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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若以後來的歷史走向去回看這場戰爭的話,那麼此戰無疑決定了兩國的國運。

最終日本全殲北洋水師獲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而清政府除了宣告實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破產外,還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不僅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更是將臺灣島拱手送給日本。

甲午戰爭展覽圖

戰爭的失敗不僅讓清廷顏面無存,也嚴重的刺激了當時的國民。

輸誰都不能輸日本

要知道,這場戰爭與之前的兩次鴉片戰爭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列強的先進與清王朝對它們的無知是清朝兩次戰敗的一個主因,而這一原因也得到了所有人包括百姓的認可。

所以,兩次鴉片戰爭後,所有人都認為英法兩國很強大,這種意識從此就植根在國人心中,但所帶來的民族屈辱感是比較小的,畢竟西方遠離中原,又限於交通運輸的不發達,英法兩國對我國的傷害會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而相比較之下,與日本的戰爭就不同了,日本自古以來就效仿中原王朝,雖不是中原王朝的附屬國,但在中原百姓的認知範圍內,日本這一彈丸之地實在瞧不上眼。

李鴻章

從未將日本放在眼裡,這是當時清朝上下對日本的一致看法。

所以,當李鴻章組建的北洋水師初具規模的時候,他們首先選擇了去日本進行武力炫耀,在他們看來,那次遠行起到了很好的威懾作用。

但可惜的是,日本人雖然羨慕那些鐵甲艦,但他們只會在羨慕中奮發圖強,而不會自暴自棄。

不過,日本人的這種想法,縱李鴻章之流也未曾想到過。所以當彈丸之地,烏合之眾突然向天朝上國發難的時候,所有人都是鄙夷的,因為他們不相信日本敢以國運做賭注,與此同時他們又非常的憤怒,憤怒於螻蟻之日本竟然敢挑戰大國之威。

所以,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當“強大”的大清王朝被小小的日本戰敗時,自洋務運動以來國人逐漸建立起來的對未來的美好幻想瞬間被擊潰。

康有為

這場戰敗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感是空前的,是兩次鴉片戰爭甚至後來的八國聯軍侵華都不能比擬的。

不過,也正是這場戰爭的失敗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屈辱感也激發了國內一些人的變法圖強的欲求。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895年5月,康有為、梁啟超在京師聚集了一千多名舉人,聯名上書,要求拒絕清政府與日本媾和,希望光緒皇帝能夠進行變法,是國家強大,這就是“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標著著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而公車上書也給年輕氣盛的光緒皇帝帶來了一絲希望的曙光。

梁啟超

所以,“急切”導致了變法無法在全國得到有效的貫徹。

因為“急切”就意味著沒有人會去詳細的考慮變法的每一條所帶來的任何可能出現的意外以及意外發生後的應對措施,甚至也沒有人會去細究變法的合理性。

這種操之過急的變法沒有實地調研沒有經過時間的發酵,若能成功,未必是件好事。

變法的實施

1898年6月,光緒皇帝釋出“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宣佈實行變法,從宣佈變法到變法失敗,變法只持續了103天。

在這一百天裡,光緒皇帝重用康有為,頒佈了一系列的變法詔令。

變法內容涵蓋非常廣泛,主要包括:

練新軍、廢八股開西式學堂、精簡機構裁撤冗員、鼓勵興辦實業等等。

不得不說,在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援後,康有為等人推行變法的動作非常大,可以說用“空前絕後”四個字來形容。

光緒皇帝畫像

短短100天,光緒皇帝就先後下達新政詔令180餘道,涉及經濟、文化、軍事、政治等各個領域300多個方方面面。

變法實施後的現狀

所以,當我們以後來者的眼光去想象那段歷史,那一百多天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有這麼一個感觸:

詔令如雪花般飛來,每一片都是對過去生活的一次全面否定,這種全面的否定逼迫所有人都必須立即改變以適應新的生存環境,甚至不給他們任何的過度時間。

而作為一個讀書人,尤其是習讀四書五經寒窗苦讀十多年的讀書人,以後更是不能再參加科舉進入仕途了,前途渺茫,未來堪憂,詔令如此之多應接不暇,該怎麼辦?彷徨之際除了長嘆一聲,似乎更無其他行而有效的辦法了。

在筆者看來,這似乎就是當時變法推行後,除了維新派成員外,所有國人的一種普遍心理了。

慈禧太后

因為正如前面所說的那般,變法實行之快之多,似乎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將整個國家當作了一個試驗品,將這場變法當作了一次嘗試,至於成功與否,完全沒有在意。

所以,當變法大規模推行後,在全國各地方上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維新派推出的任何一條變法法案,在地方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定的冷遇,很多地方官員對變法持觀望態度。

因為這些官員雖然是變法的具體實施者,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又是變法影響下的受害者。事實上,如果變法真正的推行開來,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將成為被變的物件,他們必然會堅決的站到變法的對立面。

於是,變法受到了官僚階級的強烈反對。

傳說中的光緒皇帝

所以威信變法的實質就是:

一群從未掌過權的書生僅僅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的信賴推行自己異想天開的“新政”,以“新政”企圖全面否定在中國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甚至挑戰儒家在東方建立的兩千多年的文化觀念。

如此不是拿國家當作試驗品又是什麼?

維新派們異想天開的認為,只要皇帝能夠下一道聖旨,全國上下無不遵從。

他們一邊希望利用皇權的至高無上來為變法掃清障礙,一邊又大張旗鼓的高喊要“盡除舊制,盡除舊俗,不留毫釐”,如此矛盾真的是無法理解。

而正是這種矛盾式做法最終為變法的失敗埋下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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