕梁慕光、馮自由到會，各省同志由黃興、宋教仁等通知到會，宮崎寅藏通知內田良平等日本友人到會。會議的議程是商定會名、綱領、誓詞、入會儀式和推定會章起草員。孫中山提議以“驅除鞋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誓詞。
東京自有留學生以來，開會之人數，未有如是之多而且整齊者。餘每見日本人之歡迎其陸海軍帥也，殆舉國若狂。私心揣度曰：使其人而在中國也，中國人視之當何如？迄今觀留學生之歡迎孫君，而知我中國之愛國之忱，崇拜英雄之性，視日本有加無已也。夫孫君者，非內地之偕主偽吏、迂師曲儒所詆為大逆不道者乎？而留學生殆舉全數以歡迎之。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大老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吾今亦曰：留學生者，中國之代表也，代表歸之，被代表者焉往？其有疑吾言者乎，蓋俟（之）諸異日。
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借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住宅，正式舉行成立大會，到會百餘人。大會一開始由黃興宣讀章程，經過討論修改後透過，接著黃興提議選舉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全體舉手贊成。後來赫赫有名的人物此次都有表現，黃興、張繼等管庶務，田桐、胡漢民是書記，廖仲愷管外務，汪精衛是評議部議長，張繼是司法部判事、宋教仁是檢事。大會最後由孫中山傳授秘密口號，作為革命黨人的聯絡暗號：如問“何處人”？答“漢人”；問“何物”？答“中國物”；問“何事”？答“天下事”等。黃興旋又提議：“《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人，半皆已入本會，今該社社員願將此雜誌提入本會，作為機關報，何如？”眾皆拍手贊成，成立大會至此圓滿結束。
這是沈加蔚的油畫，比照片更加突出主題
日本查封《二十世紀之支那》後，黃興找孫中山商量改名為《民報》，《民報》最初的編輯兼發行人是張繼，實際主要編輯人是胡漢民，主要撰稿人有胡漢民、汪兆銘、朱執信、陳天華、宋教仁、馬君武、汪東等。《民報》初為月刊，後為不定期刊物。第一期於1905年11月26日問世。孫中山為《民報》寫了“發刊詞”：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姱詞以為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別取捨，惟其最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為輿論之母也。
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僕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它旋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併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遊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誇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思想中既有西方資本主義成分，也有西方社會主義因素，天真地想一次性解決中國所有問題。
他天真地想，凡是漢人都不能忍受滿洲人的殘酷統治，只要他登高一呼，就會天下雲集響應，於是就有1895年廣州起義，1907年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1908年欽州起義、河口起義，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規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黃花岡起義，可是，沒有多少人願意冒砍頭的危險來響應他。他依靠黑社會的會黨，依靠留學生，就是沒有下功夫去發動普通群眾。
本段寫作參考了茅家琦《孫中山評傳》。
書林評說：《孫中山全集》第一卷載有一篇1897年孫中山與宮崎寅藏、平山周的筆談，宮崎寅藏說，“弟周遊貴國，與真士大夫上下議論，先自興亞之策而入。興亞之第一著在中東之提攜，而欲舉中東合同之實，非一洗滿清之弊政不可。是故所說無不合也。”這裡“興亞之策”就是亞洲革命思想。孫中山的亞洲革命思想大約就是來自宮崎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