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委鄧小平走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了這一偉大的歷史時刻。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這是鄧小平從青少年時代起就為之奮鬥的崇高目標和偉大理想，終於變成了現實。勝利時刻，他更加懷念在人民革命戰爭中犧牲的無數先烈和戰友。這一天，他揮筆為新落成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題詞：“永遠銘記著：在過去長期艱難的歲月裡，人民英雄們用了自己的鮮血，才換得了今天的勝利。”

此時，祖國的大西南尚未解放。鄧小平與劉伯承接受了中央的重託，勇挑歷史重擔，揮師大西南，解放了雲南、貴州、四川等廣大地區，進而坐鎮重慶，全面領導中共中央西南局進行了大量開創性工作，為西南地區的政權建立和鞏固、經濟恢復和發展、民族團結和穩定以及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西南工作的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裡，鄧小平心中想得最多的是“人民”。他反覆強調“我們黨是依靠勞動人民，替勞動人民謀幸福的”，並明確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為人民的”執政理念。1950年1月23日，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中共中央西南局向重慶人民發出號召：“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今天，我們在浮圖關的崖壁上，還可以看到這個醒目的標語，這就是西南局為重慶確定的施政綱領。當時的重慶，百廢待興，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中型生產建設和專案眾多，資金缺口很大。但鄧小平始終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想人民之所想，再難的事也要辦到。

面對解放初期經濟瀕臨崩潰、民不聊生的現狀，鄧小平主政西南後作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就是向中央反映四川人民的心聲，“以修建成渝鐵路為先行，帶動百業發展”。成渝鐵路開工後，所需的第一批器材分配給私營機器廠承製的就有500餘噸，這使得重慶停工已久的幾十家大中型鋼鐵廠、機器廠又重新開工，並帶動了相當數量的小型工廠陸續恢復生產。而鐵路所需的鋼軌、魚尾板和螺絲釘等器材，全部委託西南工業部所屬工廠加工生產。這樣既能滿足築路的需要，也為以重慶為主的大批工業企業帶來了生產任務。當時的第29兵工廠、重鋼三廠等企業就承擔了其中大量材料的生產任務。成功軋製出新中國第一根鋼軌的第29兵工廠承擔了成渝鐵路鋼軌生產的全部任務。1952年7月，成渝鐵路建成通車，不僅大大改善了成渝兩地的交通狀況，而且為沿線農副產品和礦產等富饒資源的開發創造了有利條件，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隨著工農業的發展，城鄉交流也因此打破了地區間的封閉狀態，為整個西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帶來了生機活力。

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親自提議修建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他說，重慶是工業城市，有著巨集大的工人階級隊伍，應該有一座具有一定規模和文化設施齊備、環境優美的文化宮，來滿足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現在重慶解放了，勞動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但這還不夠，還要讓重慶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勞動人民文化宮的計劃，並專門成立了修建委員會。鄧小平親自點將，讓當時的重慶市長曹荻秋擔任修建委員會主任。隨後，重慶市政府在財力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撥出專款，在中山二路修建了文化宮。為了保證工程品質，承擔這項工程的重慶營造建築工程公司調集了數千名能工巧匠和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負責修建。

1951年7月1日，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正式開工奠基。在整個文化宮修建過程中，鄧小平親自審查工程圖樣和工程模型，並多次到工地上視察工程進展情況。文化宮地處城市中心地帶，從選址到設計，從活動設施到園林綠化的具體分佈，都凝聚著鄧小平的心血。在修建過程中，他特別強調，要多聽聽人民的意見，要走群眾路線，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大力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修建委員會遵照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先後召開了十餘次座談會。分別邀請了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各界人士代表、先進模範人物和工會工作者等，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這對文化宮的修建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1952年5月1日，鄧小平再次來到文化宮施工現場了解工程的進展情況，曹荻秋市長邀請他為文化宮題寫宮名，鄧小平愉快地答應了。回到駐地後，他反反覆覆書寫宮名字樣，總共寫了36個字。他一個字一個字地仔細比較，用毛筆在36個字中圈出了17個字，最後從17個字中又精選出自己最滿意的10個字，派人給修建委員會送去。1952年8月5日，文化宮舉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禮，鄧小平題寫的“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10個大字莊重奪目。

除了文化宮，鄧小平還極力主張將重慶市委和市政府臨時用作辦公的“王園”和“渝舍”還給人民，闢作公園。他多次強調：要把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當成一件大事來抓，要讓人民在節假日有休息遊玩的地方。

重慶是西南地區黨政機關的駐地，機關用房需求量很大。解放初期在重慶有三級機關：一是西南局級機關；二是川東黨委和行署的機關；三是重慶市級機關。但在當時大興土木修建機關辦公用房和工作人員住房，是不可能辦到的。那時市政府就在現在的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辦公，叫“曙樓”。由於地方太小，只得把原國民黨重慶市市長楊森的公館“渝舍”，也就是現在少年宮的一半，作為市政府機關。而市委機關的辦公地，一開始設在學田灣大溪別墅一處叫“潛園”的地方，也是一個軍閥的公館，後因地方狹小，又搬到了“王園”。所謂“王園”就是現在的枇杷山公園。1937年，原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墳地在山上為藉口，強佔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園別墅，以獨門幽靜而聞名。1949年底重慶解放時收歸國有。

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容納下大機關、交通又方便的地方也只有這兩處了。但是與機關用房緊張相比，在鄧小平心目中，人民休閒娛樂的事更為重要。他對重慶市委、市政府佔用可供市民休閒遊玩的花園別墅很有意見。在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狠狠地批評了當時的重慶市領導。他語氣嚴厲地問道，你們的群眾觀念哪裡去了？這是脫離群眾、忽視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缺少群眾觀念的官僚主義。那麼大一個重慶市，連個像樣的公園都沒有，你們居然把這麼大片非常適合人民遊玩的場所佔了。會議室裡一片肅然。只見鄧小平掐滅菸蒂，眉頭一揚，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限你們搬出，一定還給人民，闢作公園！

1954年後，隨著重慶經濟的逐步恢復，財政收入有了較大的增長，重慶市委、市政府機關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搬遷條件，於是先後從“王園”“渝舍”遷出。接著，市委、市府又撥出專款，把“王園”擴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園，“王園”的原辦公房屋交給了西南博物院（重慶博物館的前身）。當時建成的枇杷山公園是重慶市最好的公園，專門修建的紅星亭是中外遊客欣賞重慶夜景的最佳觀景點。1955年，重慶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建成了西南地區第一座大型少年宮，不僅讓重慶少年兒童有了自己活動的場所，也了卻了鄧小平多年的心願。

此外，鄧小平還積極支援人民大禮堂和大田灣廣場的修建，特別是親自參與審定大禮堂有關選址、規劃、設計、資金等重要工作。1951年，正當大禮堂的徵地拆遷工作緊張進行時，一位市民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反映對馬鞍山有些拆遷戶的補償存在不當或過低的情況，使部分拆遷戶生活困難。鄧小平看完信，當即批轉給西南軍政委員會孫志遠祕書長，要求檢查處理。經深入調查，逐一稽核後，工作人員對補助偏低或有實際困難的，適當作了補償；對應該說明的也都做了耐心的解釋，最終拆遷工作得以按時完成，大禮堂順利破土動工。1954年，經過近3年的艱苦奮鬥，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終於竣工落成。在此後半個多世紀裡，它不僅是重慶市舉行各種重大會議和大型活動的重要場所，並以其華麗的外觀、磅礴的氣勢，成為重慶的地標式建築。

鄧小平主政大西南，不僅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而且給許多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1951年隨中央土改工作團赴西南調查考察，回京後對毛澤東說：“解放不到兩年，四川能出現這樣安定的情勢，不容易。那是一個很亂很複雜的地方，變化這麼快，出乎我意料。四川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劉鄧治理有方，他們是當地的執政者、軍政大員。特別是鄧小平年輕、能幹。所見所聞，印象深刻。” 毛澤東聞聽此言笑出聲來，大聲插話說:“樑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鄧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實踐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就會贏得人民的衷心擁護。

不論是新中國成立當天的題詞，還是堅持“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直到鄧小平晚年所說的“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熱愛人民，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託，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堅守的力量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學習鄧小平同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情大愛，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忠於祖國、忠於人民，腳踏實地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