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秦始皇及秦朝暴虐，一大罪狀就是“苛刑峻法”。

也就是罪名繁多，刑罰殘酷。

其實，根據歷史典籍、出土文物等綜合考證，先秦時期的法制原始、殘暴，秦朝只是有所繼承。

即使秦朝之後的朝代，雖然法制在理論上走向人性化的道路，但是法律實踐上卻是反覆無常，酷刑不斷復活，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暴秦”。

先秦時期的法制

自從夏代進入階級社會，就有了明確的刑罰。

《國語•魯語下》中記載：“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漢書•刑法志》中記載：“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說明禹時已使用刑罰。

到了商代，關於刑罰的記載逐漸增多。

根據古代文獻、甲骨卜辭和青銅銘文來看，當時已有一些令人觸目驚心的殘酷刑罰，如炮烙、醢和、脯、焚、剖心、刳、剔等。

夏桀、商紂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暴君。例如商紂對叔父比干處以剖心之刑，對大臣九侯處以醢刑（剁成肉醬）、鄂侯脯刑（製成肉乾）。

到西周時，制訂了法典《呂刑》。

刑罰主要包括著名的“五刑”：墨（在臉上刺字）、劓（割鼻）、剕（又作刖，斷足）、宮（男去勢、女幽閉）、大辟（死刑，常見為斬和戮），共計約三千條。

還有贖（以財物贖罪）、鞭、撲（杖擊）、流放等四種刑罰。

總共稱作“九刑”。法網之密可想而知。

周代的刑罰趨於成熟、詳細，成為中國刑法制度的最初範本。

秦朝的法制

到了秦朝，法律更加完備。

“商鞅變法”確立了以法家思想治國，使得秦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法制主要是維護絕對君權統治制度。

例如不敬皇帝罪、誹謗罪和妖言罪、以古非今罪、妄言罪、非所宜言罪、投書罪等。

而之前，人們並沒有受過這樣的專制統治的罪名刑罰，很不習慣這套法律枷鎖，所以深惡痛絕，成為秦朝暴虐的口碑證據。

其實，秦國是沿襲周代的刑制，只是增加了維護絕對君權統治的刑罰。

在刑罰的措施上，基本放棄了炮烙、醢和、脯、焚、剖心、刳、剔等酷刑，增加了夷三族、具五刑等。

“夷三族”就是誅滅三族。“具五刑”就是把“五刑”在一個罪犯身上全部施行。

當時，秦始皇掃平六國、統一天下不久，人心未定，原六國貴族心懷不甘，蠢蠢欲動發動叛亂，社會矛盾隱患重重。

因而“亂世用重典”。這種法制措施也被後世沿用。

而且在近現代，隨著越來越多的記載秦朝條律的秦簡出土，也逐漸還原出了“秦律”的真實面目。

事實證明，史籍以及人們傳說的秦朝“嚴刑峻法”，有很多被誇大甚至以訛傳訛的成分。

相比前代，秦朝的刑罰並不過分，頂多是伯仲之間。

如果說秦始皇殘暴的話，那麼他之前的夏桀、商紂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秦朝的法制還有先進的成分。

1.治理官吏方面。

秦代統治者根據“明主治吏”的思想，針對官吏不作為、瀆職，制定了相應的刑罰，嚴厲追究其責任。

首先強調官吏必須“明法律令”，要懂法、守法。

對於翫忽職守，有“犯令”、“廢令”、“不從令”的罪名。

例如針對管理糧倉的官吏，若發生遺失、損壞、火災，則主職官吏及上下級都得承擔罪責。

若糧倉漏雨致“朽禾粟”導致糧食腐敗，百擔糧食以下則“誶官嗇夫”，百擔以上至千擔則“貲官嗇夫一甲”，千擔以上則“貲二甲”，而且官嗇夫和眾吏必須共同賠償糧食損失。

針對管理武器裝備的官吏，若皮革被蟲咬，“藏皮革蠹突”，則罰主管官吏“貲一甲”，相關的令、丞則“貲一盾”。

對於貪贓枉法、收受賄賂，有“通錢”的罪名。“通一錢黥城旦”，收賄一錢，就要處以臉上刺字、服勞役的處罰。

這些刑罰制度，是為了激勵各級官員勤政、廉政，維護國家肌體健康、高效。

這也為後世統治者遵循“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國法則，提供了法理基礎，使得對官吏治理成為現實，行政法規更加完善。

2.憫囚方面。

秦朝雖以法家思想治國，但也吸收了“明德慎罰”、“慎獄恤刑”的法律思想，制定有“憫囚制度”。

例如囚糧發放管理制度。

秦律規定：“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鬥；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嬰兒之毋（無）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

就是說，隸臣妾如服役官府，隸臣每月發糧二石，隸妾一石半，如不服役不得發給。小城旦或隸臣勞作的，每月發糧一石二斗半，不能勞作的每月發糧一石。

同時還對婦女、年幼者的糧食供應量作出了規定，秦律規定：“其病者，稱議食之，令吏主。”即酌情發給。

秦朝時，罪犯要服勞役，一般就是男性“城旦”、女性“舂”。

但也有個人性化的規定：在農忙時節，刑徒可以勞役抵償貲贖債務，回家忙農事。

這些制度，體現了對囚犯體恤憐憫之意，以達到對違法犯罪者教育感化的目的。

秦朝之後的法制

秦國尤其是秦始皇時期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後世歷朝歷代制度的基石和框架範本，承襲了幾千年。

然而，其中一部分酷刑，也被照搬沿用甚至發展至巔峰。

即使在吸取了“秦暴而亡”教訓的漢朝，也是如此。

漢承秦制，漢朝的法律制度在繼承秦朝法制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

漢初統治者總結“暴秦”的統治教訓，深刻認識到酷刑的危害性，於是“約法省刑”，“恤刑憫囚”，逐漸推行仁政。

然而，《漢書•刑法志》中記載：

“當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詈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

也即漢朝沿襲了秦朝最有名的酷刑--夷三族、具五刑。漢朝開國名將彭越就是遭受“具五刑”而死。

西漢文帝時，改革刑罰，被推崇為中國歷史上的法律模範。

然而他也並不是完全廢除了殘傷肢體的肉刑，只是以相對較輕的笞、杖刑代替。

然而，當世以及後世，死於笞、杖刑之下的數不勝數。

而且這種刑罰，不但肉體遭受痛苦，而且侮辱人格。“士可殺，不可辱”，因而很多獲罪大臣寧願選擇自殺。

即使開國重臣蕭何、周勃也獲罪，遭受酷刑折磨。後來收買獄吏並找人說情，得以出獄。周勃為此感慨說：老夫身經百戰，卻不知道獄中小吏的厲害！

一些受誣告或冤屈的大臣，如景帝時的周亞夫、哀帝時的丞相王嘉等，都選擇在獄中絕食而死，以提前免除酷刑折磨和人格侮辱。

漢武帝時，形成了“外儒內法”的法制指導思想，但是隨著“外徵四夷，內興功利”，導致勞民傷財，怨聲載道，暴亂頻起，社會矛盾激化。

於是，漢武帝恢復了秦朝時的嚴刑峻法，湧現了一批著名的“酷吏”和酷刑，甚至超過秦朝。

即使身為朝廷官員也難逃酷刑、濫殺。例如司馬遷遭受宮刑之大辱，任安被腰斬等。

武帝一朝，丞相走馬燈似的獲罪、換人。當公孫賀被任命為丞相時，嚇得不敢接受，“頓首涕泣不肯起”。最終父子獲罪同死於獄中，且被滅族。

武帝晚期，因為“以名臣文武欲盡”，於是下“求賢詔”，廣求人才以補充官員隊伍。

秦朝之後，一直有關於廢除和恢復“肉刑”之爭，並對“五刑”屢加更定。

甚至前代的一些酷刑也不斷復活。

例如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周懷政及朱能等人偽造天書，圖謀作亂而事敗。

宋真宗則下詔令：“劉益、康玉、徐原等十一人，並活釘令眾三日訖，斷手足，具五刑處死。”

五代、遼代時，出現了又一殘酷的刑罰--凌遲處死。將犯人零刀碎割，使其極盡痛苦而死。

《宋史•刑法志》、《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凌遲處死”的規定。

明朝大宦官劉瑾被治罪後，“例該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頭一天先剮357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起開刀，一共剮了3天。”

明朝天啟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鄭曼，被“凌遲”處死，剮了3600刀。

明末著名將領袁崇煥，因被崇禎皇帝懷疑謀反，受凌遲處死，京中百姓爭啖其肉。

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時期的清朝，刑罰也發展到了極致水平。

例如有思想犯罪、因言獲罪、文字獄等密佈的“嚴刑峻法”羅網。

還有人所共知的滿清酷刑：剝皮、腰斬、車裂、俱五刑、凌遲、縊首、烹煮、宮刑、刖刑、插針、活埋、鴆毒、棍刑、鋸割、斷椎、灌鉛、刷洗、彈琵琶、抽腸、騎木驢。

從而可見，秦朝之前和之後的歷史時期，酷刑、殘暴政策一直存在。

即使秦始皇之後的朝代，雖然法制在理論上走向人性化的道路，但是法律實踐上卻是反覆無常，酷刑不斷復活，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暴秦”。

究其原因，刑罰文化具有複雜、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文化內涵，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歷史慣性，因而得以綿延數千年。

所以，如果說秦朝暴虐的話，那麼很多朝代也應該歸入此類。

#大秦賦##謠零零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