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稱一生有四個“沒想到”:最討厭哲學，沒想到教了哲學；沒學過孔子，沒想到講了孔子；沒讀過大學，沒想到教了大學；標準的京城人，沒想到致力於鄉村工作。

這個人就是有著“中國最後一個大儒”之稱的梁漱溟。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生於北京官宦之家，是元朝蒙古樑王的後代，兄妹四人，原名樑煥鼎。

1911年，樑煥鼎加人同盟會京津支部，在機關報當編輯及外勤記者。總編輯很喜愛他，有次為他寫了一幅扇面，上書“漱溟”二字。後來，他就以此為筆名發表文章。由於畢業報考北京大學未被錄取，梁漱溟發奮，公開宣稱:“今後一定要夠得上，叫北大請我去當教授。”

梁漱溟曾任內閣司法總長祕書，其間不堪官場的爾虞我詐，加上母親去世，曾數度想自殺。後來潛心佛典，做了一位居士，立誓“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現在日生”。此後的七十多年，梁漱溟堅持食素，除了雞蛋與牛奶，其他葷腥一律不碰。

1916年，梁漱溟發表了《究元決疑論》，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蔡元培想聘梁漱溟來北大教印度哲學。梁漱溟說:“我只是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反問道: “那麼你覺得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梁漱溟說不知道，蔡校長馬上說:“既然找不到這樣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

就這樣，本欲往衡山出家的梁漱溟，二十四歲就做了北大的老師。梁漱溟的父親樑濟是清朝四品文化官員，多次勸導兒子讀儒學，這樣可以讓更多的人受益。1918年，帶著對這個世界的無限絕望，樑濟跳湖自殺。 此前兒天，他曾問梁漱溟: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想了想，認認真真地答道:“我相信這個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梁漱溟說對了，只是他的父親卻不能親眼看到了。

在北大，梁漱溟是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註冊的聽課生有八十人，結果來了二百多，不得不移到大講堂。據說除他之外，僅蔡元培、胡適二人能享此待遇。梁漱溟的說話特點是慢吞吞，但直指要害，有著子彈一樣的穿透力。那時北大的教員休息室群賢畢至，梁漱溟放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文草。。辜鴻銘翻了翻說:“有心人哉。”胡適在日記裡寫道:“樑先生這個人是要鬧革命的。”

曾有個小插曲，梁漱溟常去同事楊懷中(楊昌濟)家裡探討哲學問題，總有一位高大青年為他開門，兩人沒說過幾句話，只能算是點頭之交。後來，楊懷中病故。葬禮上，梁漱溟見他以女婿身份張羅事情，並不曉得此公姓甚名誰。直到1938年，兩人在延安長談了八次，有兩次還是通宵達日。當年在北六圖書館拿月薪八塊大洋的毛澤東說:“我和梁漱溟早就熟。”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幸好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78年“兩會”，梁漱溟在政協發言，公然否定“文革”，他是舉國第一人。後來落實政策，梁漱溟沒有申報損失，只說了一句:“我所受的損失，不是多少金錢所能補償的。”

1985年12月，北大哲學系為馮友蘭先生舉辦九十華誕慶祝會，邀請梁漱溟參加，被他以“天氣不好，不宜出門”為由拒絕了。事後，梁漱溟寫信解釋說:“北大舊人現唯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來參加壽宴。如到我處來談，則當以禮相待。”之前兩人曾聊過一次，梁漱溟直言不諱:“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的《人心與人生》出版於1976年，日本想引進翻譯，並用稿費設立一個“梁氏基金”。梁漱溟對此不予置評，說這是日本人的想法，中國人不把著作當成商品。梁漱溟臨終前，有人問到在北大設立梁漱溟獎學金的事，他只說了一句:“小事。”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歲。