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底，艾森豪威爾作為盟軍登陸非洲戰役總指揮，可謂是一腳踏入了盟軍高層，前途無量。要知道，在盟軍高階將領中，他的軍銜並不高，區區一中將。要不是英國首相丘吉爾取消進攻歐洲的計劃，心中有愧，恐怕這個職位輪不到美國人。

“火炬行動”是艾森豪威爾首次指揮的戰役。對他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為此，他全身心地進行著軍事準備。對於首次參戰的美軍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如何減少人員傷亡。然而，取得登陸戰役勝利後，卻遇到了其軍事生涯中，最大的危機。

要想說清這個問題，還要從“火炬行動”的準備開始。

法屬北非，包括突尼西亞、摩洛哥和阿爾及爾都是法國的“保護國”。說白了，就是法國海外的殖民地。法國投降後，維希政府擁有對該地區的管理權，儘管德軍在該地區駐紮的兵力不多，但維希法軍卻有20多萬部隊，是不容忽視的敵對力量。

丘吉爾因為扶持自由法國運動的戴高樂，逼迫法國海軍投降英國，甚至攻擊法國艦隊，徹底地與法國維希政府分道揚鑣、矛盾不可調和。但艾森豪威爾還是有信心通過政治手段，憑藉與維希政府的關係，以期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通過祕密接觸，駐非法軍願意在強大的美軍到達時，放下武器。為了戰後的管理，艾森豪威爾按照羅斯福的授意，堅決抵制丘吉爾試圖讓戴高樂成為法屬北非領導人的做法，並推舉美國人選定的法國退役將軍亨利.吉羅，為將來法屬北非的總督。

就在這時，法屬非洲的海軍上將達爾朗向盟軍示好，願意合作。達爾朗是個狂熱的法西斯分子，圍捕猶太人，打擊進步人士，幹盡了壞事，是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與這樣的人進行合作，艾森豪威爾既高興又有些擔心。

一是，達爾朗握有駐非法軍的指揮權。他雖然掛海軍上將，但實際是維希政府軍隊的總司令，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駐非法軍中擁有絕對的權力。盟軍登陸非洲，有他的幫助，20多萬法軍“歸順”盟軍，將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二是，戰後管理。攻城略地容易，城市的戰後管理難，有達爾朗幫忙，既可以減少對城市的破壞，又可以幾乎不費周折地將城市的管理權依舊由法軍管理。這對於以作戰為主的盟軍來說，可以專心地對付隆美爾。

更為重要的是，減少盟軍傷亡。這是任何一名指揮官都在意的事情，都希望以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首次指揮戰役的艾森豪威爾更是希望如此。與達爾朗的名聲太爛、太臭相比，這個風險值得去做，他決定重用達爾朗。

“達爾朗協議”。

在艾森豪威爾的運作下，美國扶持了一個戰後法屬國家政權，吉羅擔任總督，達爾朗擔任法屬武裝部隊總司令，徹底地將英國人試圖插手非洲管理的意圖打破。儘管丘吉爾有話要說，但在既成事實面前，只好聽之任之，表示贊同。

有了這樣的政治準備，北非登陸戰役相對順利。參加“火炬行動”的美、英聯軍13個師，組成包括7艘航空母艦在內的650艘艦船的大型特混編隊，分三路在非洲的奧蘭、阿爾及爾和卡薩布蘭卡登陸，他的好友巴頓也率領一支美軍參加了戰役。

1942年11月11日，在達爾朗的命令下，摩洛哥法軍放下武器，巴頓佔領了卡薩布蘭卡，“火炬行動”勝利結束。由於吉羅在駐非法軍的影響力沒有想象中那麼大，艾森豪威爾將目光投向了達爾朗，並與其達成協議。在他看來，

首先，抓捕達爾朗不明智。儘管在達爾朗的命令下，阿爾及爾投降，但當地的進步人士，對倒行逆施的達爾朗恨之入骨，紛紛要求將其繩之以法。但艾森豪威爾清醒地認識到，他是北非法軍最高指揮官，抓捕他，就意味著法軍將不會再投降。

其次，達爾朗出任盟軍北非高階專員，有利於地區安全。由他下命令，將立刻減輕來自地中海法國海軍的威脅。更何況戰事仍在進行，抓捕他是件輕鬆、大快人心的事，但盟軍將遭受慘重的代價，尤其是人員傷亡，將無法估量。

更為緊急的是，耽擱一分鐘就將付出更多年輕的生命。儘管艾森豪威爾知道和維希分子合作，必將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感，但時間不等人，他沒有時間去解釋，他需要採取決斷措施，儘快結束戰役，儘量減少盟軍損失。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秋後算賬”是人們樂此不疲的事情。“達爾朗協議”公開後，迅速引發了同盟國的強烈不滿，在輿論界掀起了聲討艾森豪威爾的浪潮。雖然，艾森豪威爾對此有所心理準備，但沒有想到批評得如此猛烈。

該協議引發軒然大波，艾森豪威爾成“替罪羊”。

“雪上加霜”的是，駐守摩洛哥的美軍最高軍事長官巴頓，只考慮打仗，根本不擅長管理城市，索性將卡薩布蘭卡的管理權交由維希分子，以致於當地的進步人士遭受打擊，甚至轉入地下活動。一下子，將艾森豪威爾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現在的艾森豪威爾，可謂是“百口莫辯”。譴責的聲音越來越刺耳，甚至有人說他是“通敵分子”。讓他震驚的是，事先同意的丘吉爾，稱該協議是“晴天霹靂”，狡猾的丘吉爾，將矛頭指向了美國。在他看來，非洲利益得不到，美國也別想。

“協議”的發酵升級，讓羅斯福的壓力越來越大，為了平息民憤，他有了讓艾森豪威爾當“替罪羊”的想法，準備撤掉他盟軍總司令的職務。頓時，坊間議論紛紛，甚至媒體開始猜測由英軍的亞歷山大將軍取代艾森豪威爾的位置。

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馬歇爾挺身而出，支援艾森豪威爾。當他嚴肅地站在記者招待會的講臺上，面對座無虛席的會場，他指出：“我要對美國記者有關‘達爾朗協議’的評論提出嚴厲批評。”此話一出，頓時引發記者們的不滿，紛紛指責。

馬歇爾並不理會，繼續講到：“登陸非洲的戰役，我們的戰前評估是將傷亡18000名美軍士兵，但事實只損失1800人。請問諸位，‘達爾朗協議’能不能抵上16200條年輕的生命？”此時，會場鴉雀無聲。

“為什麼英國記者如此賣力抨擊我們的將軍？如果我們也像他們一樣起鬨的話，結果只有一個，會有一位英國人代替艾森豪威爾，這將使美國在國際社會的聲譽遭到嚴重詆譭。”有所感悟的記者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甚至愧疚起來。

隨後，羅斯福也發表一份公開宣告：法國的事情有法國人民做主，美國在非洲的安排，是戰爭緊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說白了，羅斯福和馬歇爾的表態，不僅是支援艾森豪威爾，更是將英國人的“卑劣”目的昭然於天下，並予以指責。

風波得到了平息，艾森豪威爾十分感謝上級能這麼替自己說話。其實，工作中我們也有這樣的體會，活幹得多，有批評也正常，這個時候最需要領導的支援。苦點、累點不算什麼，就怕遇事就躲的領導，這樣的領導除了鄙視，還是鄙視。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全史》、《艾森豪威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