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天某一日，一份秘密檔案擺上了東北軍司令張學良的案頭。這份檔案就是日本密謀侵華的《田中奏摺》。

因為是機密檔案，負責翻譯、校對的東北軍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專門啟用印鈔票的官印印刷所印刷了二百本，用上等宣紙，六開本，發給東北有實權的每人一本，並報送南京政府四本。然而這份檔案竟然沒有在東北軍以及南京政府引起高度的重視。反而是南京某愛國人士為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在這本小冊子裡摘錄了幾段他認為有用的幾個片段，發表在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上，由於刊登者把原先的經濟部分和具體事例統統略去，從而給人造成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了反對日本人，故意編造的似的。而在當時日本開動龐大的宣傳機器，極力否認此事，南京政府在外國記者會上面對外國記者的追問，場面一度很尷尬。

《田中奏摺》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份奏摺又是怎麼來到張學良辦公桌的案頭呢？這事還需要從頭說起：

《田中奏摺》是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奏章內確立以滿蒙為侵略擴張基地的戰略。

奏摺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田中奏摺》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譁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捲全國。

據王家楨後來回憶，成功獲取《田中奏摺》的是蔡智堪。

蔡智堪，原籍臺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鉅富。但他雖身在日本，卻心繫中國。他與張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聯絡，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

圖為王家楨後來對此事回憶的片段。

田中義一其人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後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後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為陸軍大將，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佔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為"滿洲"，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臺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歷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為根本方針的日該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檔案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分離滿蒙和中國"。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分離滿蒙和佔領滿蒙還是有區別的。田中義一是主張利用張作霖來實現分離滿蒙的政策的，而少壯派的軍官如鈴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張拋開張作霖自己來管理滿蒙的。這也埋下了後來田中義一在張作霖被炸事件後在陸軍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辭職的伏筆。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價值在於同王家楨"自述"相互印證，揭示出一個基本事實: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臺灣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統治集團上層的政治爭鬥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將抄本遞交給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作為東北當局瞭解日本政府侵華政策意圖參考之用。王家楨為內部刊行的中譯本取名為《田中奏摺》。

1930年，日本的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沒有找到田中奏摺原件。

雖然後來有日本的歷史研究者認為田中奏摺是蘇聯情報部門偽造的，但在後來日本人的所作所為——以東三省為基地，先後佔領華北、攻佔上海、發動南京大屠殺等等事件表明，日本人正是沿著《田中奏摺》的思路一路攻城拔寨，打遍了大半個中國，並把侵略的黑手伸向了東南亞各國——如果不是前蘇聯朱可夫的坦克阻止了日本人的腳步，恐怕日本人已經與希特勒在歐洲大陸上雙手緊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很多年，我們不應該忘記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歷史，我們的父輩曾經痛苦的呼號還沒有遠去，我們也不應該不是一個健忘的民族——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願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永遠不再受人欺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