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妥協外交
北洋政府前期實行“維持外交”,基本因襲晚清在外交路線上的舊傳統,奉行“委曲求全”、“息事寧人”的外交指導思想,採取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傳統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其實質就是一種“妥協”外交。
這一外交策略的實行,即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和根源,也對此後的外交政策也有重要影響。因此，如何客觀公正的評價北洋政府前期的“妥協外交”，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2，袁世凱面臨之困局外交是政治的延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與政局的治亂興衰關係很大。作為轉型與過渡時代的政府，北洋政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政局不穩和派系間的激烈爭鬥。
此外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衝突仍然十分尖銳，這就大大分散了的北洋政府的精力，削弱了其外交活動能力。
在袁世凱看來，外交上的一切措施都必須有利於保證其剛剛獲得的權利，為此他不惜採取妥協退讓的辦法來換取自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地位，這就決定了其外交指導思想就是委曲求全息事寧人。
北洋政府前期奉行維持外交路線，從客觀上講是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所必需，但本質上仍然是北洋政府政權性質所決定的。袁世凱是在帝國主義支援下竊取政權的，帝國主義之所以把袁世凱鎖定為代言人，也是認定他可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袁世凱政府十分清楚自己的榮辱存亡與列強的態度有密切關係。
國內民眾的反獨裁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更何況晚清留下的是虛偽的經濟，被分割的江山，無數割地賠款的賣國條約。為了收拾這種破爛不堪的殘局，最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就是以換取支援來維持生存，鎮壓反對派，這是袁世凱必然而無奈的一種選擇。
3，袁世凱脫困之法審視當時中國的國力，要在國際舞臺上謀得一席之地，可以說只能是一種奢望。既然不可能求得獨立自強，自然選擇了維持這一最折中的辦法。
為了推行其維持外交，袁世凱首先瞄準了南京臨時政府的《臨時約法》。這一約法是實行其元首外交獨攬外交大權的最大障礙。 該約法強調國會在外交上的權利，而這些權利則是袁世凱所不能容忍的。
1914年5月1日，袁世凱正式公佈所謂《中華民國約法》，同時廢除《臨時約法》。他強調大總統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同時改《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製為總統制，這樣袁世凱直接操縱外交大權就有了法律依據。
為了博取列強的支援，袁世凱毫無例外地承認列強在華所得的一些特權，表明了北洋政府全盤繼承晚清外交格局的立場。1913年10月，袁世凱為了就任正式大總統，而爭取各國承認北洋政府。10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並在就職演說中公佈了對各國的承諾，北洋政府由此恢復了晚清外交格局。
北洋政府初期外交也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那些近代以來入侵亞洲的歐洲國家無論多麼強大，他們也都不能長期控制亞洲國家，只能在軍事中利用外交手段和不平等條約維護各自的利益，晚清政府適應這種關係是極為被動的。
然而北洋政府時期與世界各國發生聯絡，就顯然帶有某些程度的收回利權的主動精神，培養初期外交不是簡單的排外與質疑思想，而是積極的妥協思想和對外依賴思想的結合。 北洋政府在民意推動下主動爭取失去的國家權力，也說明依賴主義的外交思想已開始向國際平等主義外交思想轉變。
由此可知，無論是北洋外交思想還是民族主義思想都是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的利益、領土、主權等國家根本利益而進行外交鬥爭。因此招致外力的衝擊和破壞，列強總是曲解並妄圖遏制中國的民族主義，以至於北洋外交不得不為此而不斷鬥爭。雖然在一定時期他們的妥協退讓也是顯而易見的，但從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看，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也被迫積極的妥協，其實也是為獲取列強的支援。過去人們總是全盤否定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認為北洋政府與帝國主義是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的關係，並有程式化傾向，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北洋政府的外交方針存在妥協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開放的。比如對他們力爭收回主權的一面，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