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經過商鞅變法，至秦昭王時期，國力已遠超“山東六國”中的任意一國，但當“山東六國”合縱抗秦時，秦國的兼併戰爭時常受阻，不得不陷入長久的對峙中，滅國戰則轉變為消耗戰。

戰國後期，秦國對“山東六國”的戰爭短則數月，多則數年。在這種持久的對峙中，軍隊的後勤保障是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其中尤以糧食的補給最為重要。

秦軍

秦政府從耕種的初始階段入手，保證每年的播種都能按時進行，從而為秋收奠定堅實基礎。《田律》對此做出了嚴格的規定。

秦國政府將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統由政府“制土分民”，並設“封”，禁止個人私自移動，違反的人要處以懲罰。以此來保證農民所得土地不會受到當地豪強的侵犯。

通過授田，將國家掌握的土地授予民眾，使他們從事生產，為國家繳納賦稅，同時又制定律法，禁止徙封盜田，保護小農份地，商鞅變法確立的“農戰政策”也使國家更加重視。這些措施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創造性，使農業生產得以發展，糧食產量也有極大的增長。

同時鐵具的廣泛使用和農業技術的提高，耕牛的使用使得秦國得以開墾更多的荒地，人均耕地面積遠遠超過山東六國，但畝產量較低。《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

算出戰國晚期秦國百畝提供糧食三百石，畝產仍是三小石。

隨之對關中農業區的開發，吞併巴蜀以及對其的開發，秦本土即與巴蜀連為一體。巴蜀豐富的物質資源暢通無阻地運往關中，秦趙長平之戰時，秦軍的糧食就有從巴蜀之地轉運而來的。核心農業生產區的擴大，其富天下十倍亦可視為其糧食儲備為山東六國的十倍。

​秦國解決了糧食供應，秦軍主帥便可從容實施自己的軍事策略，戰不勝，則圍城、則對峙，秦軍從此不再懼怕持久的消耗戰。

秦始皇

櫟陽和咸陽都曾是秦國的國都，秦國在此地建立了國家大型糧草倉庫，同時地方倉儲也普遍存在於郡縣之中。在近幾年出土的秦律中，也對於糧草的出入庫的流程與日常管理，有了明確的規定，《倉律》：

入倉禾，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餼，自封印，皆輒出，餘之索而更為發戶。嗇夫免，校者發，見雜封者，以題校之，而複雜封之，毋度縣，唯倉自封印者是度縣。

入禾未盈萬石而欲增積焉，其前入者是增積，可也；其它人是增積，積者必先度故積，當題，乃入焉。後即不備，後入者獨負之；而書入禾增積者之名事邑里於儈籍。萬石之積未盈萬石而柀出者，毋敢增積。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石一積，其出入禾、增積如律令。

對比《倉律》的內容，《校律》將糧草倉庫管理人員的權責進一步明確。

商鞅變法

戰爭中，充足的糧草的供給可以保證士兵的營養補充，穩定士氣，保證戰鬥力的有效發揮，往往是戰爭勝敗的重要因素，長平之戰中：

（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

作為軍隊糧食補給的關鍵，秦國軍用糧草的使用與管理是非常嚴格的，通過對發放人、領取人以及領取時間數量加以明確的記錄，可以較為準確的對軍糧發放進行統計、管理。

長平之戰

前308年，秦國攻伐楚國。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

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

秦軍糧食補給呈現“粟隨兵屬”的特點，兵士的糧食補給由其所屬的郡縣負責供應。秦軍的糧食補給大都依賴於各郡縣倉儲的糧食，秦軍征伐在外，糧食供給全靠各兵源地轉輸。

秦國在兼併六國的過程中，為了解決軍隊的後勤糧食供給問題，採取了多種措施，在各地設立了公用的馬、牛等專門給運輸糧食的人員使用；加強完善道路交通系統等途徑為軍隊提供糧食供給；重視陸路與水路建設；重視牛馬等的飼養。

軍糧運輸

俗語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正是秦國採取的這些措施，建立了一套在當時較為先進的糧食後勤保障體系，才能在戰國末期所向披靡，統一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