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歌樂山下瘋狂大屠殺：300口棺材裝殮烈士遺體

70年前的今天，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喪心病狂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對正在期待黎明到來的革命者進行了瘋狂的大屠殺，革命烈士用熱血譜寫了一曲最悲壯的革命之歌。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當時經過三大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等重大戰役，勢如破竹攻克國民黨大量佔領地，當時蔣介石“劃江而治”夢想破產後，蔣家王朝認為他們的失敗是對共產黨手軟的結果，於是在重慶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進行瘋狂屠殺。敵人大屠殺的屠刀首先刺向楊虎城將軍。9月6日晚上11點多鐘，剛抵達歌樂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楊虎城將軍及兒子、女兒和宋綺雲夫婦及兒子“小蘿蔔頭”，在這裡先後遭到特務們的利刀屠殺。

《大公報(重慶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載了《楊虎城將軍死事慘烈父子遺體昨同時發現》。文中說:雙十二事件領導者之一的楊虎城將軍，被蔣匪介石逮捕囚禁達十二年之久。楊將軍和他的幼子兩個月前，終於在磁器口被蔣介石特務殺害，這一事實昨天已經證實了。

江姐不留遺憾而去

10月28日，陳然、王樸等10名難友被押到大坪刑場槍殺，在囚車上，王樸高喊道:“父老鄉親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重慶就要解放了！蔣家王朝就要垮臺了！”

11月14日，一群武裝特務以轉移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樂山電臺嵐埡殺害。臨刑前，同赴難的李青林突然問道:“江姐，想雲兒了嗎？”江姐點點頭，說，“想，這時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烤著，沒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說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們肯定能過上好日子，我們也沒有什麼遺憾的了。”江姐反過來安慰著李青林。

解放10小時前32人犧牲

重慶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時，共有32人被槍殺在松林坡，敵特連屍體都來不及埋上便倉皇逃竄。在殉難的烈士中，有一位年僅21歲的女青年叫黃細亞。她先後在《西南晚風報》和保育幼稚園工作。重慶解放前夕，她協助地下黨做國民黨部隊策反工作，於1949年9月13日被捕。黃細亞在被捕前送給同學一首《一個微笑》，詩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點燃別人的火。用你筆的斧頭，去砍掉人類的痛苦。”

大屠殺共有321人遇難

從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軍統集中營對“政治犯”進行集體大屠殺，尤以11月27日最為慘烈。根據相關研究報告對抗戰後期至重慶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殺殉難者統計: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難者總數是321人，其中經審查已定為烈士者共計285人，加上5個父母犧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計31人。

在321人中，死於1949年“11·27”大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難烈士中，現已查明，共產黨員共計161人，約佔總數的57%；民盟盟員共計25人，其他民主黨派和群眾團體成員各有數人不等。

據有關資料顯示: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此時的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祕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裡。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裡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火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滿是屍體，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志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著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裡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麼找得到！那麼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面目。”

戰士痛哭“我們來晚了”

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歷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

兩三天後，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大公報》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開始收殮裝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館八公里的電臺嵐埡被殺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屍體，昨天由治喪處派人前往發掘收殮。據脫險志士說:上次傳說有四十二名同時遇難，數字不確，總數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館1名。當昨天收殮工人挖掘的時候，首先挖出一具，後來挖了很久，將其餘28具在深坑底部發現(另外一具是在不遠的一塊田地裡掘出)，可是挖出的這29具志士屍體多都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無法辨認。當29具志士屍體搬出土坑時，認屍的家屬和觀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絕，憤怒不已。這29具志士的屍體除每人穿了一件內衣褲外，連衣服、鞋、褲也被特務剝光。據附近居民說，這些志士們的衣服鞋褲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把那些西裝、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小說《紅巖》的一部“賬本”

上世紀80年代初，黨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檔案處找到一份2萬多字的報告，名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

報告是羅廣斌寫的，遞交給黨組織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5日，距離羅廣斌等人從白公館和渣滓洞中脫險不滿一個月。報告詳細記載了解放前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裡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其中第五、第六章節以及第四章節的部分內容已經遺失)。按胡康民的說法，他找到了小說《紅巖》的一部“賬本”。

1994年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羅廣斌的報告”。這時，他已經可以清晰地畫出報告形成的時間軌跡:

1948年底，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禁閉室裡碰到老上級張國維。張國維被捕前是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張國維是個有心人，給羅廣斌交代了一個任務:“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法活著出去，但你不一樣。你有個哥，掌十萬雄兵。你要注意蒐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託，積極結交獄中難友。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遇難週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了解了不少資訊。

1949年2月9日，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裡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幹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託付給羅廣斌。

1949年12月25日，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羅廣斌寫出報告，交給黨組織。

八條意見囑託整黨整風

最後一章“獄中意見”是報告的核心所在，羅廣斌將烈士們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寫成八條意見，交給黨組織。胡康民據其總結成八條囑託:

一、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

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鍊。

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

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七、嚴格整黨整風。

八、嚴懲叛徒、特務。

當這八條囑託首次公開時，很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們怎麼會提出整黨整風、路線問題、防止腐化這樣深刻的黨建理念？胡康民說，要理解先烈的囑託，必須走進歷史。

八條囑託針對的是1948年的《挺進報》事件，以及在此前後的上下川東武裝起義。這兩件事給四川地下黨組織造成沉重打擊，多人被捕入獄。

《挺進報》事件的惡果其實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極少幾個，卻是位居要職的領導幹部。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人，地下組織也不會遭受這麼大的破壞。他們的叛變是獄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問題，也是最能引起後人共鳴和警醒的地方。

“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問題、戀愛問題、私生活，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必然地決定了他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的是否忠貞。”報告中的這段話一針見血，在今天看來仍值得回味再三。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發現問題的根源。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這是許曉軒烈士的臨終忠言。

這就是我們的烈士，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惦念著黨的前途和命運。時至今日，這些血淚囑託依然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紅巖聯線主任厲華研究這段歷史多年，他的話發自肺腑:烈士，為壯烈之士，忠誠，乃是壯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就是因為有無數的先進分子忠誠自己的理想、忠誠自己的國家、忠誠自己的人民。

依據頭髮辨別出江姐和李青林

厲華說，從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進行的大屠殺，11月27日最為慘烈。

據渣滓洞脫險志士傅伯雍回憶，重慶解放後，他按《大公報》登出的通知，直奔重慶臨江門介中公寓的“脫險同志聯絡處”辦理報到登記手續。

傅伯雍說，當時聯絡處裡渣滓洞、白公館的倖存者擠滿一屋，暢談各自脫險的經過，詢問突圍出獄的險情，打聽還有哪些難友活著。在聯絡處，四面八方趕來詢問烈士下落的家屬絡繹不絕，傅伯雍等脫險的十幾個倖存者，主動出面安慰烈士家屬，揭露敵人暴行，同時等待重慶軍管會安排工作。

1949年12月9日，烈士遺體收殮工作開始。

第一天，傅伯雍和肖中鼎、孫重、林濤等人被安排回渣滓洞去認領烈士遺體，同行的有羅世文烈士的叔父羅沅叔先生，車耀先烈士的女兒車毅英等，另外還有十多位搬運工人，陳然、羅廣斌等在獄中策反的看守楊欽典隨同作嚮導。

整個渣滓洞，被敵人集體屠殺的200多名難友中，能辨認的只有19人，其餘的同志均被大火燒成殘骸、灰燼。現場慘不忍睹。

第三天，傅伯雍等人從渣滓洞回來，路過白公館監獄時，看到公路旁擺放著長長的兩排黑漆棺木，棺木上貼著紙條，已經裝殮入棺的有:東北軍副軍長黃顯聲將軍，張學良將軍的副官李英毅，《西北文化日報》社社長宋綺雲(共產黨員)及夫人徐林俠(共產黨員)、小兒子宋振中(即《紅巖》中“小蘿蔔頭”)等。

第四天，傅伯雍等人來到較遠的一個屠殺現場———電臺嵐埡。11月14日，敵人在這裡槍殺了江姐(江竹筠)等29名共產黨員。而11月14日當天下午，傅伯雍親眼目睹了江姐等人從渣滓洞牢房被押出來的情景，江姐高大的形象永遠留在了他的記憶中。

在一間平房的屋子中間有一個四方形的大坑。幾個請來的工人跳到坑下，清除上面一層薄薄的覆土，很快呈現出平整擺放著的烈士的屍身，面目均已腐爛，好不容易依據屍體長長的黑頭髮，辨別出江姐和李青林。

整整一天，從屍坑中找到29具烈士遺體，連同院壩中找到的王敏遺體，一共30具，能在棺木上寫上烈士姓名的僅王敏、江竹筠、李青林三人。

300口棺材裝殮烈士遺體

據有關資料介紹: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訊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大公報》報道了人們在電臺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1具。當時對楊虎城、楊拯民等人遺骸辨認非常難，根據被捕獲的特務交代，在磁器口找到曾經給楊虎城補過牙的牙醫辨認後才得以確定。

厲華介紹，1949年12月1日，解放軍大部隊抵達歌樂山後，只見屍橫遍野，對大屠殺現場進行封閉。12月5日，當時軍管會貼出通告，要求脫險志士及家屬前去報到登記，並以他們為主對烈士遺體進行辨認。同時調集了300口棺材來裝殮烈士遺體，每個烈士遺體用3丈白綢裹屍、2斤酒精消毒。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厲華說，當時按照家屬意願將英烈遺體就地或運回老家安葬，楊虎城將軍和黃顯聲將軍遺體分別被運回到陝西和北京安葬。

厲華說，對犧牲在歌樂山的英烈親屬，當時重慶市政府給予了一定撫卹，同時還向烈屬頒發“革命烈士證書”。像王樸烈士的妻子被安排在市政府工作，鄧小平等領導多次過問王樸家屬情況並接見。部分烈屬被安排到企業、學校工作。在農村的烈屬由政府發放大約3擔穀子，開縣黃楠才烈士的妻子李世芸收到3擔穀子後全部還給當地政府。

萬人追悼楊虎城暨殉難烈士

厲華說，1950年1月15日是個特殊的日子，這天重慶市各界上萬人在青年路舉行了“追悼楊虎城將軍暨殉難烈士大會”。在青年館大禮堂門口，用白布搭成的祭棚遮斷了整整一條青年路，從路上到禮堂內放滿了成千上萬的人們送來的花圈和祭品；從祭棚的兩壁到禮堂四周牆上掛滿了祭幛和輓聯！不到預定的12點，大禮堂內外已是人山人海。

劉伯承、鄧小平因有公要，特提前來到大禮堂哀痛地首先祭奠。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張際春、市長陳錫聯、副市長曹荻秋等以及各方代表和烈士家屬參加了追悼大會。中午12點，追悼大會開始。大禮堂莊嚴肅穆，烈士靈前香菸繚繞，燭光搖曳。在哀曲聲中，主祭人張際春等走到靈臺前向烈士敬香、獻花、奉水果,禮堂內外都聽得到哭泣聲，大會籠罩在一片悲痛的氣氛中。

《紅巖精神》

重慶解放後雖然處於百廢待興局面，但是一些脫險志士提出:儘快整理出大屠殺犧牲的英烈事蹟，通過廣泛宣傳來教育人民。市裡便集中了羅廣斌、楊益言等一批人士專門做英烈事蹟整理工作，將他們親眼所見和整理的英烈事蹟到學校、工廠廣泛宣講。羅、楊等人最早撰寫的反映紅巖英烈事蹟的《聖潔的白花》，後改成《禁錮的世界》，後來在青年出版社的幫助下出版了《烈火中永生》一書。

厲華說，1961年《紅巖》小說出版，迅速在全國引起強大反響，全社會形成了“紅巖熱”，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作品，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發行上千萬冊的書籍。1962年，為了配合《紅巖》的宣傳，《中國青年報》用較長時間開闢了《紅巖精神贊》專欄，全國各地讀者都爭先在專欄發表文章，紅巖精神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