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國共大戰勝負已分：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飲馬長江北岸，蔣介石政權四面楚歌，精銳喪盡，敗局已定……此時，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面對的是“宜將剩勇追窮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國，還是“沽名學霸王”滿足於“南北而治”？最終，毛澤東排除干擾，選擇了“將革命進行到底”，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眾所周知，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不顧中國人民為二戰勝利做出的巨大貢獻，在中國不知情的情況下，祕密作出了導致中國再次被瓜分和分裂的《雅爾塔協定》。

蘇、美利用蔣介石肢解戰後中國

1945年2月8日，在美、蘇、英三國首腦第五次會議之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與斯大林進行了私下會晤。這次會晤對遠東，尤其是對中國的命運至關重要。這次會晤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內容：一是關於東北亞的利益分割，總的結論是：北韓託管，蒙古維持現狀，蘇聯獲得中國大連旅順和中東鐵路。也就是說，從蒙古到東北整個屬於中國的地區均被蘇聯納入其勢力範圍。蘇聯獲得千島群島、庫頁島及鄰近一切島嶼；二是印度支那實行託管，實際上是被納入了美國的勢力範圍；三是日本將臺灣、澎湖群島及滿洲的主權交還給中國。這實際上是將遠東利益一分為二。

值得注意並對中國未來臺海統一戰略有參考價值的是，羅斯福和斯大林之所以同意將臺灣交還中國，是因為臺灣地區離美國和蘇聯核心利益線較遠，因而美國和蘇聯並不太看中對日本南下有阻隔作用的臺灣地區。而將對蘇聯有重要地緣利益的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由此不難看出，中國主權利益在這裡已被大打折扣。

2月10日，雅爾塔第七次全體會議舉行。翌日，會議正式簽署了《蘇美英三國關於遠東問題的協定》（簡稱《雅爾塔協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的英國外交部對這個協定事先並不知道。他們得到訊息只是美、蘇正在就遠東問題進行會談。羅斯福和斯大林對丘吉爾所採取的手段是“先斬後奏”。2月11日，丘吉爾被邀請在自己事先並不知道內容的協定上籤了字。

美國和蘇聯從對付歐洲的經驗中懂得，一個破碎的亞洲遠比一個有主體板塊從而有主體政治的亞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亞洲的關鍵就是控制和肢解中國－－這實際上也是日本人慾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戰略的翻版。分裂中國的關鍵是利用當時中國的內戰，使各自都擁有強大武裝的國共兩黨同時並存，使其在內耗中演變為以長城或長江為界的南北政權。於是，當時的美國和蘇聯在抗戰勝利後，在力促國共和談的背後，隱藏著南北肢解中國、使中國政治破碎化的目的。所以，當斯大林聽到羅斯福說美國“正在進行各種努力以使北方的共產黨人同國民黨實現聯合”時，立即表示“這很好”。由此美蘇實現合作——美國通過約束中國國民黨，蘇聯通過約束中國共產黨，實現中國的不統不合的局面。與此同時，蘇美還需要以官僚買辦為基礎的蔣介石政權的配合，以達到既不能讓中國在抗戰中滅亡，又不能讓中國在抗戰後強大的目的。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逝世。4月15日，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與斯大林面談。在確定蘇聯對中國態度不變的底牌後，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於6月9日在華盛頓接見了宋子文，並將《雅爾塔協定》的內容正式通知中國，要他在7月1日之前去莫斯科。6月30日，宋子文到達莫斯科，在與斯大林談判時，主要爭論焦點是外蒙古問題……雙方經四次會談，在斯大林強硬態度下，宋子文得到蔣介石的授權，同意外蒙獨立，但“交換條件”是：保持東北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蘇聯今後不再支援中共，不再支援新疆“匪亂”。斯大林對此表示同意，同時做出承諾，只承認國民黨中央政府。中蘇雙方於8月14日達成並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南北是否“劃江而治”的歷史節點

1945年8月，蘇聯與蔣介石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中國共產黨真正面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艱難情勢。此時的中國，在蘇美的合謀和蔣介石的出賣下只剩下一個“主權”空殼。中國在事實上已遭到美國和蘇聯的分割。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同參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聯盟代表談話時回憶說：“日本投降以後，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和蔣介石。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斯大林都沒有支援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援蔣介石的。這個決定是在雅爾塔會議上作出的。”事後多年逐漸披露出來的檔案文獻也證實了毛澤東的話並不是情緒的宣洩。在整理俄羅斯解禁檔案文獻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沈志華教授也證實：“實際上，蘇聯也正是從1948年夏天以後才開始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的。”美國和蘇聯利用蔣介石分裂中國的圖謀遭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的中國人民的抵制。同樣，這種抵制招致蘇、美聯手對中國統一力量實施更大的壓力。具體表現是：美國限制蔣介石全面“剿共”政策，另一面斯大林則勸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為議會黨派。1945年12月20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以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調停”中國內戰。馬歇爾的中國之行讓斯大林驚喜不已。就在馬歇爾來華前一天（12月19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向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重申：“支援蔣介石是蘇聯的政策，他們遵循著這項政策。他們應中國的要求在滿洲留著他們的部隊，以便蔣介石的軍隊爭取時間進駐瀋陽和長春。”這是給馬歇爾發出的一個訊號，暗示美國：這是一個歷史機會，美、蘇同樣也可用分割歐洲的方式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在5個多月前，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向蔣經國道出真情說“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而阻止中國進步的真正方式，如果不能將中國撮合成一個在國民黨領導下的唯蘇美是從的軟弱政府，那還不如南北肢解中國。斯大林相信，目前在美國政客中只有馬歇爾能與斯大林在這方面形成戰略默契。

按照雅爾塔協定的規定，中國應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外的東北地區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長城以內的中國其他地區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蘇聯只需要確保勢力範圍以內的權益，決不在長城以內製造麻煩；美國也不要把手伸到長城以外來。為了取得美國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長城以內的國、共兩黨發生內戰，他主張按照美國人的意願支援在蔣介石領導下建立中國政府。為此，他曾出面勸告毛澤東停止武裝鬥爭，到重慶去和蔣介石談判，隨後贊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到中國直接調處國、共兩黨關係，但他自己不參加，也不同意把長城以外的中國東北列入調處範圍之內。

然而，事態並沒有朝著美、蘇希望的方向發展。重慶談判後，中國內戰還是爆發了。1946年春天，中共佔領長春後卻又在四平守衛戰中失利，不得不放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四平。這大大動搖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信心，並加劇了對蔣介石倒向蘇聯的期盼。讓斯大林意外的是，蔣介石經過權衡後放棄了蘇聯，最終倒向了美國。於是，斯大林迅速調整原來支援國民黨接收東三省的政策，轉而希望中共為他守住其在中長鐵路和旅順基地的“雅爾塔紅利”，同時也可用東北地區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統一全國的願望。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性戰役，歷時142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共爭取起義、投誠、接受和平改編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44個師，非正規軍29個師，合計共154萬餘人。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三大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基礎。此後，中國來到了南北劃江而治、今後向何處去的歷史節點。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堅決抵制

就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斯大林再次反覆暗示毛澤東不要南進。1948年8月，斯大林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說：你黨應維持國內和平，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若再打內戰，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12月，斯大林又轉給毛澤東一封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信件。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面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步北韓半島的後塵，建立南北分治政權。

此時的毛澤東在關於中國統一問題上是有著清晰的認識的，那就是中國必須實現政權的統一。民心所向、銳意鋒芒的百萬雄師是決不可停止解放的腳步的。他於12月30日以“新年獻詞”的形式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迴應了斯大林的暗示。毛澤東在文中寫道：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的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關於是否過江問題，毛澤東對斯大林明確宣佈：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毛澤東寫的這篇新年獻詞直言中國共產黨的目的並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與國民黨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人民共和國！

這一目標不僅使馬歇爾，同樣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不惜從幕後走向前臺，以前所未有的關注度對毛澤東施加高壓，以繼續推動馬歇爾未競的“事業”。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打電報給毛澤東，談國共談判問題。斯大林說，南京國民黨政府於1月9日發來照會，建議蘇聯政府充當南京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停戰和簽訂和約的調停人。1月11日，斯大林仍以菲利波夫為化名追加電報給毛澤東。斯大林在電報中的要求遭到了毛澤東的婉拒。1月12日，毛澤東回電稱，對於南京政府的照會，蘇聯政府應該告訴國民黨政府：“蘇聯政府一向希望，現在也希望看到一個和平、民主、統一的中國。然而，通過什麼樣的道路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與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根據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認為在中國內戰交戰雙方之間調停是不可取的。”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告訴斯大林“眼下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國際輿論同樣不利於南京政府，而中國人民解放軍今年夏季就能過江，直搗南京。我們似乎不需要再採取什麼迂迴的政治手段。在當前形勢下，再採取這樣的迂迴的政治手段是利少弊多。”

1月14日，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口授了一封給毛澤東的電報，內容是中共應該接受和談建議，使中共以和平的面目出現。當天，毛澤東就覆電斯大林：“我們與貴方在基本方針上是完全一致的”。為此，中共還發表了與國民黨和談的八項條件。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所說的“和談”內涵與斯大林所指完全不同。所以毛澤東提出的是國民黨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做到的條件。1月15日，斯大林再次發電給毛澤東，說他從毛澤東上封電報中“已看得很清楚，我們之間已經就南京方面和平建議問題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了‘和平’運動，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可以認為是徹底解決了”。然而，當斯大林漸漸明白了毛澤東的底線後，最終放棄了直接出面“調停”中國內戰的打算。1月18日，蘇聯政府復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國國家統一事業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這種統一隻能通過中國內部的力量，首先是雙方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直接談判來取得。第二天（1月19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問題的指示稿時特別加上了下面的指示：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的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應完全拒絕之。毛澤東在這裡特別提到的“任何外國”，當然包括蘇聯在內。如果說蔣介石對馬歇爾“調停”中的分裂中國的企圖是在本能抵制的話，那麼這份文獻則說明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調停”則有著高度警覺。

隨後，中共中央果斷作出渡江作戰的戰略決策。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為此，毛澤東作《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李宗仁的歷史感嘆

早在1946年2月，毛澤東就深謀遠慮，及時阻止了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的選擇，這一論斷不是因為和平道路本身有問題，而是它事關中國前途和命運－－是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還是再回到半殖民地舊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中共斷然拒絕了斯大林的“建議”並繼續同蔣介石作鬥爭，因為這是最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選擇。

1949年1月5日，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起草評論《評戰犯求和》，明確把蔣介石列為戰犯，拒絕以蔣為談判對手。1月21日，來自國民黨內的壓力迫使蔣介石下野。之後，被美國推舉出來的“穩健派”李宗仁，在國共“和談”中依然變相落實“雅爾塔祕密協定”，只是把協定中的“以長城劃界”改為“以長江劃界”。“隔江而治”的本質就是分裂中國。關於這段歷史，李宗仁後來在其回憶錄中也作了深深的懺悔。他說：“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慄了。我今天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幹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援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北韓、德國、寮國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口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幾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