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孫星堂，山東德州人，1921年7月出生，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166師班長、排長、連長、警衛營營長，黃埔軍校第17期畢業生，1949年年底在雲南昆明隨部隊起義，任遼西北鎮汽車學校為抗美援朝培訓駕駛員，興城縣第一工業局礦山技術員，舊門鄉礦山技術員，1981年從興城縣甲醇廠退休。
“小日本不好打啊，他們太狡猾了，不過我們也不‘熊’，不怕他們。”近日，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94歲的孫星堂老人不止一次喃喃自語。孫老的小兒子說，我父親雖然已經九十多歲了，腿腳不便，聽力也不是太好，但往那兒一坐堂堂正正，很有一股子老軍人不怒自威的氣勢。
孫老是山東德州人，和老伴及小兒子一家生活在遼寧興城火車站後身的一個普通小院裡，現在已是四世同堂。老兩口每天黃昏都會在家附近散步，和鄰居們嘮嘮嗑兒，小日子過得悠然自得。
黃河岸邊智鬥日軍孫星堂1921年出生在山東省德州陵縣，家中有兄弟二人，還有兩個姐姐。因為父母雙亡，無力支付學費，孫星堂年少輟學，他的舅舅當時在洛陽部隊當少校軍需官，為了生計，孫星堂被舅舅介紹到河南孝義的一家兵工廠當學徒。1937年端午節剛過，16歲的孫星堂在河南參加了國民黨軍166師，師長劉希程，先是當學兵，不久進入師警衛連。
孫老清楚地記得，1937年“七七事變”前，166師是洛陽的警備部隊，事變爆發後，166師奉命調往黃河以北，駐防在濟源、孟縣、沁陽這一帶。戰鬥激烈的時候，師長經常親自到第一線指揮作戰，警衛連也跟隨師長到陣地前沿。僅僅幾個月，17歲的孫星堂就當了班長。孫老回憶說：“那時候我們部隊叫日本鬼子像趕鴨子一樣攆著走，劉師長急眼了，說再退就沒退路了，一定得還擊，這時候師長身邊並沒有多少部隊，警衛連成了一線衝鋒部隊，那時候打仗很激烈，自己年輕，根本不知道啥叫害怕，其實就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打，死就死唄，我身邊的副班長和一個新兵被炮彈炸成重傷，我也幾次與死神擦身而過。”孫老說自己當時是班長，用二八盒子手槍，是連長讓用的，連長說三八盒子射程不遠，打不到日本鬼子，因為武器有限，班長以上才能用二八盒子。警衛連就一個手槍排，我就是手槍排的，所以武器先進點兒。
孫老回憶，那時候我們部隊打仗叫“運動仗”，不叫“游擊戰”，也不叫“陣地戰”。一次戰鬥中，我們部隊撤退到黃河小浪底位置，一個營被日軍尾隨，再走就到黃河邊上了，眼看這個營就保不住了，師長很聰明，帶一部分部隊繞到日軍後面，把日軍斷後的輜重部隊給打潰敗了，打了半個小時，天黑了，日軍撤了，就這樣，這個營得救了，要不然這個營的戰士都得在黃河邊上犧牲嘍。
黃埔軍校學習深造1939年初，166師劃歸93軍調防山西，軍長是劉戡，因為有一隻眼睛因戰傷摘除，故被稱為“獨眼龍將軍”，師長還是劉希程。孫星堂回憶說，這一年多，166師駐防在中條山地區，曾在陽城、沁水等縣駐防，那時候國民黨軍隊和日軍打仗很頻繁。
在中條山駐防期間，黃埔軍校到部隊招生。孫老對當年考入黃埔軍校的那段經歷記憶猶新，他說，由於戰爭因素，當時黃埔軍校先是從廣州遷往南京，之後又從南京遷往成都，全國還有幾所分校，其中一分校基礎最好，原先在洛陽，後來遷至陝西漢中。
孫老記得，當時部隊為了培養幹部，成立入伍生團，主要由有戰鬥經驗的班長骨幹組成，學習內容為普通課程，包括數理化等。入伍生團總共12個連，他在第十連三排第九班。那時候黃埔軍校成都本校和漢中一分校同時來入伍生團招生，本校說成績好的要，成績不好的不要，一分校不幹，說那樣影響分校的學員品質，於是雙方商量決定，各連的一二排到本校，第三排到漢中。孫星堂由於在十連三排，於是便被招生到漢中分校學習，成為黃埔軍校第十七期一分校步兵科學員，直到1941年11月畢業。
孫星堂說，在軍校時，我親眼見過國民黨元老於右任來軍校作報告，還見過何應欽、陳立夫等國民黨軍政要員給學員們講話。那時條件十分艱苦，軍校學員的糧食也不夠吃，常將大米換成蠶豆磨成面吃，飯量大的都吃不飽。軍校畢業後，孫星堂重新回到166師，被分配到497團機槍一連當少尉排長，駐紮在河南陝縣，這時候師長叫王之宇，和劉希程師長是黃埔一期的同學，團長很年輕，只有2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