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王韜

1894年，一位性格急躁的青年，決心從華南的家鄉北上，給當時最有實權的官員李鴻章上書，陳述自己的改良主張。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了一陣，結識了當時已經聲名顯著的老者。老者幫他修飾上書，還給李鴻章的幕僚寫了一封推薦信。

這位年輕人是孫中山，老者便是王韜。

相比前者的“連篇累牘”，王韜在高中歷史課本上只有一句話——和鄭觀應一樣，作為晚清最早的改良思想家，給後來的維新派、革命派提供了思想資源。

只不過，人們往往只看到人物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忽略了風起雲湧的中國近代，存在著一條與內地差異巨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走廊，即香港-上海走廊，而大量的先鋒人物，無不出自於這條沿海地帶：蘇州人王韜如此，中山人鄭觀應也如此，孫“中山”更是如此。

時至今日，中國率先衝擊區域融合的，依然是這兩個自19世紀起就受到西方影響、並有著大量溝通和碰撞的地區——粵港澳、長三角。王韜的經歷和主張，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管窺中國近代改革路徑的幽微小道。

西風浸潤的粵港澳長三角

香港-上海走廊的提法，來自於保羅•柯文（Paul A. Cohen ）的《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一書。柯文師承費正清和史華茲，本書是他的第二部著作。

在書中，柯文圍繞王韜的生平和思想，主要討論了“傳統”與“現代”的複雜關係、中國地域文化對其誕生人物的影響等問題。重要的是，柯文一反“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研究模式，注重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連續性。在書的最後一章，柯文對王韜及同時代知識分子做了整體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國沿海具有創新功能，而這種創新只有經過“內地”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保羅·柯文

19世紀50年代，王韜一直在上海工作，1862至1884年則幾乎待在香港，然後又回到上海。鄭觀應、唐景星、容閎則生在穗港澳地區，在珠江流域接受教育後，來到上海度過餘生。

香港和上海的特殊地位，是鴉片戰爭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劃出來的”。作為兩個沿海城市，香港和上海既不是純粹的現代化，也不是徹底的傳統化。它們身處兩種文明交匯之處，兩種文明都不起統治作用。在這裡，內地那些阻礙變革的社會壓力、心理壓力，很大程度上已經沒法發揮作用。

同時，香港和上海城市中隨處可見的商業競爭，加強了改良派的重商意識。王韜、何啟和鄭觀應都主張中國政府應該保護和鼓勵商業，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輔助他們開拓海外貿易。

香港和上海的殖民地風氣也令一部分落後的中國人感到自卑。恥辱的情感對促成沿海改革者的民族主義思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香港是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西方各國中產階級的虛偽本性，常常加倍地表現在殖民地社會當中，殖民者建立了刻板的社會屏障，將中國人完全排斥在政治機構之外。

縱觀王韜的一生，科舉失敗，做翻譯、辦報，和西方人共同工作，生活在上海和香港，到歐洲和日本旅遊，造就了他閱歷廣博、眼界開闊、融貫中西的前瞻地位。但是，王韜對一個拒不承認他的才華的體制的怨恨，未能盡孝道的慚愧和因國族孱弱飽受歧視的屈辱，混雜在一起，令他酗酒、嫖妓，最終吸食鴉片成癮。

王韜自己也意識到，自己面臨個人的十字路口，與中國面臨的十字路口緊密交叉。既然已經背離傳統，那麼也只能懷著飽受傳統滲透的叛逆之心，決然地向一種新的人生走去。

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蛋糕”問題

20世紀之前，中國的經濟幾乎完全依賴於農業耕作。王韜經濟改革的主張，都和農業關係不大，自然也和時代格格不入。他專注好幾個領域：交通運輸、開採礦藏、機器製造、商業貿易——都是他長期觀察西方得出的“藥方”。

對王韜來說，發展非農業經濟的目標只有一個：增進中國富強。因為正是在機器製造、海外貿易等方面，世界強國的經濟模式和中國迥然不同。

王韜全面擁抱“富強”經歷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開始，王韜把“富強”本身視為目標，到1865年之後，他強調“樹國威”，認為富強是國家強大的手段，而只有國家強大，才能抵禦外辱。當時的非難者指責他天天把“富強”掛在嘴邊，將導致“管商之風熾，孔孟之道絀”，王韜直接頂了回去，說軍事強大了以後儒家道德才能得到弘揚。

不過，一般來說，“富國強兵”是法家對中國政治思想的貢獻，和儒家提倡的政府儉樸、人民安居有明顯的區別。後來才有一部分儒家學者論證“富強”完全符合儒家的終極價值。

晚清時期的上海製造局路，其得名於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傳統語境下，“富強”還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國家的財富增加，意味著人民的財富的減少，有點類似於“國進民退”。王韜通過研究西方的經濟模式，開始認為國家和人民可以共同富裕。當然，我們不知道王韜是否認識到：“共同富裕”很大程度有賴於西方諸國海外殖民地和母國聯通而催生的“大市場效應”，極大地增加國民財富，做大了蛋糕——這是後話了。

王韜對中國交通運輸現代化最為關注，他很早就發現了交通革命中蘊含的全球化趨勢。19世紀中葉，河運體系已經衰退，60年代後期，華東的秩序漸趨穩定，許多中國官員主張重建河運體系，王韜則堅持主張海運。

他表示，自主造輪船，一方面可以運糧，一方面可以巡洋，加強海上防衛，同時供給海軍訓練。多餘的船，還可以租給私營公司，用於商業航運，租賃費用匯集到總局核算，剩下的再用來修葺舊船和造新船。

1895年，中國的全部鐵路還不到300英里。中國對鐵路的抵制心理很強：費用大，土地使用權棘手。1876年，英國未經授權試鋪上海到吳淞的鐵路，清政府立刻掏錢買下，拆掉。王韜在旅居歐洲期間，第一次坐了火車，眼花繚亂的他不忘在家書中預測，不出100年，中國的鐵路將縱橫交錯。

王韜還指出，歐洲人用鐵路里程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富強程度。另外，鐵路不僅便利了地區間的貿易，還會使一個疆域遼闊的國家成為軍事統一體。

晚清時期的老上海北站

日本窺視於東，俄國虎視於北，王韜號召中國各地發展快速通訊能力——電報。60年代後期，他參觀了倫敦中央電報局，親眼目睹市民如何使用電報。盛讚美國架設太平洋海底電纜連線加利福尼亞和上海的同時，他也痛心中國的止步不前。

王韜主張發展採礦業。他強調，在蒸汽、鐵路和機器時代，煤、鐵是富強的主要基礎，重要性遠超金、銀。歐洲煤、鐵日益缺少，正是19世紀70年代西方殖民活動加強的主要原因。

60年代後期，王韜在愛丁堡參觀了國外武器展覽，驚奇地發現，原來自己幾年前撰寫的火器製造方法已經過時，技術的迭代超過了他的想象。他警告國人，各國都在努力改進現有技術，如果中國滿足於一味仿造，終將落後。

崇尚“經濟國家主義”的讀書人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大，則會發現，王韜的生活時代、生活環境，固然受到中國傳統王朝的衰落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世界貿易發展的波及。這一過程，是柯文未能提及的。

世界市場對茶、絲、棉、蔗糖的需求，大大刺激了中國的經濟作物的種植和手工業製品的發展，輸出急劇增長。在1870-1894年間，棉花輸出量從23355擔增至747231擔，增長32倍；菸草輸出量從4233擔增至113886擔，增至27倍。茶葉、蠶絲、豆餅的輸出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從18世紀30年代開始，中國已經開始向西方出口棉織品，到鴉片戰爭前，大約達到平均每年出口34600匹的水平。

中國的傳統小農經濟發生了顯著的商品化變化，自足式發展已經被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系統中去。世界經濟的波動對中國經濟影響，在19世紀中期以後已經很明顯。鴉片戰爭之後，印度和英國的洋紗、洋布倒流入中國，造成紡紗業的急劇衰落。

同時，白銀也在經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境內銀礦有限，過去通過貿易從安南、緬甸和日本輸入白銀。美洲被發現後，美洲白銀通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道輸入中國，到18世紀下半葉達到頂峰，估計輸入量為一億銀元。由於中國對銀元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導致對世界金銀產量的增減、比價的漲落都比較敏感。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就說過，中國的銀與金的比價，對中國經濟不利。清政府不管理主幣，只發行輔幣。到了19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採用金本位，中國不得不用很高的代價購進比歐洲貴得多的白銀，造成整個國家的財富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二。

但是，以上這些無形的變化很難被人們觀察到。而王韜逐漸感受到了，這也是他著迷地專注於和西方進行經濟競爭，曾一度傾向於國家經濟主義的緣起。對此，他的西方朋友時常感到迷惑，在王韜這樣的知識分子身上，似乎中國發展經濟就是為了免於落後，免於捱打。他們常常懷疑王韜是不是擔憂得過了頭。

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腦海裡，經濟現代化的目的無限接近於富國強兵，幾乎無可辯駁。因此，他們也都抱有經濟國家主義的立場。王韜分析說，中國在短期內打不過西方，但是可以採取措施和西方進行經濟競爭。如果西方在經濟競爭中失利，最後就會離開中國。

這種很像早期列寧主義的構想，在其後的中國改革中也十分普遍，也揭示了列寧在20世紀的中中國產生巨大號召力的深刻原因。

19世紀90年代，王韜要求政府設立商局，負責收集和整理商業情報，開發中國經濟資源，並尋求防止中國財富外流和吸引外資的辦法。王韜還認為，政府有必要設立特殊的商業和技術學校，好讓中國商人出國做生意之前接受數學、地理和外語等方面的訓練。

王韜曾經提問：為什麼中國經濟成就不如西方？他自己的回答是：“特上未之重耳”——政府沒有重視而已。在另一篇主張變法的文章裡，王韜寫道：“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漬於無形，轉移於不覺。”

哪怕是在接受西方思想最為寬容的沿海地區，最早迴應“西方衝擊”的知識分子們，也沒有完全模仿他們的西方“老師”，而是不自覺地從中國的思想、政治傳統裡尋找挽回尊嚴的資源。

這種自覺，一直都在影響著這片土地。

作者 | 榮智慧 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高階研究員

編輯 | 譚保羅

排版 | STAN

南風窗·江南智造總局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