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懷著青春的理想甚至少女的夢幻，走出三湘四水，來到了遙遠的邊疆荒原。從那時起，她們就開始在這蒼茫的大荒原上，演繹著一個又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也演繹著她們的光榮與夢想。她們孕育了後代，也孕育了愛、寬容、大義和堅韌
這是一段幾被遺忘的歷史，這是一群不為人知的美麗而堅強的中國女性。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共和國決策者一聲令下，除保留一個國防師外，王震率領的10萬大軍，加上國民黨起義官兵，計20萬人，一律鑄劍為犁，屯墾戍邊。
為了確保孤懸塞外的新疆邊陲的長治久安，必須妥善安排這20萬駐疆官兵的婚姻問題。於是，8000多名湖南女子首先應招入伍。
八千湘女中，有大中學校學生，有國民黨將軍的女兒，也有文藝工作者。她們懷著青春的理想甚至少女的夢幻，走出三湘四水，來到了遙遠的邊疆荒原。從那時起，她們就開始在這蒼茫的大荒原上，演繹著一個又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也演繹著她們的光榮與夢想。她們孕育了後代，也孕育了愛、寬容、大義和堅韌。
她們是邊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親。
當兵去
當年具體負責到湖南招聘女兵的是二軍六師政委熊晃將軍。熊晃帶領招聘工作團來到長沙後，在《新湖南報》登出了招聘啟事，大意是說，為了建設祖國邊疆，新疆軍區特地來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參軍進疆後，可分別入俄文學校和其它各類學校學習，或進工廠做紡織女工，或到農場開拖拉機，或進部隊文工團……只是沒有提“婚配”和“生兒育女”之類的話。
訊息很快傳遍了三湘四水，湖南妹子的心再難平靜。全省各地的女孩子聞訊趕來，其中有中學學生，也有正在大學讀書的大學女生。有的徒步走到長沙，有的瞞著父母家人；體重不夠的在懷裡揣上石頭和秤砣，身高不夠的就把鞋跟墊高了；年齡不夠的謊報年齡……一時間，到新疆當兵成了湘女的熱門話題，遙遠的新疆成了眾多湘女心中嚮往的地方。
鄭佩蘭：我在《新湖南報》上看到訊息後，非常高興。我就給父母說，我要到長沙去考兵，父母怎麼也不同意，說哪有女娃娃成天想著去當兵的？他們不同意，我就使性子。我表姑和我外甥女鬧著也要去。這一下，我們的力量增強了。於是，我們三人不顧家人的阻撓，決心偷偷地去長沙蔘軍。我們從各自家中出發，在衡山縣城我五嬸家集合後，再一起往長沙走。我虛報了年齡，把十四歲報成了十六歲半。然後就填一張表格，再寫一篇自傳，參加體檢。最後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似的。過了兩天，榜就貼出來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錄取了！從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了。我表姑和外甥女也考上了，三人高興得什麼似的，抱在一起哭了一場。
唐紀玉：我是長沙人，1937年8月出生的，當時才13歲，按說年齡是不夠的。黃念青是周南女中的學生，見過世面，不讓當兵就纏著別人，工作人員沒有辦法，就去請示熊晃，熊晃把黃念青叫到跟前，問道，小鬼呀，你為什麼要參軍呀？她說，抗美援朝，打擊美帝國主義。熊晃聽了，就笑著對工作人員說，這樣吧，我們組織個幼年文工隊，招一批人。於是，就招了30個人，年齡都是十三四歲的小女孩。我學過湘劇，自然也就考上了。
進疆路上
女兵們從長沙乘火車到達西安後，先進行10天左右的政治教育，改乘汽車繼續向西。車隊翻過六盤山、祁連山，穿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越過天山，便到了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從長沙至此近4000公里，稍作休整後，便被分配到天山南北的部隊之中。
迪化到和田2000多公里，到喀什1500公里，到阿克蘇1000多公里，到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也是800多公里，這些道路更加難行。有些被分到若羌、且末的女兵必須騎馬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當時河西走廊一帶土匪成群，到蘭州後，西北軍區就會派一個全副武裝的連隊護送進疆女兵，每輛車上都有三名男兵組成的戰鬥小組，車頭架著一挺機槍。女兵們則把頭髮盤在帽子裡，扮成男兵模樣。
女兵們平時都愛乾淨，但在西進路上就顧不得那麼多了。車隊上路後，不能隨便停車，解手只能在臉盆裡解決，然後再從車上倒下去。那盆子除了在車上解手時用外，宿營了洗一洗，再當臉盆；吃飯時它又成了菜盆。
汽車所到之處無不塵土飛騰，車裡塵土瀰漫著，土腥味兒使人呼吸維艱，好多人嘔吐得一塌糊塗。有一個順口溜：女兵進疆真叫苦，顛翻五臟和六腑。稀飯大餅吃不飽，補上一斤瀚海土。
曠湘清：我被編在一大隊一中隊一分隊一小組。我們那一批共有四個大隊，三千餘人，一、二、三大隊全是湖南女兵，整個車隊浩浩蕩蕩，我們那輛車是一百輛車的排頭車，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車隊有多長，但我一直沒有看到車尾在哪裡。
就這樣沒日沒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問，還要一個月，還有五千裡，問到最後都不敢問了。我那時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確實太漫長了。我們宿營也沒有定處，有時是在老鄉的驢圈、馬棚裡；有時是在汽車底下湊合；有時是在戈壁荒灘上；有時是在荒無人煙的山溝裡；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戲臺子上。
獨特的婚姻
當年駐疆部隊的婚姻狀況是這樣的：師以上幹部多數已婚，個別未婚；團級幹部少數結了婚，多數未婚；營以下幹部及戰士，除個別入伍前在家裡結了婚外，絕大多數尚未婚配。年齡普遍較大，師級幹部多數三十多歲，團幹部多數三十歲上下，營以下幹部多數是二十多歲，少數三十多歲。
內地女青年是分期分批來新疆的，迫於現實，軍人的婚姻問題，也就按職務、年齡、參加革命的時間，一批一批地解決。
當時除了招收了8000名有一定文化的湖南女兵先解決老同志的婚姻，1951年，又從華東招收了2000多名部隊醫院的護士，以解決營以上幹部婚姻問題，還從山東招了一批婦女，以解決連排級幹部的婚姻。這批婦女大多是寡婦，山東的戰亂太多了，她們的丈夫死於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最後，還有國民黨起義部隊一些老兵沒有成家，就在1954年招了920名改造好的上海妓女。
湖南女兵結婚普遍較早，丈夫大多是老紅軍、老八路，幾十年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很多人的身體都垮了，加之年齡偏大，這就註定了她們大多中年守寡。
曾經留傳一首打油詩：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兒育女把根扎。
那時候，女兵們最害怕聽到那個“談”字。只要一聽說哪個首長要找你談話，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長找談話”。到了部隊，組織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組織決定，也就認命了。當然也有違命不從的，但畢竟是少數。
王燦輝：我到了焉耆後，分配到了駐輪臺十八團二營，在塔克拉瑪干沙漠深處的草湖開荒。在沙漠中挖好地窩子，全營安扎下來，記得這個地下營地的唯一標記就是一根旗杆，如果那根旗杆沒了，在那沙漠中就很難找到家。
在這個幾乎沒有女人的集體裡，對每一名男性官兵來說，任何一個女兵都是一個遼闊而美麗的世界，是他們寄託自己想象中的愛情、慾望和家庭的載體。
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齡大，她們很快先後結婚了。我目睹了她們不幸，就去找領導，說我們是人，不能把我們拉在一起就過日子，但沒人理我，沒想我自己也沒能擺脫這種命運。
1952年12月的一天，教導員叫住了，他問我想不想成家？我不想。他說，你該成家了，組織上給你找了個全兵團都有名的英雄模範，他就是機槍連指導員趙自立，兵團模範指導員，是一個忠厚可靠的同志。明天給你半天時間，你們見個面，談一談。教導員說完就走了。我愣了半晌，哭著跑回地窩子，撲在床上嚎啕大哭。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必須長大成人，以面對即將面臨的一切。
指導員下了命令，我不得不服從。第二天早飯後，女兵們沒有進來，他進來了。他說，我是老地下黨員，1938年參加了八路軍，打日本，又參加解放戰爭，前前後後打了一百多次仗。來到新疆後，一直帶著機槍連的官兵們修建十八團大渠。我們家世代貧農，成分很好，我一個弟弟參加了抗美援朝，一個弟弟在家種地。我這人戰爭年代是英雄，生產勞動是模範。他一口氣把這些話說完，臉紅了。他在地窩子裡站著，個子很高，只能低著頭，兩隻手一會兒垂下來，一會兒又絞在一起。我氣呼呼地說，我不會跟你成家，我這麼小，怎麼跟你成家？都兩代人吶。這就是一個上午我們說的話。
那次見面不久，我就調到了團部當文化教員。我暗自慶幸，以為可以擺脫為自己安排的命運了。快過年時，營部通訊員牽著一匹馬來到團部接我，讓我回去。我問有什麼事？通訊員說，他也不知道。回到營部，我就被帶到了一個小地窩子裡。全營連以上幹部都喜形於色地坐在那裡。桌上放著兩小堆糖，每人跟前放著一杯水。一見我進去，營長就說，歡迎新娘子！接著就是“噼裡啪啦”的掌聲。我一下愣在門口，不知該進該退的時候，已被人推到了趙自立身邊。教導員馬上宣佈，經組織批准，機槍連指導員趙自立與團文化教員王燦輝現在結為夫妻，讓我們以水代酒，向他們表示祝賀，願他們永結連理，白頭到老！我還沒搞清是怎麼回事，婚禮已經結束了。
我站在那裡，覺得自己整個生命都在崩潰。然後，我不顧一切地衝出了那個地窩子，向著無邊的曠野，向著黑夜深處逃去。我一次又一次跌倒，索性把氈筒脫了，掛在脖子上，腳上只有一雙布襪子，我也沒覺得冷，沒覺得硌腳。我從營部跑回團部，跑了大半個夜晚，一雙腳血肉模糊，麻木得沒任何感覺了。我再也沒有回去過。直到三個月後，掃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營裡，但住集體宿舍，死活不去見他。就這樣抗爭著，轉眼半年過去了。
有一天，營長找到我，對我說，王燦輝同志，我現在告訴你吧，把你們招到這裡來，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設新疆的需要。趙自立同志是兵團的模範指導員，你這樣做，損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後如何帶兵？但無論他怎麼說，我死活也不答應和趙自立同房。但從此之後，就不停地有領導找我談話，做我的思想工作。在這種攻勢下，我最後終於難以忍受，同意與他一起生活。但我從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孫子，在照全家福時，我們才在一起照了個相。那時候，我們已經生活四十多年了。
鍾瑞蘭：由於自己的奮鬥，我在1953年由戰士提為排長。這在當時的女兵中，進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八十年代末退休時，我也只是個副指導員。
我提幹不久，也即建軍節那天，營長對我說，鍾排長，我營機槍連有個排長，也是勞模，你們倆挺合適的，排長配排長，勞模配勞模，應該是一個好姻緣。我在部隊已整整呆了兩年，知道營長的話決不是玩笑，就說，多謝營長的關心，但我現在還不想結婚，即使要結，彼此也得有個起碼的了解。營長說，結了婚再了解也不遲，今天過節，部隊休息，營裡剛好要主持一次集體婚禮，時間在下午四點鐘，你去準備一下，那排長我負責通知。我一聽，當時就傻了。
我去參加婚禮時，就已下了決心：作為下級，我遵命結婚；作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處置婚姻。也就是說，我在結婚時就已抱定了要離婚的想法。當然，這種想法是伴著內心的流血產生的。婚禮還沒有結束，我就離開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沒過幾天，我打了離婚報告。沒想到，離婚比結婚要難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報告，領導不但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還給我戴上了“看不起革命幹部、勞動模範”的帽子。但我仍堅持要離婚，到1955年，領導終於同意了。當我聽到那個訊息時，心情十分複雜。
王佩榮：我當時的職業是團部商店的售貨員，但那實際上是勞動之餘的工作。黃龍球任管理排長，長得年輕英俊，很注重軍人儀表，不管衣服多麼破舊，總補得平平整整，洗得乾乾淨淨。
他經常到商店來買東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說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聽，羞得不行，但我對他的印象的確很好，他向我求愛，我內心還是覺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說，我年齡還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歲，我可以等著你。他說完就走了。
我心裡七上八下的，不知該怎麼辦。我已知道了部隊裡有關婚姻方面的規定——先團級幹部、再營級幹部、連隊幹部。所以我雖然喜歡黃龍球，但不知道他一個排級幹部有沒有條件談物件結婚。但我相信愛是無罪的。所以，當黃龍球再次向我求愛時，我答應了。
我後來才知道，黃龍球比我大十三歲，只是長得年輕，從面相上看不出來。像他這種大齡的軍人，是准許結婚的。我也是那時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級打了報告，上級批准他戀愛結婚後他才來找我的。
我們在五三年結的婚。結婚不久，黃龍球被調到兵團司令部搞工程規劃，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六三年調到大泉溝水庫，六六年正要調任瑪納斯河管理處當處長時，文革爆發，整個管理處被解散，人員用五十輛卡車拉到南疆，遺散各處。我們來到了吾瓦。黃龍球被打成臭老九，當了“老牛”(當時兵團人對住“牛棚”者的稱謂)，下放到大田裡勞動。然後是打土坯，一頭(當時的人就這麼稱呼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塊土坯。完不成任務就要捱打，再後來就去養豬班當班長，一干就是八年。
他當老牛，我和孩子們也受屈辱。別人可以隨意罵我們，沒人敢跟我們說話，遇著了也躲著走。他們讓我與丈夫劃清界限，動員我們離婚、我說,我不會離，他就是死了我也不會離，不管你們給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愛的，我現在可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經過了時間的檢驗。這就像維吾爾族人在《十二木卡姆》
歌詞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愛一生，請問那白髮的老人”。
文革結束後，上級要調我們回兵團設計院，但我已經害怕他去當官，我希望過一種平靜的生活。那種政治運動使我至今還心有餘悸。我也不讓自己的孩子當官——以前是害怕政治運動，現在是害怕充滿貪汙腐敗的官場把自己的孩子弄髒了。
兒女們現在住在城裡，他們的父親去世後，就在城裡為我安排了住處，但我堅持要回到吾瓦來，因為我覺得老頭子還住在這裡，我得回來陪著他。我也不能讓這套房子因充滿塵土而顯得荒蕪。
我就在這裡，一天天地拭擦著屋子裡的傢俱，清掃那些塵埃：到了黃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遠山，望望沙漠，望望隨著季節枯榮興衰的綠洲，等待著我相伴著走過了坷坎一生的愛人，帶著原野的氣息，踏著穩健的步伐走回來。
最艱苦的創業
在新疆屯田墾荒，其實是一場更為艱鉅、更加漫長的戰鬥。因為開墾的全是沙漠戈壁、鹼灘沼澤，數千年來，幾乎沒人夢想過能從那些地方長出糧食。
毛燦奇：我到達焉耆後，被分在二軍六師十七團，雖說是一手拿槍，一手拿鍬，但除
了一身軍裝，除了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沒日沒夜地勞動，軍事訓練幾乎沒有。
那時日記必須寫，因為領導要從日記中看我們的思想動態。我寫了好幾大本，可惜在文革中被抄光了。當時住的是地窩子，面對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灘和鹽鹼灘相間的荒原，到處是狼、馬蚤子和蛇。有些鹼灘很深，可以把掉進去的毛驢吞掉。
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這樣的地方開墾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鏝，沒日沒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開了口子，砍土鏝把上全是血，紅的變黑、黑的結了痂，痂上又染血。發的黃棉衣是大號的，袖子長，我人小，手上滲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紅了。
我們每天凌晨三點半起床，簡單地洗漱之後，寫半小時日記，幹到八點鐘吃早飯，然後帶上兩個玉米餅子，一直幹到晚上十點才收工，回來後還要搞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搞完這個就十一二點了。休息的時間很少，吃的東西很差，玉米餅子硬得能把人打起包，總感到困、累、餓。好多次我幹著幹著活兒，就餓暈過去了。即使這樣，還要唱歌，說話，不然，領導就說你有思想問題。
為了當兵，我虛報了年齡，把十五歲報成了十八歲，所以到部隊後，人家也把我當成年勞力看。我當時也沒想很多，我只想勞動，只想當“勞模”，因為“勞模”當大了，成了全國勞模，就可以見毛主席。為了這個目的，我要求自己每一項工作都要超過男同志，挑柴時，男的挑一百五十斤，我挑一百六十斤，他們日開荒四畝，我開荒四畝半，完成不了，我就加班加點。就這樣，我在1952年評上了勞模，但由於不願結婚，說我“看不起革命老同志”，就把勞模改成了立一等功。
我那時的腦子裡，除了“幹活”兩個字外，剩下的就只有飢餓了。記得1952年割麥時，我一次吃掉了八個玉米饃，那饃一個就有三四兩重。還有一次，我立了一等功後去師部開慶功會。我姐姐毛淑奇在師部醫院當護士。我去看她，見面後就問她要吃的。剛好有剩下的病號飯，姐就端來了一缸子雞蛋煮麵條。自到了新疆，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雞蛋。端著缸子，我的眼淚嘩嘩地流了下來。幾口就把一缸子麵條吃完了。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老炊事員一見，就把我叫到伙房，端出一盆麵條來，說，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我一見，那個高興啊，把那盆麵條吃得一根沒剩。炊事員見了，不相信地嘟囔著，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唉，那是我吃過的最飽、最香，最可口的一頓飯，無論怎樣也不會忘記，幾十年了，我還記得它的香味。
從1951年到1960年，我年年立功，但因為出身不好，終歸沒評上勞模。有好幾次可以調進機關，但我都沒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艱苦的勞動一線調，十年勞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後身體垮掉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沒能見到他。
荒原的母親
孩子的降生，是荒原第一個生命的誕生，是拓荒人捧出新一代的開始。這使這位母親異常榮耀。她好像是所有拓荒人的妻子，好像是整個荒原的母親。
汪柏祥:當時，這裡只有三名從湖南軍政大學分配過來的女性。陳康漣到後四個多月，就被組織介紹給三營李營長結了婚，很快就有了身孕。這個訊息使墾荒的軍人們無比興奮，同時也感到了某種緊迫——新生命即將誕生，而這裡還一無所有。
十月懷胎，終於到了分娩的時候。那天，整個荒原都顯得莊嚴而神聖，每個男人的心都十分激動，好像在迎接一個宗教聖典的到來。
地窩子外站滿了人，烈日如火，但大家似乎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屏息靜氣地站著，像一座群雕。
母親躺在土臺上。四周的泥土使她覺得自己很像一粒正在掙扎著萌芽的麥種。一陣陣的劇痛使她覺得自己的身體被一次次撕裂了。她的手摳進了泥土裡，那把土被她捏成了團。
兩名女兵被她的痛苦搞得不知所措。不光是她倆。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面對生產。因為這個營，還沒有一個人做過父親。
血不停地流出來，滲透了土黃色的軍被，又滲進了土坑，滲進了泥土深處。
產婦的每一聲呻呤，都撕扯著每一位軍人的心，更不用說一陣陣撕心裂肺的慘叫了。他們沒有想到，生育要經受這麼大的痛苦。
李營長忍不住，不時地捶一下自己的頭，又不時地捶打著泥土，最後，他衝進地窩子，問兩位女兵，怎麼樣？
好像生不出來。
他聽說後，轉身衝出地窩子，大聲喊叫，衛生員！
到！
你進去看看！
我？可我是男的。因為不好意思，衛生員的臉羞得像猴子屁股一樣紅，愣了一下，又說，我？營長，你知道，過去總是打仗，我也就包紮包紮傷口，平時看個頭痛感冒的，對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沒想過，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沒有這方面的書？
沒有。
那你也得進去看看，這裡就你一個衛生員，你要想辦法，爭取讓孩子順利地生下來。
衛生員紅著臉，在地窩子門口猶豫著。
快進去呀！官兵們一見，著急地齊聲對他吼叫起來。
他沒有辦法，很難為情地搓著手，紅著臉，低著頭，像個罪犯似的進去了。
過了一會兒，他滿頭大汗地跑出來，對營長說，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難產，得趕快送師醫院。
可怎麼能快起來！到師部二百多公里，連一輛汽車都沒有。營長絕望地說。
我們抬著嫂子往師醫院去，多派一些人，輪流抬，跑步前去，這樣穩當，比馬拉車在土路上顛快些。一位戰士說。
好，給師部發電報，讓他們也派車來接。教導員說。
這是一支奇特的隊伍，是生命的新生與死亡的一次賽跑。
沙漠熾烈的熱浪蒸騰而上，每一個漢子的衣服都溼透了，像不是在Sunny中，而是在暴雨中飛奔。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著。
過了策大雅，終於看見了師醫院的軍車。當醫生看到那麼多的人時，吃了一驚，當產婦抬到他們跟前，他們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問：有這麼快嘛，跟我們汽車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術室就設在“道奇”牌汽車上，人們圍著汽車，靜靜地等待產婦能脫離危險，期待著孩子能順利降生。
產婦當時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醫生檢查後，對營長說，幸好送得快，還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營長都要哭出來了。
醫生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他已經丟了。
這一次生育，使部隊意識到，應該在基層設婦產醫生。應該有會接生的人。因為和平意味著新生的開始。
所以，我一到輪臺不久，營裡就推薦我去學醫。我到部隊不久，就聽說了營長妻子難產的事，我當時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當一名婦產醫生，沒想天遂人願，心裡自然高興。
學了幾個月後，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來那天，人們熱烈地歡迎我，雖然我還算不上是一個醫生，大家已尊稱我為醫生了。他們說，有了汪醫生，再不會有初夏那令人傷心的事情發生了。
大家挖了一間地窩子，正式命名它為“戈壁休養所”——當時基層部隊還不叫衛生所，都叫休養所，我是所長兼醫生和護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個孩子——這可是這片荒原上第一聲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興地跑出地窩子，大聲宣佈道，她生了，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們聽了那訊息，激動得雙眼潮溼，大家齊聲歡呼起來。
在我和官兵們的記憶中，那是最美麗，最神聖的夜晚。因為生命的誕生，那片荒原顯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滿了生機。當新的一天到來，當太陽從東方升起，我們覺得這荒原的歷史真正地開始了。
我現在已經六十六歲，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緣的這個團場裡，從我接下第一個孩子時，整個荒原上也就兩千來人，現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變成了綠洲。而經我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壯成長。
我一直不願意搬到城裡去住。唉，怎麼說呢，聞慣了這裡的氣味，泥土的、莊稼的、樹的、野草的、還有我工作了一輩子的產房的氣味，城裡聞不到這些氣味，我不習慣。還有人總希望我去接生，說我接生保險不說，孩子好養，不生病。
的確，我喜歡孩子，我一生最愛唱的歌是《睡吧，小寶貝》。我在接生第一個孩子時，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接生時唱給產婦和即將臨世的孩子聽。後來，我看了墨西哥電影《生的權利》，聽了它動人的插曲後，再也難以忘記，我覺得這首歌就是寫給那個孩子的，專門寫給那個有一個苦難的母親的孩子的——
睡吧，小寶貝，快安睡，你的黑媽媽在你身邊。夢中會得到許多禮物，糖果糕點啊任你挑選，等你睡了，我就帶上你去到天宮，在那天宮百花盛開，萬紫千紅，黑人小天使快樂無窮……
湖湘子弟滿天山
朱楚湘：因為姐姐朱楚蘭一個人進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
那天，當母親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說楚蘭當兵走了，沒攔回來。大家都以為她是去了北韓。結果卻是新疆。
母親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兒女成人的母親一樣，害怕孩子們有個什麼意外。
我們在老家時曾聽說她們到新疆滿三年後就能回來。沒想到第三年時，收到姐姐的信，說她已經結婚，又過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個孩子已懷上了。我們當時就感覺她不會回到湖南來了。
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太不可思議了。真的無法想象姐姐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自她懷第二個孩子時，母親就想過去幫她。但姐姐想著自己在安集海開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窩子，勞動強度又那麼大，怕母親見了傷心，就沒答應。直到她懷第三個孩子搬到石河子時，才答應讓母親去。
看著母親獨自一個人上了火車，我們感覺母親再也回不來了。不想，她一個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裡。收到姐姐的來信，我們真是不敢相信。但她的確沒再回來，她成了我們家繼姐姐之後，第二個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個就是我。
我當時在湖南省稅務局工作。到新疆來，主要還是因為思念母親。還有就是覺得大西北艱苦，能鍛鍊人，剛好我寫信給姐時，幹部處的人見我的字寫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開玩笑地對姐說，我們這裡需要你弟這樣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動員過來呀。
姐說，讓我試試。
她就寫了一封信來。我想母親在那裡，去就去吧。信去後不久，新疆發給湖南省人事廳的調函就來了。我走了三十五天，終於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沒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也隨後來了。
二姐朱楚馥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岳陽一所中學任教；姐夫朱獲畢業於
北京大學，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到了河南焦作教書。當時兩人分居兩地，政治壓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親為由，帶著九歲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書。
姐夫後就被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高中的物理。他是這裡的第一個北大畢業的知識分子，也是這裡的第一位物理老師。後來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階教師，都榮獲過農業部“從事農墾教育30年”榮譽證書，他們為兵團培養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滿天下了。
我主要從事文祕宣傳工作，主持和參與編修了五部史志著作，近三百萬字。弟弟是一名基層領導幹部。
五十年過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由一個人發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還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為知識分子。大姐十七歲入伍，母親四十四歲入疆，她們都已埋骨天山。雖然業績平凡，但自從建國之初毛澤東主席借鑑歷代西域屯墾戍邊的成敗得失，將駐新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十萬名官兵集體就地轉業至今，能發展到二百多萬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開墾出一千四百多萬畝耕地，修建六點四萬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庫，能年產糧食十多億公斤，年產棉花一萬一千萬公斤，能興建一千三百多個工礦企業，工業總產值能達到三十多億元，能擁有商業機構近三千個，在一九八八年的商品零售總額就能達到十八億多元；能修橋築路近兩萬公里，能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專業學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學近六百所，小學一千二百餘所；能有科研機構一百多個，衛生機構六百五十多個，正是因為有這些普普通通的人。
雖然我們全家來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許許多多來自五湖四海的兒女一樣，被這塊神奇的土地吸納到了這裡。
這是命運，這也是這片土地對我們的恩賜。
她無疑已是我們的故鄉。
我還要說的是，如果說當年讚揚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滿天山”的詩，還只是前人的一個夢想的話，現在這個夢想已經變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