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無論是防範外部敵對勢力，還是鎮壓像太平天國這樣的農民起義，都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所以古代帝王大多都非常重視軍事建設。俗話說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為了在和平時期保持軍隊的戰鬥力，清朝帝王在北京城的郊區南苑以及蒙古草原、瀋陽北郊等地建設數個“圍場”，定期進行圍獵和閱兵。

若不令其每年行圍習武，漸致怠緩，軍士將流於玩愒為非——《清聖祖實錄》

據史料記載，康熙皇帝在位61年，臨幸南苑100多次，進行了41次圍獵和8次大規模的閱兵，而道光皇帝在位30年卻只進行了14次南苑圍獵，閱兵更是一次都沒有。難道是道光皇帝不重視軍隊的訓練和建設嗎？其實沒有這麼簡單。通過了解康熙時期和道光時期中央財政的收支情況，我們就能夠明白，閱兵其實是國家強盛的標誌。

高度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是康熙頻繁圍獵、閱兵的經濟基礎

自古以來，閱兵就有著重大的軍事、政治意義。《孫子兵法》講究“不戰而屈人之兵”，而要想達到這一目的，最好不過“觀兵以威諸侯”。但是，一場規模巨集大氣勢恢巨集的閱兵儀式，所花費的銀子自然也是不菲。

從清朝前期在南苑進行的多次閱兵來看，出動八旗兵力少則一兩萬，多則十幾萬，人數之眾多，次數之頻繁，是歷朝歷代所不及。皇帝檢閱結束後，還要對軍隊進行豐厚的賞賜。這些花銷都來自戶部的銀庫，也就是清朝的中央財政。

那是什麼支撐著康熙皇帝如此大規模地頻繁閱兵呢？除了恢復因明末戰亂遭到破壞的生產、停止更加破壞經濟的八旗“圈地”之外，高度集權的財政政策功不可沒。

清朝前期的財政賦稅權完全集中於中央，實行的是“解款協撥”制度。以清朝前期的四大主要收入（田賦、鹽課、關稅、雜賦）中的田賦為例，清政府每年按春秋兩次徵收，地方將規定數額的錢糧徵收上來之後，除一小部分造冊上報用來本地的開銷，如本地官吏的薪水發放之外，要悉數上解中央，如果地方有突發天災人禍需要用錢，則由戶部下撥款項救急。

清朝官方值錢，上面有戶部字樣

這一“解款協撥”制度從順治開始，到雍正時期逐漸完善。各項稅費徵收多少、留存多少、上解多少完全由中央說了算，地方政府不得隨意更改。這樣，清政府既斷絕了地方擁兵自重的財路，同時也使中央財政收支非常寬裕，幾乎年年都有結餘。以乾隆31年為例，這一年中央財政收入49371763兩白銀，支出30777500兩，一年就結餘了近1900萬兩白銀。

據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的考證，康熙48年（1709年）戶部庫藏的存銀已經高達5千多萬兩，這基本上夠清政府五年的日常開銷。在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又集全國的財富於中央的情況下，康熙大帝手裡總有花不完的銀子，自然可以頻繁閱兵，以壯國威。

在這樣的財力支撐下，據《清史稿》《清聖祖實錄》等史料的記載，自康熙四年至康熙61年這58年的時間裡，僅在南苑就進行了41次大型圍獵活動，其中康熙22年一年就進行了8次。還分別在康熙12年、16年、19年、21年、34年、39年、40年、43年進行了8次大規模的閱兵活動。

康熙四十三年正月丁卯，上大閱，於南苑南紅門內。列八旗火器、馬步鳥槍手，及護軍驍騎為三行。……進退作止、整齊嚴肅又極嫻熟。來朝之蒙古車臣汗等見之無不驚駭悚曰：“天朝兵威、誠亙古未有也。” ——《清聖祖實錄》

從這段史料中，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康熙時期大清朝的兵威，而到了道光年間，南苑圍場卻再也見不到這樣浩大的閱兵場面了，難道是愛新覺羅家的後人認識不到閱兵的重要性了嗎？事實沒那麼簡單。

郎世寧畫的正在閱兵的乾隆

缺乏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道光皇帝沒有了大型閱兵的本錢

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解款協撥”制度的完善，到了乾隆46年，戶部的庫存銀子已經高達7千多萬兩，乾隆也像他的祖父一樣，頻繁地在北京南苑圍場和蒙古的木蘭圍場進行圍獵和閱兵，但乾隆晚年的揮霍無度和四處征伐，再加上官吏的日益腐敗，中央財政已經開始逐漸入不敷出。嘉慶皇帝尚可勉強維持，可到了道光時期，“解款協撥”財政政策的缺乏擴張性就開始顯現出來了。

清朝前期的主要財政收入是田賦，包括田稅和丁銀兩種，也就是分別按照土地和人頭交稅，每年有兩三千萬兩白銀，大概佔到總財政收入的一半。

耕地面積的增長總有極限，而丁銀隨著康熙“盛世滋丁永不加賦”政策的確立，以及雍正二年“攤丁入畝”政策的實施，田賦這一最重要的財政收入基本固定下來，沒有了隨著經濟發展而擴張的方法。史料記載，順治18年（1661年）田賦收入2157萬兩，而經過整個康乾盛世150年的經濟發展，到了嘉慶17年（1812年）田賦收入也才有3284萬兩。

至於鹽課和關稅（和現在的關稅不是一個概念，清朝的關稅是指貨物在國內兩地之間流通時繳納的通關稅費。），清朝實行的是定額制，徵收數額在清前期就以《會典》等國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一兩百年下來，數額基本沒有大的變化。

雜賦雖然沒有定額，可徵收成本非常高，而且非常容易滋生腐敗，百姓交了錢，可不一定能進入戶部的銀庫。至於捐輸等收入，在乾隆時期差不多每年還能有300萬兩的收入，可到了道光時期，有錢人家六七歲的小孩子都捐功名了，即使捐資一再打折也沒有幾個人買有名無實的虛職，捐輸的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在這種求財無門的情況下，到了道光30年，戶部存銀已經僅存8百萬兩，更要命的是，第二年太平天國起義就爆發了。龐大的軍費開支和對列強的賠款成了壓垮清朝財政的無法承受之重。大學士文瑞的奏摺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了此時清朝財政的窘迫:

蓋天下財賦東南為頃者，金陵失守，安徽、兩湖等處又力量蹂蹭無餘，豈能復為徵稅。計今年入所虧又不下千萬。……思之實可驚心。且內帑所存數百萬，現用五十萬。內務府南庫久己告磐，北庫所存約不過十餘萬，縱使以此接濟業己不敷。而況軍興未艾，無日成功，源源請響又將何以應付耶……水旱無定，難以預期，是財用將竭而補葺無方，深堪懼也。現在戶部庫存不過支三、四兩月。兼之道路梗塞，外解不至，設使一旦空虛，兵響亦停，人心碎變，其勢岌岌不可終日。”據羅玉東《中國厘金史》轉引。

嘉慶皇帝曾說：“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整軍經武先王所以保太平也。”道光皇帝也說：“兵可不用，不可無備。”可見道光不是不知道閱兵的重要性，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運至此，別說閱兵，連圍獵都失去了原來的味道，騎不了馬拉不開弓的八旗子弟甚至鬧出了在圍獵時事先買好獵物，然後插上箭矇混賞賜的鬧劇。

諸環列至有預購雉兔，至臨時插矢獻之，而蒙花翎之賜，可為嘆息也。——清·震鈞《天咫偶聞》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皇帝在南苑進行了一次小型的閱兵儀式之後，南苑裡就再也沒有閱兵活動了。從下面史料的記載，我們明顯能感覺到，這次閱兵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氣勢上，已經和康乾盛世時期的閱兵相去甚遠。

九月，辛丑。上幸晾鷹臺閱神機營操。——《清穆宗實錄》

隨後內有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外有列強兵臨城下的咸豐皇帝，為了度過財政危機，不得不開始徵收“名曰病商，實則病民。病富民極少，病貧民極多”的厘金，但“封疆大吏及地方官員主張保留厘金制度，無不以籌措軍餉為由。”這種實行了78年的對商品的苛捐雜稅，雖然幫助清王朝鎮壓了農民起義，卻對中央財政於事無補，反而成為地方割據勢力的經濟來源，是造成民國軍閥混戰的經濟基礎。

據《畿輔通志·海子較獵即事》記載，嘉慶皇帝曾發出這樣的感嘆：“予幼隨四兄、六兄、十二兄，每歲海子行圍一月，已成陳跡。今日綿寧、奕綬、載錫等皆未及見也。”（綿寧是道光皇帝登基之前的名字，登基後改名旻寧）今天再讀嘉慶皇帝的這段話，令人感慨不已！一個靠弓馬嫻熟打下天下的彪悍民族，一支曾經威震海內的閱兵隊伍，就這樣隨著國力的衰弱、中央財政的惡化，消失在南苑圍場。今天我們翻閱史料，從大清皇帝在南苑的閱兵、圍獵次數和規模，能夠清晰地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大型閱兵是國家富強、國運昌盛的表現，是太平盛世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